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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 资料图
1、丘处机
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栖霞市槟都里人。宋元时期道教全真派创始人之一，与马丹阳、谭处端、王玉阳、刘处玄、郝大通、孙不二(女)等同称“北七真”。
丘处机幼年父母双亡，受尽了人间辛苦。19岁去昆嵛山烟霞洞修行。翌年9月闻陕西道士王重阳至宁海州传道，遂下山拜其为师，成为王重阳的弟子，并以烟霞洞为中心，在周边地区宣传“三教合一”。金大定八年(1168)，同师傅王重阳及王重阳的其他六个弟子完成了全真道的创建。金大定九年，王重阳携弟子四人西游，途中病逝于汴梁(开封)城。丘处机料理师丧，归殡终南后，在(pan)溪(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潜修7年，凿长春洞以居。后又迁陇州龙门山修炼6年。期间，他“烟火俱无，箪瓢不置”，“破衲重披，寒(Kong)独坐”，生活极其清苦。但其“静思忘念，密考丹经”，潜心研究养生学和道学，同时广泛交结文人学士，获得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知识，继而形成全真道“龙门派”。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3月，丘处机应诏去燕京(今北京)，除了奉旨塑王重阳、马丹阳(时已病故)像于官庵，并主持“万春节”醮事外，还当面向金世宗作了“持盈守成”的告诫。金世宗赐给袍子和桃子，外加十万枚大钱。从此丘处机名声大振。
金明昌二年(1191)秋，丘处机回归故里，以槟都宫(赐号太虚观)为传道所，向四方布道。其足迹遍及宁海(今牟平)、崂山、青州、登州、莱州等地，扩大了全真教的影响。1219年，丘处机应元太祖成吉思汗相邀，带弟子18人前往，历时3年，行程万里，终于在雪山会见成吉思汗。他多次向元太祖进言：“要长生，需清心寡欲；要统一天下，需敬天爱民。”深得成吉思汗的赞赏，封其为“神仙”。在丘处机的影响下，成吉思汗曾下令“止杀”。元太祖十九年(1224)，丘处机回到燕京，奉旨掌管天下道教，住天长观(今白云观)。同年，曾持旨释放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3万余人，并通过入全真教即可免除差役的方式，解救了大批汉族学者。是时全真教达鼎盛时期。1227年，丘处机病逝于天长观，终年79岁。后元太祖追封其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其遗著有《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溪集》和《鸣道集》等。其诗词作品在宋、元之际有一定的代表性，后人所编《元诗别裁》、《词林纪事》都选有他的作品。丘处机西游经历，载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
2、戚继光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民族英雄。
戚继光始祖戚祥因避元末战乱居安徽昌义乡(定远)，后随朱元璋起兵，战死于云南。明廷为追念戚祥开国之功，授其子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至戚继光已历6世160余载。
戚继光自幼聪慧，勤习文武。嘉靖二十三年(1544)，戚继光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职。二十八年(1549)乡试中武举，后晋为都指挥佥事，设署于登州水城太平楼前，总督山东沿海备倭事。三十四年(1555)，戚继光调浙江抗倭，翌年任参将。他见“各卫所官兵大都桀骜不驯，顽钝无比”，作风腐败，乃倡议招募新军依法管束，并亲赴浙江义乌，精选3000名农民和矿工，训练成一支军纪严明的劲旅，史称为“戚家军”。四十一年(1562)，戚继光奉命率部入福建抗倭，大败倭寇，连战连捷。饱受倭寇之害的黎民百姓编民谣颂扬戚继光的功绩：“戚我爷，戚我爷，爷未来兮民咨嗟，爷既来兮凶妖荡尽，草木生芽。欲报之德，昊天无涯。愿爷子孙绳绳兮，为公为侯永定国家。”倭寇也惊叹：“戚虎来矣！今而后始知犯华之不利也。”入闽后，戚继光升任总兵。
隆庆二年(1568)，戚继光奉命北调，驻守蓟镇，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务，节制四镇，北方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戚继光镇守蓟州期间官封太子太保、左都督，加封少保。
万历十一年(1583)，戚继光奉调广东。翌年，抱病请退，回归蓬莱故里。戚继光为官清廉，辞官后家道贫寒，贫病交加，万历十六年腊月初八(1588年1月5日)病逝于蓬莱城，时年60岁，谥“武毅公”。
