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林党

五人墓埋葬的是明朝天启六年（1626年），苏州民变中死去的五个人：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

那么苏州民变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得从明代的东林党说起。

东林党得名于东林书院，东林书院是北宋学者杨时讲学的地方，位于江苏无锡。明代万历年间，顾宪成等人修复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安希范、刘元珍等人在这里讲学。

当时有八个人，号称东林八君子，这帮人，不仅仅是讲学，因为当时明朝政治形式已经很危急了，他们就常常议论当时政治，有志之士，当然就被吸引过来，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为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不过这个政治派别，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党是要有固定的章程，有严格的组织形式。他们只是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中经常在一起相互支援的一批人。

他们主要的政治主张有三条：

第一是要求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政事要归于六部官员，社会舆论要归于言官。

第二是反对皇帝收税，主要反对收工商税。

第三是要求科举考试要按照个人才能录取，反对各种科举舞弊和照顾政策等。

（二）明朝的宦官

明代为什么会有宦官专政呢？

这个说来也话长，其实朱元璋在明朝立国的时候，很是吸取前代教训，是有一系列制度来预防的。

比如说以前有宦官专权，朱元璋就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以前有外戚专权，朱元璋就规定明代的后妃，必须是平民小户人家的。以前有宰相专权，朱元璋索性废了宰相，大权全部揽在自己手里。

但是大权独揽的日子并不好过。你想，诺大的国家，一睁开眼睛，甚至睡梦中，各种奏折就雪片似的飞来，都要你决断，且不说怎么处理，光听汇报，都能把人听到头大。据《明实录》里说，朱元璋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直到日落西山才回宫，而且就是睡觉的时候，他也经常失眠，有时候忽然思考到某件大事，猛地就醒了，披衣起床，把白天需要处理的国事写下来，天亮后一件一件落实。甚至吃饭的时候，猛然想起什么事情，赶紧随手找个纸条写下来，贴在衣服上，以至于召见大臣的时候，他的衣服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纸条。

据《明实录》统计，朱元璋曾经在连续八天里，处理各种奏折一千六百件。明代奏章，一份至少一千字，这一千六百份奏章，一共说了三千两百件事情。而且，这一百多万字，不是你蜻蜓点水的浏览，而是要认真推敲，要思考，要拿出解决方案，就像你每天要做二十万字的阅读理解题，还都要保证不出错。

我们比较一下，一套高中课本，按人家朱元璋的速度，一天就都看完了。你们得学三年，知道为什么你当不了皇帝了吧。

朱元璋精力过人，打小做苦工锻炼出来的，喝几口白菜汤就能提刀上阵。这可苦了他的子孙们，皇子皇孙都是娇养长大，哪里受得了几十年如一日这种高三复习备考的节奏？

时间长了，明朝后来的皇帝就想出各种办法来分担自己的责任。比如成立内阁，任用内阁学士。但是内阁学士也是科考上来的，也与外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僚体系，跟各种权贵阶层勾结，都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不见得跟皇帝一条心。

内阁的势力大，皇帝也得再想办法寻求制衡的力量。四下看看，孤家寡人，哪里有纯臣？只能培养一些身边的太监来帮忙处理政务，最开始是皇帝口述太监记录，再后来就把政务直接交给太监。

而臣子是不能容忍太监的权力居然凌驾于自己之上，两派相互攻击。

而在内阁大臣和太监之间，皇帝会更信任太监一。太监是无根之人，一身荣辱全系在皇帝身上，对皇帝更忠诚，皇帝也觉得更好控制。所以到明朝末年呢，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当然你也可以这么理解，臣子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客观上，皇帝需要这么大权力的宦官来制衡官员。

（三）一切都是因为钱

到了明朝末年，这个情况更加严重，因为政局是危机四伏。吏治不可救药的腐败，满族在境外虎视眈眈，再加上小冰河气候的天灾，瘟疫，帝国的天空飘满阴霾。

而要解决这一切危机，得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钱。就跟现在公司出了危机，如果有一大笔资金注入，就能够得以缓解，腾出手来逐个处理问题。官员为什么腐败，明代的公务员工资是历代最低的，怎么保家卫国呢，没有军饷谁给你卖命？天灾粮食歉收，没有钱怎么救济灾民？

