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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军事节目那些事儿”
我是一粒饱满的种子
中央电视台原成都军区记者站站长 曾和平
序言
我是1999年走上电视宣传工作岗位的，至今已17个年头。回想自己10多年的职业生涯，成天下基层、到部队，采访官兵；走高原、到哨所，拍摄边关。平均每年“泡”在“下面”200多天，那一行行艰苦跋涉的前进足迹，那一次次惊心动魄的采访历程，那一个个收获人生的开怀感悟，虽在人生的长河，它只是一个章节，但也足足让人回味整个春天。我是一粒饱满的种子，置身于军事电视这块沃土，我在这里发芽、扎根，我在这里懵懂、成长，我在这里开花、结果，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军事电视宣传工作者对使命的忠贞、对职业的坚守和对责任的担当。9个三等功和1个二等功那闪亮的军功章作证，《战旗报》宣传我的头版头条《追梦，虽九死其犹未悔》作证，其近1000字的社论《献身使命最风流》作证。
01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克服各种困难，是新闻工作者有所作为、成就事业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电视宣传工作是一项面对面的工作，其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海拔再高、道路再远，环境条件再恶劣，我们也要扛着几十斤重的摄像设备到一线、到现场，这需要吃苦。我们这一行跟从事文字报道不同的是，搞电视不仅要写稿，而且还要拍摄画面，回来后再加班加点的进行后期编辑，这需要吃苦。所以我说，干电视这一行必须要舍得吃大苦、耐大劳。没有一股狠劲、没有一股韧劲，没有甘于吃苦的精神是不行。
自从搞电视工作那天起，我就做好了吃苦的思想准备。我时刻用自己多年坚持的人生信条提醒自己：干任何一件事情，不干则罢，要干，就是再苦再累也要想方设法把它干好。2009年3月，我带队在西藏拍摄《雪山下的金珠玛米》电视系列片。3月10日晚上，我突然接到军区通知，要我赶到亚东边防二团海拔4800米的詹娘舍哨所拍摄三位藏族老阿妈拥军的新闻，中宣部将在13、14、15日作为全国重大典型宣传。我算了算时间，从拉萨到亚东县单程1000多公里，往返路途至少需要两天，也就是说上哨所、加拍摄，只1天时间要拍3条新闻，这任务无论如何也是完不成。他们文字和广播电台打电话采访就能搞定，我们电视不行。哪咋办？我们准备连夜出发，西藏军区领导不准，说太危险了！我们只好拿了点干粮12日一早6点钟从拉萨出发，前往亚东，一路踏冰破雪、艰难前行。由于我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赶到团里，尽管路况比较差，但车还是开得比较快，加之严重的高原反应，我们是一路颠簸一路呕吐。我们在路上捡到一只冻僵了的小狗放在车上，小狗也受不了车剧烈的抖动和颠簸，也同我们一起一路呕吐不止。就这样，我们在晚上8点终于赶到了亚东。到达团里，我们没有时间休息，是一边输液、吸氧，一边采访写稿，到凌晨5点，就直接乘车赶往海拔4800米的哨所詹娘舍。
上詹娘舍的路，全是冰雪路，坐在车上，感觉车轮是在溜冰，直到7点天亮才到达半山腰，后又遇雪崩，车被堵在一个叫老虎嘴的地方。没办法，我们只好肩扛几十斤重的摄像器材，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弃车徒步前行。在上哨所的路上，我们是喘一口、走几步、歇一气，沿途还要拍画面，真是头痛轻飘如浮云，脚重如如桩似千斤。当到达被誉为“云中哨所”的詹娘舍，我们全都瘫倒了！时间不允许再拖延，我们在哨所喝了几口开水，稍稍缓过气来，就又投入了采访拍摄之中。就这样，我们用一天的时间两个通宵的时间，硬是完成了在内地一周才完得成的任务，几条新闻13、14、15日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军事报道》等栏目播出后，得到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领导的高度评价，此新闻还在当年底被中国广播电视协会评为年度好新闻三等奖。