戚继光治军法纪严明，功赏过罚不论亲疏。他主张“严号令”，“明恩威”，“擂鼓进军，虽水火不却步，鸣金收兵，虽金银不贪”，“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戚继光带兵，身先士卒，厉行垂范，深得全体将士的拥戴。
戚继光视百姓如父母，常以“军民相体”教育士兵，时时鼓励官兵杀贼保民。“戚家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百姓“扶老携幼，快睹威颜者道路充塞”，并“淅米而炊，扫榻以款，士卒如大宾贵客”。
戚继光一生著述颇丰，被称为文武兼资的“儒将”。著有《纪效新书》、《长子心吟》、《莅戎要略》、《武备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等。其中，《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我国古代十大兵书中的两部，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王懿荣
王懿荣(1845-1900)字正孺，号廉生，福山县古现村人(今烟台开发区)。1880年(清光绪六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国子监祭酒。中国近代著名金石文字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和爱国志士。
王懿荣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6岁入私塾，15岁拜翰林院编修崔清如、礼部主事周孟伯等人为师。他聪颖勤奋，泛涉书史，有读书过目不忘之誉。青年时期，“不屑章句帖括”，而“笃好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图画之属”，尤潜心金石文字之学。为搜求文物古籍，他足迹遍及山东、河北、陕西、河南、四川等地，花费了大量心血和金钱，有时不得不“典衣求之，或质他种以备新收”。他对刻本、铜器、石刻、古钱、汉印、书画等典籍文物有很高的鉴别能力，成为当时著名的金石文字学家。著有《汉石存目》、《六朝石存目》、《攀古楼藏器释文》、《古泉选》、《天壤阁丛书》、《翠墨园语》、《正读亭诗》等。另有《王文敏公遗集》八卷。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发现在北京中药铺出售的“龙骨”上刻有文字，遂“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这就是中国甲骨文最初发现经过。这一发现，使尘封几千年之久的甲骨卜辞终于得见天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一书明确指出：王懿荣不仅第一个发现了甲骨文，而且是第一个将其断为商代文字的人，并认为其中大都是商王室的“档案”，“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甲骨文的发现是一件轰动中外学术界的大事，把汉字的历史上推到公元前1700年的殷商时代，开创了文字学、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
王懿荣不仅是清代杰出的金石文字学家，而且是一位富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1888年，他在翰林院供职时，为激励山东官民，发扬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杀敌御侮的爱国精神，他特意借抄翰林院所藏戚继光所著的《止止堂集》，送交山东巡抚张勤果在济南刊刻重印，并亲自为文作序。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据威海，分陷荣成，登州大震”。消息传到北京，王懿荣忧心如焚，眠食俱废。在爱国思想的支配下，他决心投笔从戎，毅然上疏请旨，要求回山东故乡办团练、御日寇。光绪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请，并拨给饷银2.5万两。他当即由京赶赴济南，会同山东巡抚商酌防务，旋又赶赴登州，周览形势，联络乡团。在短时间内，一支初具规模的抗日团练在登州组成。但后因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而抗倭壮志未酬。为此，王懿荣曾有七绝《偶感》一首：“岂有雄心辄请缨，念家山破自魂惊。归来整旅虾夷散，午夜犹闻匣剑鸣。”1900年8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懿荣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8月13日，侵略军攻入东便门，王懿荣奋然“率勇拒之”，终因寡不敌众，败回私宅。他不甘心当亡国奴，于8月15日书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遂偕继室谢夫人、长媳张夫人，从容投井殉国，时年55岁。1983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一文中写到：“陈天华、王懿荣为了向外国侵略者表示抗议，不惜蹈海坠井而尽，显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4、郭显德
