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后世这么多人喜欢“苏轼”？苏轼是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后世这么多人喜欢“苏轼”?苏轼是个什么样的人?。

电视连续剧《大宅门》中，白景琦说过一句话：“我就服有真本事的人。”

“有真本事的人”，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如恒河沙数。在文学领域，有高蹈浊世的屈原、才高八斗的曹植、天才超逸的李白、诗句精工的杜甫……这些名家中，诗若天成、词开新风、后世读书人几乎无人不喜欢的，就是这颗在文学殿堂熠熠闪光的明星——苏轼。

1.优秀得无以复加

1036年，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山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苏洵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母亲程夫人熟读诗书，智慧又果断。

高知家庭，母亲优秀，不出才子也难。

《百家讲坛》康震老师讲苏轼时，说过这样一则故事：

一天，程夫人教苏轼读《汉书·范滂传》。范滂为了理想付出生命的代价，赴死前与母亲诀别，范滂不舍，其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读到这里，程夫人母子俩沉浸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苏轼突然问：“假如我也要做范滂这样的人，您会同意吗?”

程夫人说：“如果你能做范滂，我为什么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

注重道德品质培养的家庭，不出巨擘也难。

1056年，苏轼20岁时，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应开封府试，以第二名中举。翌年，应制科试，取为第三等。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状元”二字。谈到“状元”，相当一部分人会联想到“高分低能”。我想，这也是人性的一个丑陋之处，自己达不到的，嫉妒;比自己差的，蔑视。

苏轼考了个事实上的第一名。

1056年的那次科举考试中，欧阳修任主考官，阅卷时读到苏轼所做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惊觉文章敦厚质朴、立论独到，本想评为第一，但怀疑是弟子曾巩所做，怕有营私舞弊之嫌，所以把它列为第二。

如今，全国的985大学有39所，每年招生20万人左右。成为这20万分之一，有多么不易，只有经历过高考的学生、家长才能体会得到。而当年，被翰林侍读学士、文坛巨匠欧阳修目为全国第一的苏轼，又该是多么优秀!

1061年8月，苏轼参加制科考试，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被列入第三等。北宋开国以来，第一、二等都是虚设，第三等实为最高等。可以说，当时苏轼是站在金字塔尖的人物，已经优秀得无以复加了。

2.高分并不低能

对苏轼了解不多的人，认为他的才华主要表现在诗词方面，认为他是舞文弄墨的专家，不见得有多少政治才能。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苏轼是个诗人，更是个干才。

苏轼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是地方官，凤翔府签判。

到任后，他没有游山玩水，马上开始扎实的工作，使“衙前”之害大大减少。“衙前”是差役的一种，负责给官家运送物资。以前的长官，在河水暴涨季节让服役者押送，风险很大，物资损失还得服役者自己赔。苏轼禀告上级，让服役者自行掌握押送时间，使损失降到最低，也让更多的家庭避免了破产的悲剧。

1071年，苏轼任杭州通判。

在杭州，苏轼不仅会写“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沫总相宜”的诗句，更做出了让百姓额手称庆的事，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

杭州本为钱塘湖水冲击而成的陆地，水质较咸。前代曾在杭州建造六井，引西湖淡水，供百姓用。但随着战乱和岁月的侵袭，六井慢慢堵塞废弃。

苏轼到任后，与知州一起商量对策，找到懂水利的行家李手，制定行之有效的方案，终于，在经过用心治理后，六井又恢复了生机，百姓兴高采烈，称颂官长的贤德。

1074年，苏轼抵达山东密州任知州。

作为一个南方人，乍来到寒风呼啸、天气干燥的北方有诸多不适，但他顾不上体会这些，马上把身心投入到对民生的关注中。

在调研中，他从数字上敏感地注意到了密州可能会发生严重蝗灾。早在杭州时，他就亲见过蝗灾的厉害，写过 “前时渡江入吴越，布阵横空项羽”的诗句，农民的悲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防患于未然，他想了多种方法，如火烧土埋、奖励捕蝗等，并置身生产每一线，甚至还搞过迷信活动——求雨。当然，这事发生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北宋，不难理解。他为百姓着想的赤诚可见一斑。

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在徐州任上的一幕。

“南城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苏轼《九日黄楼作》)，苏轼到任后不久，黄河水决堤，洪水到了徐州城下。

天阴又逢连夜雨。在这紧要关头，苏轼身穿蓑衣，足蹬草鞋，身为文官却像将军一样冒雨到城墙上亲自指挥，不畏任何危险，把自身安全完全置之度外。发现有富人带头出城，他又不辞辛苦地赶过去，即兴演讲，表示“只要有我在，城就不会败”。守卫的禁军也被他感动了，慨然为满城百姓“效命”。太守是一城的主心骨，苏轼以身作则，领导一城百姓渡过了生死关头，保卫了大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苏轼不仅考试时蟾宫折桂，写诗词留下千古名篇，做地方官更是政绩赫赫。平凡如我辈者，大概只能仰视了。对此，还有谁会说“高分低能”的酸话呢?

3.何谓“一肚子不合时宜”

关于苏轼，有一则流传已久、众所周知的故事。

一天，苏轼饭后散步，摸着肚皮问家中侍婢里面装着什么，有说“都是文章”的，有说“满腹智慧”的，他都摇头不语，只有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听罢捧腹大笑。

年少时读过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初读时，感觉那种压抑不住的悲痛如平地而起的惊雷震彻心扉，吟诵了三四遍，不知不觉便记住了。多少年后，再回味这首词，只盯住了“小轩窗，正梳妆”，于是瞎想狂猜在苏轼与王弗的婚姻里，似乎爱情的成分少一些，亲情的成分多一些。

在“喜马拉雅”上听《有种后宫叫德妃》，常常忍不住想，假如苏轼是皇帝，王弗和朝云都是宫妃，那谁更受宠一些呢。如果我是苏轼的话，当然更喜欢朝云。她与苏轼在同一轨道上，在冷寂多于热闹的人间，能让苏轼减少凄清，她懂得那种“不合时宜”实是他的坚持自我、不趋炎附势。

苏轼是优秀的文学家，却显然不是杰出的政治家。神宗即位之初，看到国家积贫积弱，遂欲兴利除弊、富国强兵，任用王安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大潮滚滚而来，此时的苏轼却逆流而上，写了洋洋数千言的《上神宗皇帝书》。他注意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部分问题，即对新法进行了全面否定，从政治上来说，确是不成熟的表现。但他敢于诚实地提出问题，满心是对民瘼的关切，表现出了一个有责任感的士大夫的担当。

待到王安石罢相，司马光执政后，没有经过广泛调查的司马光与朝廷实权人物达成协议，全部废除新法。此时，苏轼却由于担任了湖州、黄州、常州等多个地方官，积累了丰富经验，认识到了新法中免役法的好处，并成为大力维护者，于是又遭到司马光背后不少保守朝臣的敌视。

一反对，一维护，人生就已过去了大半。

在苏轼的生命历程里，无论持何种政见，皆是出于公心，从没为身谋而见风使舵，就连与他不合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武士在战场英勇杀敌是英雄，文臣坚持理想、不避权势、直言敢谏同样是英雄。

许多人喜欢苏轼，是因为他的韧性。他随遇而安，乐观放达，即使在最冷僻荒凉的地方，也能让生命开出花来。而我更喜欢他灵魂里的刚性，他是儒家精神滋养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一腔热血，不避风雨，敢说敢做，赤诚实干。这样的人，才是中国的脊梁!这样敢说真话、能干实事的人多一些，我们的国家才会少走弯路、更加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