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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只有一种成功，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这个五光十色的时代，有太多的喧嚣和诱惑。我们被携裹着冲向前方，却从未问过自己内心的方向。我们整日忙忙碌碌，却不曾问过自己到底为谁而忙。
内心的梦想日渐凋萎，我们日渐平庸。可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得活出自己的样子。
只有听从自己的内心，这一生，才不算白活。不忘初心，不违本心，不负真心。哪怕平凡琐碎，也不失温暖丰盈。
一、不忘初心
苏轼十岁的时候跟随母亲程夫人读书，读到《范滂传》的时候，程夫人讲述范滂不畏强权，为民牺牲的故事。
小苏轼大为感动，对母亲说，我将来要做范滂这样的人。
程夫人笑着说，你要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十岁的苏轼立志向范滂学习，仁心爱民，从此之后的五十年里，无论得意失意，无论荒野庙堂，他都从未忘记。
外放杭州，他疏浚西湖，建设苏堤，政绩斐然；
被贬黄州，他救助弃婴，清除恶俗 ；
被贬惠州，他推广农具，改革税制；
被贬海南，他教书育人，开化百姓。
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他爱民惜民的痕迹。
苏轼这一生，可谓“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忠而被贬、沦落天涯。可无论走到哪里，他从未变过。
他始终是母亲面前那个立志要做范滂的少年。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当我们越走越远，是否还能记得，当初为何出发？
一窗暖阳，一念心安，初心若在，岁月无恙。
二、不违本心
宋朝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朝廷分为新旧两党，双方你来我往，斗得不亦乐乎。
苏东坡从施政的具体措施出发，对两方都不满意。他不违本心，不肯站队，凡事都是就事论事。于是饱受两党打击。
熙宁四年，新党得势，王安石主政，苏轼上书论新法弊病，触怒王安石，被王安石排挤，被迫出京，远走杭州。
元丰八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主政，不论好坏，废尽新法，苏轼不忿，上书斥责旧党，又被旧党排挤，苏轼再度外放。
自此之后，旧党新党都不容苏轼，无论哪方得势，苏轼都逃不了被贬的命运。
毛晋所辑的《东坡笔记》记载：
有一次，东坡退朝回家，吃完饭摸着肚子，问身边侍妾，你们说这里面是什么啊。
有人回答说，都是文章；有人回答说，都是聪明；苏东坡都不以为然。
只有朝云笑着说，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这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是东坡的自嘲，也是他自己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骄傲。
他这一生忠于自己，不违本心，是就是是，非便是非。
在泥沙俱下的朝堂上，他始终不违本心，不为名利左右，承担着一次次的贬谪。
被贬黄州，虽然生活困苦，但是他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他还能睡得好，吃得香，他还能兴致勃勃地煮他的猪肉，还能打着拍子，在田里和农人唱歌。
一个人若是不违背自己的本心，真真实实地走自己的人生路上，无论顺逆，活得都会轻松很多。
他们是在为自己而活，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他们自由自在的状态，却在诠释生命的安心与美好。
三、不负真心
苏东坡在《思堂记》里说：“心里有话就脱口而出，说出来就得罪人，不说出来自己就憋得难受。我认为宁可得罪人，也一定要说出来。”
他“不懂”什么人情世故，也不懂什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想说就说，真诚洒脱。
对待朋友，他一片真心。苏门六君子中的李方叔，生活困苦，苏轼二话不说便把朝廷赏赐的宝马送给他，让他卖掉补贴家用。
对待妻子，他一片真情。妻子王弗死后，苏东坡为她种了3万棵松苗，把自己的相思化作3万棵万古常青的松树。
对待兄弟，他更是性命相托，患难与共。苏辙说：手足之爱，平生一人。苏轼说：二十无朋俦，四海一子由。两人同进同退，一生友爱弥笃。
生活的重担让我们变得谨慎、世故和成熟，戴上社会通用的“面具”，被一个个社会角色所规范、所裹挟，我们不愿给予别人真心，也不敢轻易相信别人的真心。
我们小心翼翼的躲在自己的城堡里，戒备地看着外面的人，我们足够安全，却丢掉了太多的快乐。
以真面目示人，才能活得真实；以真性情交人，才能活得坦诚；以真感情对人，才能活得纯粹。这样的生命，才能享受远山长天的辽阔与富足，而不必困于一隅，谨慎畏缩。
苏东坡曾评价自己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
他确实足够任性，人来人往，他始终是自顾自的模样。外面的热闹喧嚣，他浑然不觉，旁若无人地，走在自己的路上。
他听从内心，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也成就了千年之后，苏东坡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