郭显德(1835—1920)外国名字为亨特·考尔贝德(Hunter Corbett)，美国宾夕法尼亚人。1860年毕业于美国捷弗森大学。1862年秋入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神学院，后受美国长老会派遣来华传教。郭显德夫妇于1864年3月到达烟台。到烟台后，克服了语言、居住、生活、疾病等种种困难，逐渐的适应烟台的生活习俗，创建了烟台长老会，首任牧师。1920年病逝于烟台，郭显德在烟台度过了56个年头。
郭显德为烟台的公益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一)发展教育。1866年12月在烟台创办文先小学(男校)和会英小学(女校)，这是烟台开埠后首创的新型学校，除设立圣经课外，还开设数学、史地、化学、英语等，传授西方科学文化知识。1886年郭显德又用募款扩建校舍，设立中学班。1896年“文先”、“会英”两校合并成立会文学校，校内设寄宿生宿舍，盛时中小学生达200余人。郭显德逝世后，该校与实益学馆合并，定名为私立烟台益文商业专科学校，即今烟台二中前身。在郭显德的支持下，其夫人苏紫兰在毓璜顶创办烟台第一个幼稚园，每学期收学生六、七十名，1919年又增设了师范训练班，培养幼儿园师资。郭显德还在中、美助手帮助下，先后在福山、牟平、栖霞、莱阳、海阳、即墨、胶州及烟台创办小学共40余所。(二)创办医院。郭显德在烟期间，由他的夫人苏紫兰于1890年在毓璜顶开设了一个小型诊疗所，既为传教士服务，也为烟台当地人开药治疗。但郭显德并不满足，深感创办一所医院之必要，于是在1906年回美国休假时，向美国长老会提议，并找到刚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科毕业不久的奥斯卡·嵇尔思医生(Dr.Oscar F.Hills)寻求帮助。1908年嵇尔思夫妇被美国长老会派到烟台筹建医院，经过几年努力，于1914年建成毓璜顶医院，嵇尔思为首任院长。医院分南北两楼，约300余间、90张床位，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耳目鼻喉科、手术室、化验室、X光室等，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三)创办博物院。1875年郭显德由在烟台的广东富商李载之资助，购买了位于当时烟台云龙街与同乐街之间的一处房舍创办起“博物院福音堂”，计平房27间，楼房10间。该院属自然博物馆类，藏品及陈列品从各方购得，共分三部分：①太平洋底所产珊瑚、藻类及矿产等；②各种动、植物标本；③近代科学仪器。博物馆进门处安装有旋轴计数器，以记录每日前来参观人数。据1936年教会报告记载：博物馆年参观者约7.5万至10万人次。新编《山东省志·文物》卷称，这所博物院是山东境内第一个博物院，也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院之一。(四)赈灾济贫。据史料记载，郭显德在烟期间，参加较大规模的赈灾济贫活动有两次。第一次是光绪二年，黄河发大水，致使小清河决口，老百姓遭难。在郭显德等的主持下，在美国募捐一万美元，并亲临灾区现场放赈救灾，长达6个月，涉及村镇380个，被救济的人数约3.2万人。第二次是光绪十五年，山东虫旱两灾并生，郭显德参加募捐共集款20余万银元救济灾民，救济期长达10个月，村镇400余处，受惠者5万余人。民国以后，还有类似灾年救济活动。
郭显德在烟台从事社会公益事业长达半个世纪，成绩突出，受到当时美国社会和中美两国政府的赞誉。1886年美国捷弗森大学授予其神学博士学位，1902年美国华盛顿大学授予其法学博士学位，1906年他被选为纽约长老会总会主席，1907年在白宫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接见。1913年，民国政府颁发给郭显德“双龙嘉禾”奖章一面。
5、张弼士(1840—1916)名振勋，字弼士，广东省大埔县人。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创始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华侨、民族实业家。幼时因家贫，随父读书三年即辍学。1856年只身飘洋过海，到荷兰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在一家纸行当学徒，后独立经营酒类商行，并获准承包酒税、典当税和一些地区的鸦片烟税，财富日增。后又相继创办实业。其全盛时期全部资产折银达七八千万两，为海外侨商首富。
