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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十八代皇帝大多碌碌无为，真正可圈可点的并不多，除了太祖太宗仁宗外，值得一说的可能就剩下宋神宗赵顼了。这位只活了三十六岁的皇帝，曾经在朝野上下轰轰烈烈地掀起过一场改革风暴，他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也这正是这样一股劲头，让他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公元1067年，十九岁的少年天子赵顼登基了。这位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即位伊始，就不得不面对祖宗交给他的一副烂摊子。彼时，宋王朝的气脉已经运行百年，早已显现出疲态，连年的岁贡令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而庞大臃肿的官僚体系更成为滋生惰性和腐败的温床。面对王朝积贫积弱的现实，年少气盛的宋神宗赵顼决意在国内掀起一起改革弊政的风暴，为此，他找到了三朝元老富弼，热情澎湃地向其讨教富国强兵之策，然而，这位垂垂老者早已不复当年仁宗朝庆历新政时的锐气，他颤威威地对这位少年天子说：“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宋史·富弼传》）老态龙钟的富弼给宋神宗的，是当头一盆冷水。
这就是宋神宗赵顼在即位之初所面对的朝堂，因循守旧的臣僚们都在明哲保身，根本无意革除积弊，对心怀壮志的宋神宗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孤独的语境。然而，宋神宗在孤独的行走中，还是发现了一个人，他，就是王安石。早在仁宗朝，颇富治国韬略的王安石就曾经写过一篇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指出宋王朝内部的诸多危机，并针对这些危机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略。这是一篇言辞激切的谏言，尽管并未引起宋仁宗的重视，却让当时的皇孙赵顼记在了心里。等到赵顼君临天下，当他失望地面对着满朝文武，王安石的名字再次震响在耳畔。很快，他便将王安石由一介地方官迅速擢升为参知政事，开始着手变法事宜，他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关系更是超出了君臣之谊，在宋神宗看来，即便整座朝堂都喑哑无声也没有关系，他只要有一个王安石就够了。这一年是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在风雨声中，血气方刚的宋神宗和踌躇满志的王安石上路了，“熙宁变法”从一开始就很悲壮。
宋神宗像
事实证明，王安石的到来，令宋神宗陷入了更深的孤独。作为大宋王朝的首席执行官，王安石的确有着过人的政治才能，在他的主持下，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保甲、方田均税、保马等诸项新法相继出台，随着新法的陆续施行，宋王朝的国力大大增强，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然而，王安石执拗的性格也让他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树立起了太多的敌人。史载，王安石“个性刚愎，不通人情”，朝中人称“拗相公”，这样一种性格主持变法，当然很难争取到更多人的支持，以至后来许多中间派都倒向了守旧派；而随着新法的施行，朝中守旧势力和宗室外戚的利益已经被触及，他们不仅向朝廷上书抵制新法，围攻王安石，更煽动两宫皇太后教训新皇帝“祖宗法度不宜轻改”。面对整个朝堂的一片呵责之声，宋神宗没有动摇自己改革的初衷，他力排众议，一如继往地信任王安石，给了王安石更多的权力，不仅如此，为了减少变法路上的层层掣肘，他先后罢退了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等人）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在皇权的推动下，“熙宁变法”进入高潮，但宋神宗心里明白，为了变法，为了王安石，他已经把所有人都得罪了，皇帝固然拥有生杀夺予的大权，但同样需要强有力的支持，当变法进行两年之后，他的身边仍旧只有王安石这样一个可用的臣子，宋神宗已经感到了莫大的孤独与悲凉。
宋神宗第一次对自己力推的改革产生强烈的挫败感，是因为一幅来自民间的图画——《流民图》。此前，各地反常的天象早已成为守旧派借题发挥的谶辞，他们将河北大风、华山崩裂这些不详之兆归咎于变法，对此，宋神宗并不以为然。可当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的大旱之年，一个叫郑侠的官员献上这幅《流民图》时，这位年轻的皇帝却再也无法平静。这是一幅充满了饥饿和死亡的图画，画中的流民骨瘦如柴，土地的颗粒无收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卖儿鬻女。一心要改变民生的宋神宗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轰轰烈烈的改革在大旱之年竟毫无成效，心绪难平之下，他在第二天便暂停了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十八项法令，在一片诋毁声里，他不得不接受王安石的辞职。尽管第二年二月王安石便回京复职，但熙宁九年，由于爱子病逝，加之旧派势力不断对其施压，这位锐意改革的老臣终于被压挎，他再次向宋神宗递交了辞呈，从此退居金陵，再也不问政治。空荡荡的朝堂之上，宋神宗目送着这位疲惫的臣子远去，他已经隐约感到冬天的到来。
郑侠所献《流民图》
“西母池边宴罢，赠南枝、步玉霄。绪风和扇，冰华发秀，雪质孤高。汉陂呈练影，问是谁、独立江皋。” 独立江皋的宋神宗是孤独的，王安石走后，宋神宗的“熙宁变法”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他一个人的改革，彼时，诺大个宋廷，真正心忧天下的，已经只有皇帝一人。为了尽早显现变法的成效，又不至引起朝野的更多争论，宋神宗在前十年的变法基础上，开始转向强化军兵保甲的改革，旨在对外增强对辽、西夏的战斗力，同时改变守旧派们对变法的排斥状态。然而，文官带兵的传统是宋王朝百年羸弱的主因，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皇室内乱，急于攻夏雪耻以节省“岁贡”的宋神宗以为历经改革，宋军已成铁军，遂出兵五路进攻西夏，结果由于深入夏地各军粮草不济，冻馁死伤，先后溃退，无功而返。元丰五年（1082年），神宗又听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占西夏横山地区，不料西夏发30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城陷，徐禧等战死，宋军两次征讨西夏，共计折损军兵数十万人。宋史载，当神宗听到永乐城陷的消息，“早朝，对辅臣恸哭”。900多年过去，当我们翻到这一页史册，仍能听见这个心忧社稷的皇帝那响彻朝堂的哭声。这是无助的哭声，宋神宗的富国强兵之举，换来的是自己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是无奈的哭声，十几年旨在为百姓带来福祉的变法，最后却惹怒苍生，以至民怨沸腾；这是无望的哭声，变法形成了新旧两派对立的阵营，旧派是一堵难以撼动的高墙，而所谓的新派却与自己离心离德，完全背离了自己改革的初衷。1085年，就在宋神宗当庭痛哭三年之后，这位一心想成为尧舜之君的皇帝终于一病不起，驾鹤西去，死时年仅36岁。
宋神宗永裕陵
据野史记载，宋神宗在执政之余，还颇通望闻问切之道，《说郛》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说“有内侍病肿，太医言不治，帝为诊之曰：阴虽衰阳未竭，犹可疗也。令食蒜煮团鱼而愈。”精通医术的宋神宗可以治愈一个内侍的重病，但面对身染沉疴的大宋江山，却回天乏术，尽管他开出了一剂药方，但这剂药方实在缺少太多的药引，当他自已贲志而殁，他已经不能改变宋王朝病入膏肓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