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临终留诗，道尽一生坎坷

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第一才子苏轼，在被流放儋州之后，聪明如他已然看透了红尘无常，再不复从前那一颗积极向上之心。

在被朝廷调回之后的第二年，已经66岁的苏轼在真州面对自己年轻容貌的画像，不由得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这首人生自画像。

此诗可谓道尽自己一生坎坷，写尽平生到处漂泊，功业只是连续遭贬，不仅仅是对他如今处境的描写，更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此时的苏轼以及不再像从前那般，再苦都依然坚持为官。写完此诗后，苏轼对人生或是仕途，都早已经心灰意冷。这一年六月，苏轼上表告老还乡，终于于同年八月病逝于常州。

常年颠沛，凄苦惨淡人生

苏轼本身天下第一聪明人，在政治生涯上却并未得到一个聪明人应有的地位。相反，他的一生可谓是凄苦惨淡。

苏轼的为官人生，除了早年间那一段短短不过两年相对较为安稳的日子之外，几乎是常年流放在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熙宁四年（1071年），因政党之争的落败，苏轼无奈只得自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被调往密州任知州。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又被调往在徐州任知州。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又被调为湖州知州，此时的苏轼已经年满四十三岁。

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上任湖州知州不过三个月的苏轼，又意外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险遭杀身之祸。最后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元祐四年（1089年），本因为宋哲宗即位在政治上已经有所起色的苏轼，不得已再次自求外调，于杭州任知州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再次被贬为到惠州，担任远宁军节度副使。此时的苏轼已经年近六旬。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更是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要知道放逐海南，在宋朝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罪的处罚，而此时苏轼也已经年满六十二岁。

纵观苏轼一生，正如了他诗中所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晚年的他，已经是：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本是千古第一聪明人的大才子，一生为何会如此坎坷凄苦？

自视过高，无视政治规则

不可否认，苏轼堪称是史上的第一聪明人，但是再聪明也不能无视规则

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之中就必然有争斗，官场仕途更是如此。又有说有人的地方就有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官场仕途亦然如是。

朝堂上的规则没有其他，就只有两个，皇权和国家的利益。

在政治之争上，不论是谁，想要获得胜利就必须取得皇帝的认同，并且能真正为国家带来利益。

但是苏轼作为一个天底下少有的聪明人，和所有聪明人一样，就是喜欢无视规则，打破规则。

宋神宗即位后，国家虽然表面上是一派繁荣，但是内部早已经腐化不堪、矛盾重重。

所谓“百年之积，惟存空簿”。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沉重的赋税，再加上连年的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如此下去，政局不稳的北宋政府迟早偶会不堪重负的垮塌。

所以此时大宋急需一场新式改革，来帮助政局走出这个困境，于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王安石变法运动就这样大张旗鼓的展开了。

这场变法虽然触及了少部分守旧派贵族的利益，但是却能给大部分百姓以及皇帝和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

不仅大大提高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连同百姓的收入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巩固了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也解决了政府国库空虚的财政问题。

这样的一场变法运动自然是得到了皇帝宋神宗的全力支持，并且在民间也得到了广泛好评。

可明明是这么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苏轼却偏偏持有反对意见。甚至不顾后果的上书大肆批判新法的不足与弊病。

这样的行为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仅是触犯了百姓阶级的利益，妨碍了国家的发展，更是冒犯了皇帝的权威，自然是惹来了以权相王安石为首的一批新党的愤怒，以及皇帝宋神宗的不满。

如此一来，自然免不得了要受到朝堂上的打压，以及皇帝的疏远。自此苏轼自请出京，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颠沛一生。

木秀于林，必惹风摧之祸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此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从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韩信，到三国时期的知名才子杨修，再到同处北宋的文正公范仲淹，有才者必惹他人妒忌而针对，苏轼也不外如是。

太过出色，就免不得遭人嫉妒打压。苏轼刚刚进京不久就受到了欧阳修的极力夸赞并且应中制科考试，为“百年第一”，名动京师。如此一来苏轼直接站在了舆论的风头浪尖之上。

正所谓枪打出头鸟，名气如此之盛的苏轼，直接威胁到了一些势力的利益，自然广受排挤。尤其是苏轼反对新法而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直接遭到了新党的残酷打压。

苏轼在湖州任知州时，曾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不成想成了有心之人的机会。

苏轼是诗人，诗人通常都愤世嫉俗，笔端自然常带感情，即便是官场公文，也不免带上个人色彩，苏轼也不能免俗。

《湖州谢表》一文中，他直言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不成想这些言论竟被新党加以渲染利用，直言苏轼讽刺朝廷、对皇帝不忠无礼：“愚弄朝政，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如今行径死有余辜。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因此被捕下狱一百零三日。