清末，朝廷曾有兴办实业之议，训令各省大臣延揽南洋富商回国投资，赐以高官勋爵。张弼士多财善贾，声誉海外，清廷器重。光绪十九年(1893)，中国驻英公使龚昭瑗路过槟榔屿城，与张弼士相见。龚问张致富有何妙术？张当即回答说：“地尽利，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微贵败贱，操奇致赢；人行勤敛，择人任时。”龚听后大加赞赏，紧握其手说：“君非商界中人，乃是奇才，现中国贫弱，何不归投祖国。”后龚昭瑗致函李鸿章，推荐张弼士为槟榔屿首任领事，获准。1894年升任新加坡总领事。光绪二十五年，李鸿章电召张弼士回国，先后委以粤汉铁路帮办、总办。光绪三十年，清廷慈禧、光绪先后召见张弼士，赏赐伺郎衔，并以三品京堂候补。次年10月，他第三次被召见时，被赏赐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并被任命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及兼办闽广农工事宜。
张弼士由商而官，声名显赫。为了振兴祖国实业，在清廷任职后便把大量资金转移国内。1892年，张弼士赴香港时，清廷东海关监督盛宣怀邀其到烟台商办路矿，张立即前往。时法国驻印尼雅加达领事曾对他说：“中国烟台葡萄可酿上等名酒。”张弼士虽缺乏酿酒经验，但成竹在胸。当他到烟台实地考察后，确认烟台南依青山，北临碧海，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土壤、气候条件得天独厚，适宜栽种酿酒的良种葡萄。遂投资300万元创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从国外引进雷司令、贵人香、琼瑶浆、李将军、玛瑙红等上百个优良葡萄品种，建成两座面积近50公顷的葡萄园，并从国外购进设备，聘请中外酿酒名师，让其族侄张应东任总办。次年9月获清政府批准，在直隶、奉天、山东等省获专利15年、免税3年的优惠。后经近十年的经营，张裕公司的酒风行全国，远销海外，与茅台等酒并列为中国八大名酒，饮誉全球。1912年8月，孙中山先生来烟台，参观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并亲笔题赠“品重醴泉”四字予以赞扬。1915年，张弼士率中国实业考察团携酒赴美，公司所产的可雅(即白兰地)、红葡萄酒、琼瑶浆(后改名味美思)，在巴拿马万国商品比赛会上获金质奖章和最优等奖状，为中国葡萄酒首次在国际上争得了荣誉。因可雅得金质奖章，遂改名为金奖白兰地，至今蜚声中外，久誉不衰。
1916年9月12日，张弼士病逝于印尼雅加达，终年76岁。翌年5月，民国政府总统黎元洪特派朱庆润省长专程前往大埔为张弼士致祭，彰其毕生爱国功绩。
6、徐镜心(1873—1914)又名文衡，字子鉴。黄县(今龙口市)徐家村人。5岁入本村私塾读书，勤奋好学，青少年时期即以品学兼优、胆识过人而名扬乡里。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屈膝媚外，北洋海军覆没，徐镜心极为震惊，遂萌发反对封建专制、主张政治改革的思想。1903年他东渡日本，考入福田大学政法科攻读法律。是时，国内反清民族运动日益高涨，会党暴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留日学生创办的《(qiu)书》、《钟声》、《猛回头》等进步刊物，抨击时政，倡导革命，对徐镜心影响很大。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徐镜心被委为山东主盟人。在其主持下，山东籍留学生有50人加入了同盟会。
1906年徐镜心回国，在友人协助下，创办了烟台东牟公学、端本女校，专门招收爱国青年，发展同盟会员进行革命活动。1907年徐镜心应友人之邀赴奉天，任《盛京时报》主笔。是年夏，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被害，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徐镜心利用舆论阵地揭露清廷腐败，鼓吹革命，倡建共和。还秘密结识了杨国栋等一批富有正义感的绿林好汉，为推翻关外总督、建立东北根据地作准备。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徐镜心与丁惟汾等在济南联络同盟会员积极响应，迫使巡抚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但孙宝琦表面宣布独立，暗中却与清廷互通气息，出卖革命，山东独立不足20天即被撤消。徐镜心被迫出走，至上海拜会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授权徐镜心继续领导山东革命。在徐镜心离开烟台期间，烟台同盟会员于11月12日武装举义，先后占领道台衙门、都督府、海防营等，惊走道台徐世昌，临时推举舞凤舰舰长王传炯为司令，宣布烟台独立。王传炯是个骑墙派，暗中排挤革命党人，与山东巡抚孙宝琦遥相呼应。徐镜心到达烟台后，立即组织“北方共和急进会”，佯推王传炯为都督，而由革命党人接任司令，剥夺其兵权。王传炯此时宣布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扬言要处决徐镜心，消灭“共和急进”。幸有同情革命的日本友人桑名贞治郎和仓谷箕藏等从中斡旋，徐镜心才幸免于难。