那钱从何来？

农业社会，朝廷主要收入就是田税和人头税，而天灾农民都吃不饱，哪里交得起税？

那么还有谁有钱？——商人和大地主。而在江南地区，这两者还是合流的。

皇帝一声令下，收税，收各种工商税，茶叶税、矿税、丝绸税……

而皇帝派往各地收税的主力军就是太监。

但让这些江南富豪乖乖交税，那是，不可能的。他们赚了钱，但是不想交钱。就是你明朝政府替我维护和平的外部环境，替我管理有序的内部环境，让我毫无后顾之忧的赚钱，但这些成本我都不想承担，赚到的钱都是我的，想让我交税，没门。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江南富豪选择在朝廷安插自己的代理人，这批代理人，就是我们开篇说到的东林党。

我们大都知道东林党主要是跟阉党，也就是太监集团做斗争，实际上，明末党争极其复杂。明代实行的就是分省录取，这样呢，就使得每个省的人自然形成一个个小团体，朝廷官员按籍贯划分的几个“党”，有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还有浙江人的浙党等等。

不光东林党不是一心为朱家的纯臣，别的党也一样，背后也要代表别的利益集团。这你也就明白为何皇帝不能相信和依靠臣子，而更愿意使用太监了。

东林党呢，主要是后来文学成就比较高，占据了话语权，好像明朝历史上就只剩下东林党一股清流，跟万恶的阉党做斗争似得。其实呢，各党之间的混战，很复杂。

（四）利益，都是利益

我们再来看东林党的政治主张：

东林党反对收税，打的旗号要藏富于民，不能涸泽而渔。实际上呢，东南富豪比皇家可富有多了，皇帝是真没钱，辽东催兵饷，灾民等救济，皇帝也苦得不得了。魏忠贤当然干了不少坏事，但魏忠贤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收税，给皇帝搞钱。这是魏忠贤深受信任和重用的根本原因。

东林党反对宦官专权，意思是，权力应该是我们这些臣子的。皇帝当然不干，宦官的权力就是皇帝的权力，但权力给了你们东林党，你们只会维护江南富豪的利益，才不会管我老朱家的利益。

东林党科举考试要按照个人才能录取，反对各种科举舞弊和照顾政策等。其实主要反对的是分省录取。因为各地教育水平不同，所以在科举考试录取的时候呢，虽然是都考同样的试卷，但是分省录取，就是每个省有一定的名额，按省内的名次来录取。这样呢，一些科考大省，比如江南地区，科举竞争就非常激烈，江南士子觉得自己比那些西北人学问高多了，但是还是录不上，比照今天的高考我们很容理解。所以他们的诉求就是，全国一张卷，按照实际分数全国大排名录取。而国家的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你们江浙一带人考试太厉害了，要按你们的想法，那其他地区的人，基本上都要排在后面了，朝廷官员不能全都是江南人啊。

要是按照东林党的意见，谁能考得过江南士子？那么朝廷官员必然是江南人一支独大，其他地方没有官员发声说话，这国家估计离四分五裂也不远了。

我们看东林党的这三条意见，屁股坐在那里，一目了然。魏忠贤跟维护江南富豪利益的东林党是真金白银的利益冲突，表面的什么清流、什么忠义，都是互相标榜，背后的利益才是根本。

这一切，才是苏州民变的大背景。周顺昌事件，只是导火索。

（五）周顺昌的故事

东林党反对宦官，其中一员大将就是魏大中。魏大中是高攀龙的学生，为人比较清廉，多次弹劾魏忠贤的党羽。阉党呢就诬陷他受贿，在天启五年（1625）就被逮捕了。

在魏大中被押解过苏州的时候，周顺昌就去跟他盘桓三日，一起吃喝一起睡，还把自己家小女儿嫁给魏大中的孙子，结为儿女亲家。这是很明确的表态和支持。而且呢，他们一起喝酒的三天期间，周顺昌谈及朝廷中事情，对自己看不惯的人切齿诟骂。本来周顺昌此时是告假回家，类似于离休，就是虽然不当官了，但待遇不变，其实是有点避风头的意思。但他这个风头避得一点都不低调。本来锦衣卫在此停留三天，很给他面子了，此时怕耽误行程催促启程，周顺昌瞪着眼睛，一边指指戳戳，一边骂不绝口：“你们不知道这世间有不怕死的男子汉吗？回去告诉魏忠贤，我是以前吏部副部长周顺昌。”差役回去绘声绘色一番告状，魏忠贤一派，自然就恨上周顺昌。