梅花香自苦寒来。我对西藏的感觉是，西藏采访很苦很苦，但那里是出新闻的富矿，我一到西藏采访，特别是到边防哨所采访，有的就是激情！2010年春节，我又带着“新春走边防”采访组到了西藏。我们顶着高寒缺氧，踏冰破雪深入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岗巴、塔克逊、卓拉、则里拉、乃堆拉等边防哨所采访，并第一次登上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雷达站——5300米的甘巴拉雷达站。整个采访历时15天，行程3000多公里，拍摄制作了《海拔4800米：美丽军嫂上哨所》、《祝福鲜花千里送哨所》、《海拔5000米：门巴将军带着家人去巡诊》等一批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军事报道》、《新闻频道》播出，被誉为：“春节新闻中难得的好新闻”。
2013年1月19日，我带着摄制组赶到西藏拍摄新春走边防的电视新闻。一到拉萨，得知西藏军区总医院院长李素芝将连夜率医疗队到查果拉抢救一名战士。我当即报名：“机会难得，我也要去。”
从海拔几百米的成都，一天内上到海拔5000多米的查果拉哨所，这是极度危险的行程安排，几乎没有先例，医生们都劝我不要如此冒失。我说，“抢救哨所战士的生命是天大的事，放弃这样的新闻，就是失职。”我犟着随队连夜出征。途中，我顶着满天风雪，站在海拔5620米的大雪山上，一边吸氧一边拍摄医疗队开进的画面，上车时竟一头栽倒在车内。
到了查果拉，我又强打精神，全程拍摄了医疗队抢救哨所战士苗雨的场景，直到次日凌晨1点才睡下。这时，我已感冒，头痛欲裂，胸闷心慌，恨不得抱着被子睡到地上，降低一点点海拔。
从这个风雪夜开始，我在高原战斗了50多天。春节期间，我随西藏军区总医院“流动医院”登上查果拉、塔克逊、甘巴拉哨所，奔赴日喀则、山南、墨脱、察隅、那曲等地，总行程6000多公里。白天，我跑前跑后拍新闻；晚上，我加班加点写稿子、编视频。这一行，我率领的摄制组在中央电视台播发新闻30余条，使“流动医院”的事迹传遍了大江南北。
然而，返回成都仅7天，在军区机关第一门诊部体检，我的肺部就查出了大问题。X光片显示：肺部有一个鸡蛋大的阴影。拿着X光片，医生们感到不可思议：“一个肺部阴影如此大的病人，怎么可能在风雪高原奔忙这么长时间，真是在玩命啊！”
这恰如一团阴云，笼罩着领导和战友们的心：“不会吧，这么好的人，不会被癌上吧。”
很快，我住进了医院，看着同室的晚期癌症病人痛不欲生的惨状，我彻夜难眠，思考着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要是真被癌上了，该咋办？”于是，我一次次捧起《浴血荣光》，试图从中获取力量……还好，经过10多个日夜的治疗，我肺部的“阴云”消散了，那是肺炎引发的一场虚惊。
“你只知拼命工作，眼里哪还有家啊？”赶来接我出院的妻子落泪了，回想10多年来我执行任务时被火烧、被车撞、被水淹的一幕幕险景，胸中的委屈如滚雪球一般：“以往遇险，起码人还在。这次真把我吓了个半死，要是真累出癌来，我们娘儿俩还有啥指望……”
一番“数落”，令在场的战友们无不动容。
出院刚回到家休养，四川芦山地震。我在后方一手提着中药袋，一头又扎在了地震救灾电视报道的组织和协调之中。
02