是时，有数百名参加关东举义的散兵云集大连，徐镜心得悉后，立即从海路北上，去大连搬兵。随去的同盟会员邱丕振慷慨解囊，购置了足够武器，在连承基的协助下，很快将队伍招募齐备。1912年1月5日，徐镜心、连承基等率五百余士兵乘日“输永田丸”和“龙平丸”向登州进发，乘夜色登陆，生俘水师统领王步青，攻占老柏山炮台，登州府文武官吏数十人同时投降，一夜之间光复登州。次日晚成立革命军政府。同盟会员孙丹林推举徐镜心为都督，徐镜心谦辞曰：“连承基、邱丕振都有一定的民众基础，我们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教诲”，坚辞不受，结果选举连承基为都督，徐镜心副之。革命军攻克登州后，徐镜心提议：清政府已奄奄一息，革命军应立即西征，直捣济南。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徐镜心被推选为国民党山东支部理事长，年底当选为国会议员。翌年春，徐镜心进京就职，偕同刘冠三走访袁世凯。袁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民国由先生缔造，由先生振兴。前程似锦，端在人为... ...。”徐镜心进言道：“总统，应是公仆，国民才是主人... ...,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袁世凯听后，沉默良久说：“昔闻子鉴，今闻子鉴矣！”而后授意以甘肃都督一职为饵，诱徐镜心就范，徐不为所动。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害，徐镜心在《泰东日报》著文，痛斥袁世凯倒行逆施，力逼查办凶手，以谢国人。袁世凯一心复辟帝制，国民党人群起抵制而惨遭迫害。亲友们都为徐镜心的处境担心，劝他出京暂避，他不以为然，表示要在北京继续进行讨袁斗争，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3月4日，指示军法处密造伪证，将徐镜心逮捕下狱，严刑拷打十余次，终不可夺其志。4月13日凌晨，徐镜心英勇就义，时年41岁。
7、理琪(1908-1938)原名游建铎，河南省太康县人。学生时代即背叛家庭，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根据中国统一战线政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太康县党部工作。1928年入冯玉祥部无线电学校学习，后留任冯部报务员。1936年春经河南省委介绍到胶东，任中共胶东特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胶东军政治委员会主席、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员。
理琪到胶东时，正值“11.4”暴动失败、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牺牲之际，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群众情绪低落，革命处于低潮。理琪不畏艰难险阻，从恢复和整顿党组织着手，与张修己等骨干一起，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寻找失掉联系的党员，发展新党员，重新聚集革命力量。理琪还从思想上清除党内存在的急躁和悲观失望情绪。部分同志以刘志丹的部队将进入鲁西为由，建议举行第二次武装暴动，以迎接红军的到来。理琪在分析当时敌我形势后，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他说：“‘11·4’暴动后，幸存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是人民的精华、革命的财富，在敌人连续‘清乡’制造白色恐怖、群众情绪低落的情况下搞暴动，只能把仅有的这点力量丧失。”他耐心地说服同志，并以胶东特委的名义起草了《给胶东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信中正确分析中国及胶东地区的政治形势，总结“11·4 ”暴动的教训，批评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提出纠正的方法和今后的任务，从而使各级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扭转了“11·4 ”暴动后的危难局面。