恩怨还不止此。周顺昌是个敢说的。

魏忠贤有个干儿子叫倪文焕，做监察御史，弹劾一个叫夏之令的，诬陷他贪污受贿。夏之令在镇抚司大狱饱受折磨而死，消息传至苏州，周顺昌发怒说：“总有一日倪文焕要给夏之令偿命！”党人争斗，风格都是对事又对人，周顺昌如此，倪文焕也如此，在魏忠贤授意下，弹劾他“与罪人婚”，就是跟有罪的人魏大中结为儿女亲家，而且诬陷他贪赃行贿，致使他的正五品薪俸待遇被削夺，沦为庶民。

祸不单行。多年以前，他在福州推官任上曾惩办过税监高寀的手下，以一个法官的身份支持并鼓励群众抗税。插一句，这个高寀，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吸食儿童人脑、以求壮阳的恶魔。本来民怨是针对高寀的，结果事态扩大，殃及到福建巡抚与副使。其中的副使叫吕纯如，也是苏州人，控制不住局势嘛，仕途受到影响，从此深恨周顺昌。如今见其落魄，立刻落井下石，跑到苏州织造太监李实和巡抚毛一鹭跟前编造周顺昌的“劣迹”，最致命的一条，就是据说他跟周起元之间有请托关系。

本来李实是想弹劾周起元，就顺便把周顺昌也一起弹劾了，魏忠贤就派出东厂来苏州抓捕周顺昌。

（六）苏州民变的前情

文章中说“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资财以送其行”。似乎是复社成员还为周顺昌募捐来着。

被抓捕为何要募捐？

明代的制度，钦差带着诏书抓人，一宣读诏书，马上就要带着犯人走，但是旗尉差役都要想办法勒索犯人一些财物，不给就在路上折磨你，家人往往为了犯人一路少受点苦，要打点一下押解差役。

三月十五日，锦衣卫就到达苏州，令吴县县令陈文瑞先行把周顺昌拘留在县衙。然后就开始敲诈，遭到周顺昌言辞拒绝，周顺昌是突然被逮捕，身上没钱，当时士子百姓受过周顺昌恩惠的都去探望，旗尉就不停地向他们索要银两，还威胁他们，不给钱，路上就弄死周顺昌。这些人就立地募捐。这些钱当然都落入旗尉的口袋。

（七）苏州民变

十八日宣布逮捕令，苏州市民数万人沿街送行，堵在大马路上为周顺昌喊冤，为首的有几位读书人，前去谒见应天巡抚毛一鹭和巡按御史徐吉，强烈要求他们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圣上。

而毛一鹭是魏忠贤的人，自然不会听请愿的学生的意见，对学生厉声呵斥，一旁的东厂旗尉也跟着骂道：“我们东厂逮人，你们这些鼠辈还敢这样！”

紧接着大声吆喝：“囚犯在哪里？”还嫌不够威风，把那锁人的铁铐链子往地上一扔，再刺头挑事，我们一块逮走。

老百姓怒了，当即反驳道：“我们以为是皇帝的圣旨呢，原来是东厂癞蛤蟆充数！”皇帝的圣旨，我们不敢违背，东厂的命令，算什么东西，围观的市民鼓噪起来，旗尉更加愤怒，拔出剑来，百姓更加愤怒，市民同志们，一起打，我们这也算是清君侧。一时间，百姓蜂拥大呼，势如山崩。

东厂旗尉见这阵势，好汉不吃眼前亏，顿时没了威风，撤吧。那怎么能让他们轻易跑了？同志们，上啊！群众奋起追击。旗尉们被打得抱头鼠窜，东躲西逃，跑的快的就赶紧翻墙爬树溜了，有功夫不到家，被愤怒的群众抓住一顿臭揍，以身殉职了，还有趁乱躲到厕所里，总算捡了条命的。

