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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焦点话题。北宋中晚期的焦点就是王安石新法（也称为熙宁新法、熙丰新法）的废立问题。
从熙宁二年(1069)开始，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陆续推行了一系列新法，对北宋既有的政治、经济、军事、科举等各方面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场变法掀起了惊涛骇浪，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于是在此时就隐隐形成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双方明争暗斗，各不相让。这场新旧之争几经翻转，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甚至影响到了南宋的政治。关于王安石变法的问题，讨论甚多，这里不再赘述。今天，我们谈谈宋神宗死后政治局面。
王安石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年仅九岁的宋哲宗赵煦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在高氏的支持下，司马光、文彦博、范祖禹、范纯仁等新法反对者进入朝堂，主持朝政，废除了王安石制定的新法。次年，改元元祐（1086—1093）。
旧党诸臣不仅废除新法，还要釜底抽薪，彻底斩断新法重现的可能。为此，他们将注意力放到了年幼的宋哲宗身上，新党力图将这位小皇帝培养成他们理想中的君主。于是，他们请了著名理学家“二程”之一的程颐作为帝师，教育小皇帝。这位老先生也是新法反对者，他尽心竭力地向宋哲宗灌输传统儒家的治国思想，希望这位小皇帝将来不要改弦更张，变乱“祖宗之法”。
程颐劝小皇帝“服用器玩”都应该质朴无华，“一应华巧奢丽之物不得至于上前。”（《河南程氏文集》卷六）；就是怕小皇帝学坏，长大后，骄奢淫逸，好大喜功。有一次，程颐听说小皇帝在宫中洗漱的时候，看到有几只蚂蚁在地上，于是赶紧避开，怕伤到蚂蚁。程颐听说后，非常高兴。讲完课后，立即询问皇帝是否真有此事，宋哲宗说，确有此事，我真是不忍心伤到它们。程颐很是欣慰，便乘机劝谏皇帝：“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三）这正是孟子劝齐宣王施行仁政的说辞，就上将对小动物的爱心推广到老百姓的身上，这样才能国泰民安。
此外，小皇帝的日常生活和学习细节，群臣都会过问参详。皇帝该读什么书，什么时候读，学习的内容和进度都需要群臣集体商议，制定出最佳方案。甚至，连皇帝的书房摆设都被留心，有一次范祖禹看到皇帝的房间没有挂《无逸》《孝经》图，于是赶紧上言：“臣欲乞指挥所司检寻，如旧图尚在，乞置之左右。如已不存，即乞特命侍臣善书者书之。其蔡襄所书图序，从来置在御坐之后，昨因修展迩英阁方撤去，却书于屏间。此图乃祖宗旧物，臣窃惜之。伏乞依旧张挂，三图并列，如仁宗朝故事。”（《太史范公文集》卷一四）就连挂图的具体位置都要精心安排。最后范祖禹认真设计了挂图方案，哪里挂《孝经》图，哪里挂《历代帝王事迹图》，都有详细安排。元祐臣僚试图将宋哲宗培养成一位理想的圣君，希望他成为尧舜一样的君主。
宋哲宗
可惜的是，旧党“致君尧舜”的理想最终还是破灭了，他们悉心培养的小皇帝在亲政后反其道而行。元祐八年（1093），随着太皇太后高氏的去世，宋哲宗得以亲政。随后，他便贬黜了元祐臣僚，启用章惇、曾布等变法派臣僚，恢复王安石新法。为什么宋哲宗最终抛弃了悉心培养他的旧党，转向新法。这个问题，可以从政治、经济等多个角度分析，也有很多研究成果，这里不再多说。如果我们从宋哲宗的个人生活角度审视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
前面提到，元祐臣僚是在用心培养小皇帝。但他们忽略了从九岁到十七岁的宋哲宗正处于叛逆期，高太后和元祐臣僚的压力最终会引起反弹的。元祐臣僚的培养方式是填鸭式教育，他们强行给小皇帝灌输他们挑选的学习内容，更多地将他视为提线木偶。不止学习，皇帝生活的细节也会被安排，比如，程颐就希望“择内臣十人充经筵祗应，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河南程氏文集》卷六），监督皇帝一举一动。有一次，传闻有宫女怀孕，立刻有人向高后进谏：“至于皇帝早夜起居之节，嗜欲之际，此最切身之事，岂可无任其责者乎？”（《太史范公文集》卷一八）皇帝是没有私人空间的。
小皇帝处于严密的监督网络之下，一举一动都会引发劝谏。有一次，宋哲宗听完课，伸了个懒腰，去院子里折了一个柳枝，没想到他的老师程颐立即起谏曰：“方春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小皇帝被浇了一碰冷水，将柳枝扔到地上，“其色不平”。（《元城语录解》卷上）还有一次，皇帝和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讨论读书，小皇帝正在学习射箭，便突然问起射箭的事情，没想到王岩叟立即进言：“此读书之余聊以适性则可，然非帝王之所学也，不宜专留神以妨圣学。就射之中，亦有修身、治天下之道。……陛下常以七德为心，则陛下之武无敌于天下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六）就是希望皇帝安心读书，不要考虑其它事情。正是这种压抑的教育环境，让小皇帝沉默寡言，元祐臣僚还美其名曰“渊默”。后来，大臣问起他最近做什么，他只会回答“并无所好，惟是观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一）
宋哲宗亲政以后，还废了元祐臣僚悉心挑选的皇后孟氏，说“朕待后有礼，不意其所为如此。朕日夜怵惕，至为之废寝食。今日之事，诚出于不得已。”（《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一三）可见，在元祐时代，宋哲宗从学习、生活乃至婚姻，都时刻处于煎熬之中。
元祐党人碑部分。
与元祐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哲宗亲政以后对新党诸臣的态度。不同于之前的沉默寡言，宋哲宗会主动向宰臣吐露自己的私事，甚至病情。他曾对曾布说到自己病情细节“两日前似霍乱，昨夕腹散，犹八九次，胸满，粥药殊不可下。” 曾布也劝说：“阴湿尤非腹疾所宜，当避阴冷，休息颐养。”建议皇帝“自延和至崇政，行甚远，冲冒风雨，亦非所宜也。”（《曾公遗录》卷七）皇帝肯吐露私密，大臣也关怀备至。后来，关于病情他们还有一段对话：曾布说“近经服药，再伤动化，固须如此。然不可劳动，自延和至崇政甚远。”宋哲宗回道“亦不妨，欲更一两日后殿视事。”；曾布接着说“更三五日亦不妨。”,宋哲宗坚持“不妨。”（《曾公遗录》卷八）二人之间，更像是朋友，言语之间，充满温情。不仅吐露病情，宋哲宗和新党还会无所忌惮地开玩笑，有一次，邓绾不满章惇，当众打了他。后来宋哲宗问曾布“绾曾击章惇云何？”曾布说：“人言惇与惠卿为刎颈之交、半夜之客，又目之为城狐社鼠。惠卿既去，而惇未去，绾又击之，云‘如粪除一堂之上而留其半’。”宋哲宗听说到粪土的比喻，忍俊不禁，于是“再问粪除之语，大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一）宋哲宗不再是那个沉默的小皇帝，他也会主动和大臣谈笑风生。
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宋哲宗会迅速选择新法。除了具体的政治经济原因，个人因素也值得深思。皇帝除了要扮演帝王角色外，也是个普通人，也会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政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