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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苏轼对他的弟弟子由说了句话，这句话用来概括他本人再恰当不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由于苏轼性格开朗、豁达，所以他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
尽管如此，苏轼在仕途上却并不走运，他屡遭贬降，最后竟被贬谪到海南岛去了。
公元1100年，神宗皇帝之后。由新皇太后摄政。她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却力使遭放逐的儒臣，都蒙赦罪。苏轼这时也接到特赦令，便举家启程北上。起初他本想到颖州的老农庄去与弟弟子由一家结邻而居，但在次年正月，皇太后不幸逝世，苏轼判断恐怕又要有麻烦出现，便不愿住得近在京畿，就改变主意，决定在常州定居，因为那里有他的田产。
农历六月初三，苏轼在途中患了痢疾，致使他的消化系统出了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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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五日，他沿运河自靖江北归常州家园。苏轼万劫归来的消息引起了轰动，一路上运河两岸的老百姓都想亲眼目睹这位名人的风采，向他表示了发乎真诚的欢迎。这时.他的体力恢复了一些，已能在船里坐起，头戴小帽，身着长袍，因为天气炎热，两臂也露在外面。他转身向船上的人说：“这样欢迎，折煞人也!”
到常州后，苏轼住进东门附近由好友钱世雄给他租的一栋房子。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皇上上表请求允许他完全退隐林下。当时有一种迷信，认为官员如有重疾，辞去官职，有助于疾病的痊愈，也能延年益寿。意思是在上天看来，做官与抢劫百姓是一样的，辞官不作就等于向神许愿不再为恶之意。苏轼对友人说他也闻有此说，愿意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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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常州后，他的病还是缠绵不愈，胃口一直不好，吃不下饭，大约有一个月的光景，始终倒在床上。
当好友钱世雄来看他时，他已经坐不起来了。他预感到自己大去之期不远，便对钱世雄说：“我从南方迢迢万里，生还中土，十分高兴。然而难过的是，归来之后，始终没看见子由。在雷州海边分手后，我们就一直没能再见一面。”
过了一会儿，他表情十分庄重地对钱世雄说：“我在海南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把这三本书托付给你，你一定要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别人看到。30年之后，它会很受人们的重视。"说完他就想打开箱子，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钥匙。见他那副焦急的样子，钱世雄就安慰他说：你的病会好，一时不用急。
在那一个月里，钱世雄常去探望苏轼，苏轼与他谈论的话题，都是在写作上。他把在南方所写的诗文拿给钱世雄看时，两目炯炯有神，似乎忘了一切。有几天，他还能写些小文札记题跋等，其中一篇是《桂酒颂》，他把这一篇送给了钱世雄，知道好友会细心珍藏的。
七月十五日，苏轼的病况恶化，夜里突发高烧，第二天早晨牙根出血，身体异常虚弱。他本人精通医道，分析症状以后，觉得自己的病是来自“热毒”，即一种病毒传染病。他认为只有让病毒力尽自消，除此别无办法。因此便拒绝吃饭.只喝人参、麦门冬、茯苓熬成的浓汤。钱世雄给他带来了几种据说颇有奇效的药，但是他却拒不肯服。
七月十八日，苏轼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接着他嘱咐儿子们说：让他的弟弟子由为他写墓志铭，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麓。几天以后，他似乎有些起色，就让两个儿子扶着从床上坐起，尔后又扶着走了几步。
到了二十五日，病情又继续恶化，康复已成绝望，苏轼只能躺在床上;再也不能坐起来了。这一天，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维琳方丈前来探望。方丈和他谈论今生与来生，并劝他念几首偈语。苏轼笑了笑说：“鸠摩罗什呢，他也死了，是不是?”
二十八日，苏轼的病体迅速衰竭下去，呼吸已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在他的鼻头上放置了一小块棉花，因为这样容易看到他的呼吸。这时，全家人都守护在他的身边。维琳方丈走近他的身旁，对着他的耳朵轻声说：“现在，要想来生!，，
苏轼无力地回道：“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
这时站在一旁的钱世雄走上前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
苏轼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
当儿子们悲痛地请示遗教时，苏轼已不能言，只见鼻尖上的棉花只有一点微微的拂动，慢慢地，这一微小的拂动也终于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