幸好宋朝以文立国，宋太祖赵匡胤建国时更是定下了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这才保全了苏轼一命。加之众多朝官上表相护，不仅仅是苏轼一派的官员，就连苏轼曾经在政局上的头号大敌王安石也上书直言“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才使得苏轼得到从轻发落，只是被贬黄州。

恃才放旷，无视世俗眼光

自古以来非常人必行非常之事，苏轼这位千古第一才子也不例外。

在政治上遭受打击之后，他便整日与友同游，无视世俗官场眼光，寄情于山水之中，于文章诗词中，终日表达人生虚无的消极思想。

典型的代表作就是《前赤壁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以及《赤壁怀古》：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不仅如此，在感情上，苏轼也无愧风流才子之名，多情放浪，无视世俗。

苏轼发妻是一位名叫王弗的才女，她与苏轼成亲虽是父母之命，却也是两情相悦，两人的婚后生活更是恩爱有加，可谓甜蜜的紧。

只可惜红颜薄命，这位幕后听言、红油添香的女子不过年方27，便魂归九泉。

可能是因为诗人的感情总是太过饱满苏轼也一般无二。哪怕他再爱王弗，纵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之感人深情，也需要有人去填充空虚。

在放不下王弗的情况下，他依然娶了自己的第二位妻子王闰之，王闰之更是王弗的亲堂妹，如此行为当真是用情不专。

哪怕有“尊前一曲为谁哉，留取曲终一拍，待君来。”之言，也改变不了对前妻王弗不忠，以及对王闰之不负责的本质。

可叹王闰之也不长寿，虽陪伴宿舍足有二十五年，但也早已苏轼一步离世。苏轼虽是肝肠寸断，为其作祭文《祭亡妻同安郡君文》催人泪下，但即便如此也并没有让苏轼改掉他多情的臭毛病。

流落杭州的时，苏轼遇到了另一个红颜知己——王朝云，初次见面便被朝云的美貌所吸引，似一个登徒子般献上情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要知道苏轼足足比王朝阳年长了25岁，此时王朝云不过十二岁的豆蔻年华，苏轼却已近不惑之年，足足37岁。且王朝阳更是妓女之身，为世俗眼光所不耻。

但苏轼却偏偏无视那些流言蜚语，硬是对其爱幸之，纳为常侍。甚至忽视自己的两位正妻，直言”知我者，唯朝云也。“王朝云才是他的红颜知已：”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如此行为不止是感情不专那么简单，更是伤风败俗为世人所不容，惹得亡妻王弗之父极为不满，更是让王闰之的娘家也无法接受。

也因此导致他始终无法给予王朝云正牌夫人或妻子的名号，只能一直以侍女、侍妾之名待之。

如此哪怕苏轼再为深情，也改不了对待三心二意，对三位女子都不负责任的现实。

也导致苏轼的家庭极为不和谐。正所谓修身齐家平天下，连家庭都不睦，又何谈政治事业的成功？

态度问题，立场不够坚定

正所谓态度决定一切，立场坚定才能长远发展。而苏轼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在政治立场上一直摇摆不定，立场不明。

苏轼在政治上本来是保守一派，和恩师欧阳修等人是一个阵营，结伴对抗王安石的新党。

可苏轼这人极为奇怪，可能是他觉得支持弱势一派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谁倒霉他就同情谁。

当旧党好不容易将新党给打压下去之后，他却出乎所有人意外的叛变了。

当他发现旧党执政后，朝野很明显的出现了腐败现象，便反而开始了对旧党的抨击，也算是正式背叛了自己的恩师欧阳修，认为新党、旧党不过一丘之貉。

如此行为又引起了旧党等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再加之此前与新党积怨已久，至此苏轼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

其实苏轼如果坚守自己的立场站在旧党一派，在旧党得势之后，仕途保证会一帆风顺。

可是他偏偏摇摆不定，导致两派都反对他，搞的自己里外不是人，又遭诬告陷害，再也没机会在朝廷立足，只得再次请求外调，继续过着那颠沛流离的生活。

天妒英才，慧极必伤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洗儿》

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苏轼就是因为太过聪明，才导致一生被误。

他看穿了一切的尔虞我诈，所以无视世俗眼光，不愿从众同流合污，拒绝人生和官场上的迁就与逢场作戏，所以自始至终都被排挤在外。

正如他送给自己孩子的这首《洗儿》，世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足够聪明，而他却偏偏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愚笨一点。

其实太过聪明也不是什么好事，正所谓难得糊涂：只有做到愚且鲁，才能无灾无难到公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