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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单介绍一下苏轼的成就。
苏轼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一是文学上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二是书法上的成就: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其书法作品《黄州寒食诗帖》(又称《寒食帖》或《黄州寒食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 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黄庭坚评价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三是绘画上的成就: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2018年11月26日,苏轼传世名画《木石图》以4.636亿港币(折合人民币约4.117亿元)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专场成交,创下中国古画拍卖最高纪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轼在文学、书法和绘画上任意一项成就都足以青史留名,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峰,更何况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如此杰出和辉煌的成就!
二、简单介绍一下苏轼一生的坎坷遭遇。
一是“乌台诗案”,险些丧命于新党之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赴任湖州知州,给神宗写了一封例行公事的官样文章《湖州谢表》,因其才情难抑,难免文中流淌个人感情,遂被新党指摘“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包藏祸心且对皇帝不忠”,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新党诸人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退休金陵的王安石劝谏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使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若非宋太祖赵匡胤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或许已经命丧新党之手了。
二是沦为党争牺牲品,屡遭放逐。神宗驾崩,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把持朝政,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得势上台,重新重用苏轼。但苏轼目睹旧党执政后并未重振朝纲、安抚百姓,而是执着于“党同伐异”,先废除了一切新法,然后拼命打压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势力,朝政污浊不堪。苏轼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便又遭旧党诬告陷害,至此,新党、旧党皆不容苏轼于朝堂之上,于是苏轼自请外调。后因政绩优异再度被司马光召回京城,紧接着苏轼又因上书力荐整治朝纲再度被贬。新党执政后,持续打压旧党,六十岁的苏轼被放逐海南儋州,这是仅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苏轼半生都是在不断被贬逐、启用之间折腾,六十四岁时,在被召回京城的路上溘然长逝。
三、导致苏轼一生坎坷、颠沛流离的原因。
一是才情太盛遭人妒忌陷害。苏轼是千年一遇的天纵奇才,文名冠绝天下,连皇帝和皇太后对他的才华都非常佩服,在苏轼的万丈光芒之下,其他人显得黯淡无光。对很多文人来说,穷其一生也写不出“大江东去浪淘尽”这样的千古绝唱,但在苏轼却只是信手拈来,就这份本事,不知道让多少人心生妒忌和恨意。即便是为官,也是每到一地都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斐然政绩,更是招致不少人的妒忌,谁都不喜欢自己被苏轼这样太过于耀眼的明星湮没,所以,苏轼太过优秀就成为罪过,成为他人打击、排斥他的天然理由。
二是耿直、单纯屡生祸端。苏轼一生坎坷、波折,多数起因都是自己耿直、单纯惹出的祸端。比如酿成“乌台诗案”的《湖州谢表》,新党从此文中摘取“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先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几句话,说苏轼倚老卖老,恶毒攻击皇上重用新人,妄议朝廷变法 的大政方针。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又忍不住向皇帝提出谏议,进行抨击,必然招致打击报复。太正、太真、太纯,是苏轼的优点,也是苏轼为官处世的弱点(绝不是缺点),性格决定命运,在苏轼身上就是一种悲壮的诠释。
三是党争之毒的祸害。北宋时期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争极其惨烈,所有官员非此即彼,绝不容许居中者。而新旧党势力随着新旧皇帝的更替而此起彼伏,导致朝政更替、变化频繁,不断处于变法与反变法的交替之中,朝廷的官员也不断被反复折腾。新旧党都是一方面需要苏轼的才华时,就调任苏轼;一方面又因苏轼不苟同、不迎合,数次触怒两党,又数次放逐苏轼。从这个角度来说,苏轼的命运坎坷、颠沛流离,更大程度上是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