1936年12月因叛徒告密，胶东特委机关遭到破坏，理琪在烟台被捕。敌人对他施以种种酷刑，并以死相威胁，他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泄露党的秘密。在被解往济南高等法院看守所后，他与赵建民、姚仲明等同志组建狱中党支部，领导狱中党员学习讨论党的抗战决策。1937年“七·七”事变后，理琪发动狱中难友开展捐款支援前线抗日活动。狱方制止，他理直气壮地说：“做监牢就不能抗日吗？亡了国，我们要当亡国奴，你们同样也要当亡国奴！”遂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使所有犯人受到一次爱国教育，许多看守也为政治犯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同年12月，理琪经组织保释出狱。
抗日战争爆发后，胶东特委决定建立武装起义队伍，遂于1937年12月24日在文登天福山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起义的成功，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奠定了基础，理琪在这次起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1月上旬，理琪赴威海与国民党专员孙玺凤谈判，策动了威海武装起义，得到80多支枪和大批军需物资，并争取威海国民党政训处部分人员参加抗日队伍。日军侵占烟台后，理琪、林一山等率三军第一大队于同年2月13日袭击牟平伪政权，生俘伪县长、公安局长、商会会长、维持会会长，缴枪百余支。战斗结束后，理琪率一部分干部、战士在牟平城南雷神庙开会，被日军包围。理琪临危不惧，指挥突围，身中数弹，血流不止，但他全然不顾，继续指挥战斗，并鼓励大家：“要节省子弹，坚持到黄昏”，“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一直坚持到晚上7时，队伍始突围出去，但理琪却因受伤过重而牺牲。
8、卢鹤绂(1914—1997)莱州市卢家村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936年他在燕京大学毕业后，被推荐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读研究生。其间他自己动手先后制造了一台180度质谱仪、一台60度聚焦型高强度质谱仪，准确测定了锂7、锂6的天然丰度比，这些发明创造被国际上所公认，被誉为“中国人在称原子的重量”，由此促进了原子能应用的发展进程。
1941年，美国政府将一份“科学人才征用表”递给他，拟留他在美国工作，被他婉言拒绝，并携妻子辗转回到祖国。在日寇追击下，他先后在中山大学、广西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历尽艰难于广东、广西、贵州等深山老林。1947年他在《美国物理月刊》发表了论文“关于原子弹的物理学”，在世界上首次公开发表估算铀235原子弹及费米型裂变反应堆临界体积的简易方法，被一些报刊、杂志誉为世界上“揭露原子弹秘密的第一人”。
新中国成立后，他取得了多项科学成果。其中，“容变驰豫方程”在世界上被命名为“卢鹤绂不可逆性方程”。之后，他首次肯定核半径公式应改为R=1.23×10-13A1/3厘米；为国家设计了充氩电子收集型裂变电力室，交工厂制成后，用这套自制仪器在国内首次观测到铀核裂变，为中国原子弹的诞生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1954年，他担任上海复旦大学分子物理教研室主任。他从分子论观点研究了自己的容变粘滞性理论对热、结构、化学等三种分子驰豫过程的普适性，论证了其系数定义的合理性，并扩充了爱因斯坦的化学驰豫学说。曾参加并完成了《爱因斯坦的论著选编》、《自然科学大事年表》、《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言论摘编》等专著。1975年他被选为上海市物理学会理事长，多次参与接待杨振宁、李政道等科学界上层外宾。1978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他被美国斯瓦尔斯大学聘为尊贵访问教授(远东地区仅他一人)。他在美国19个月，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先后在斯瓦尔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贝尔电话公司研究所等15处院校和科研机构访问交流。行家评价说：“教学效果很好”、“他对物理学近期重大进展理解的很透彻”，使美国同行“深感惊讶”。1980年他被推选为纽约科学院常任院士、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1988年10月，在他从事科学工作50周年时，中科院授予其荣誉奖状。1989年11月，中科院授予他“中国科学院荣誉章”。他还获得英国剑桥大学传记中心授予的《二十世纪成就奖》、美国传记研究院授予的《国际承认奖》，并载入该院《世界五千人物》和《五百权威领导人》。卢鹤绂一生对中国核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来源：烟台市史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