东厂的人死了，这个事情就闹大了，数万民众围攻朝廷钦差，这是什么性质？幸好乱局中，苏州知府寇慎，吴县知县陈文瑞，这两个人算明白人，在百姓中口碑也不错，赶紧对群众好言相劝，耐心安慰，大概百姓也游行打人忙活一天，也累了，才逐渐散去。

可这事没完，事后毛一鹭给魏忠贤汇报，把苏州市民的“声义”之举，说成造反作乱，东厂的探子也说苏州市民要造反，而且还说要断掉水路，阻断运粮船，这是要饿死朝廷的节奏，魏忠贤惊惧大怒，要使出雷霆手段。

这个事情要想平息下去，就得赶快找出造反的头脑，可当时那么乱，哪里说得清谁是祸首？毛一鹭就贴出告示，晓谕苏州市民，希望有人挺身而出，要不然呢，九千岁一怒，流血漂橹。

危难之际，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五个平头百姓，毅然站了出来，自己绑着自己来投案自首。平心而论，他们五人的确参与了当天的骚乱，但是否是他们五个打死了东厂差官，不得而知。这五人中，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他们为了苏州全城百姓，决定牺牲个人。受刑时，五个人谈笑自若，大骂魏忠贤和毛一鹭，英勇就义。

不久后，周顺昌也死在了诏狱，据记载，诏狱的总管许显纯动用了酷刑，最后将其用水溺死，其惨状不忍目睹，即便如此，他临死前依旧大骂魏忠贤不止。

事后，为了抗议杀害五人，苏州市民曾倡议拒绝使用天启钱达十月之久，群众斗争的威力，让气焰嚣张的魏忠贤也“逡巡畏义”，从此“不敢复有株治。”

十一个月后，明熹宗驾崩，崇祯继位，收拾魏忠贤，魏忠贤自杀，苏州人民倡议公葬五位义士，一夜之间，把毛一鹭为向魏忠贤献媚而监造的魏忠贤生词夷为平地，在它的废基上建造了 “五人之墓”。

五人墓位于阊门外山塘街775号，1956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而毛一鹭呢，阉党倒台后，称病回乡。因为投靠过阉党，被清流们各种瞧不起，死后怕遭政敌挖坟鞭尸，出葬时搞了许多处假坟墓，以致后人无法考证其究竟葬于何处。

而明朝灭亡，崇祯临死前他下令侍卫太监，重新厚葬魏忠贤，说了一句“忠贤若在，不至于此”。看来他最终是明白了魏忠贤的作用了。

好了这些人的后事都交代完了

（八）张溥其人

另外再说一下这篇文章的作者张溥。

张溥也是一个神人，明末乱世的大搅局者。他原本是庶出，母亲是个婢女，家里人笑话他，看不起他。张溥就发愤图强，据说他读书，是一遍一遍抄，抄完读一遍就烧掉，再抄再读再烧掉，如此反复达六七次之多。所以他读书的书斋叫“七录斋”。

张溥创办过两个组织，开始叫应社，后来吸收了一些别的社团，改名叫复社，意思是复兴古学。复社影响很大，张溥有类于后世的学生运动首领。他很有政治抱负，隐然是民间政党领袖，能量之大，甚至能左右政坛，这就很牛了。周延儒出任首辅，张溥出了很大力气，也因此他给周延儒提出了很多任用官员的要求。然而，估计这也让周延儒很是不爽，书生意气怎么斗得过政坛老手？张溥死的很蹊跷，有传言说就是周延儒指使吴昌时下的毒。但总之，张溥39岁就死了，他的文人救国的梦想是破灭了。

然而文章传千古，不但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基本为这段历史在普通人的知识层面上定了调子，而且，还有一部戏曲《清忠谱》也是说这五人的英雄事迹，这是要掌控这件事在民间的宣传基调，真是得罪谁都不要得罪文人，他们的笔杆子，决定你在史书上的功过是非。

读史可以知今日，之所以这篇小小文章，要牵扯出这么大的背景，原因是前一段时间的一个新闻：

至少我们要看得懂今天的新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