做好挑战的准备，关键时刻冲得上去，从容面对艰险，是新闻工作者思想素质必须具备的精神境界。有人认为，做电视记者，一定很风光，很潇洒。但我要告诉大家，电视宣传工作本身就是一项风险性很大的工作，时刻都面临着风险的挑战，我把它称为是一个高危职业。拍摄画面需要靠前靠前再靠前，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要去，不去就拍不了画面，拍不到画面就完不成新闻任务。面对艰苦和艰险，我和我的电视同行都能从容面对。近5年来，我们军区从事电视宣传的人当中，就有2名同志因公牺牲，大多数同志因常年负荷太重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腰肌劳损疾病，几乎人人都多次在电视新闻拍摄任务中受过伤。就拿我们新闻记者站几位同志来说，原站长胥晓东曾11次发生翻车事故，以裘山山主编的报告文学《一个军事记者的11次车祸》为证。记者肖震也在拍摄《世纪年初走边关》中在西藏出过1次车祸，受过2次伤，但他们一干起工作来，都义无反顾。
我在搞电视新闻之初，也曾问过他们，这个职业那么危险，你们还干得下去吗？他们都很平静的说，干这一行，就得有面临危险的思想准备。当时，我对他们的话半信半疑，但在不久险情就发生在了我的身上。2002年，我在全军教导队会议期间拍摄反恐训练教学片时，脸部和上肢被火焰喷射器反弹过来的的火焰烧成重伤，在医院整呆了3个月。出院后的恢复期，听说部队在西昌演习， 我又鬼使神差般地扛起摄像机去了演习地。2004年，我在参加中央电视台组织的大型电视系列片《走进云南边防》拍摄任务时，在临沧到德宏的山路上发生翻车事故，差点连车带人掉进波涛汹涌的怒江。车被撞得面目全非，我与其他3人受重伤。我最重，头部三处重伤，鲜血打湿衣襟，耻骨骨折，动弹不得。我被部队从临沧空运到昆明总医院足足住了100天，才拄着双拐回到成都。2010年9月，四川发生特大暴雨和泥石流自然灾害，四川邛崃市几十乡镇被淹，洪水滔滔，一片泽国。我随部队第一时间赶到，投入到抢险救灾行动中。在齐腰深的洪水中，我带领战士们手拉着手前进，转运老百姓、抢救群众财产。在漆黑的雨夜里，我们乘坐冲锋舟，打着手电筒，挨家挨户搜救被困群众。在一个河口，我们突遇倾泻而下的洪峰，经不起剧烈颠簸的冲锋舟一下撞到一辆被洪水冲翻的大卡车上，不是我组织大家沉着应对，险些连人带舟被滔滔的洪水卷走。如果说这几次经历的险情令我刻骨铭心，那么在2008年的执行汶川大地震救灾任务中，翻舟掉进紫坪铺水库，差点“光荣”更是让我终生难忘。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我和我们新闻记者站的几位同志正在加班制作军区部队维稳电视汇报片。由于事情发生突然，余震不断，我们紧急疏散到楼下避险。在楼下的空坝上，我和黄欣主任及几位记者马上意识到，成都震感那么大，四川肯定有地方大地震了，有灾难，这就意味着军区部队肯定要出动。部队一出动，作为记者的我们肯定要跟进。为了掌握情况，我和新闻记者站的同志冒着不断的余震毅然返回还在摇晃的办公室，在通信中断的情况下，一边从电视里及时了解灾情，一边收拾摄像器材，等待可靠消息。我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这个时候到一线去，不是我个人的选择，而是职业的天性。果不其然，下午4：30分，部里通知我跟随首长工作组去汶川。车出成都，进入都江堰地界，灾情逐渐出现在我眼前，倒塌的房屋慢慢多了起来，与我们相反的奔出的人流也越来越多。随着本是阴沉沉的天慢慢黑下来，我的心情未曾有过的沉重。当车爬上紫坪铺水库身后那座山时，路被大塌方彻底的阻断了，我们只好连夜返回都江堰。
随后的两天来自全国全军的救援大军压境都江堰，震中汶川仍是音讯全无。中央电视台前线指挥部，决定由我从紫坪铺水库乘坐冲锋舟至铝厂，再随救援部队徒步进汶川，把汶川的灾情和救援情况拍回来。我知道肩上的重任有多大，全国、全世界都在等待着我带出的汶川的消息！
5月14日，一大早，我急忙扛上20多斤重的摄像机，装上三块大电池和四盒磁带便匆匆来到紫坪铺水库，坐上冲锋舟沿江而上。在水路上，我被火热的运兵场景所吸引，一边拍摄画面，一边采访舟桥官兵。一个半小时后，我乘坐的冲锋舟来到一个狭窄的水道，就在我拍摄另一运兵舟时，余震发生了。巨大的山石从悬崖不停滚下水库，余震掀起的大浪一下子涌进了冲锋舟。我还没反应过来，大浪就把正在拍摄画面的我和其他乘员全部被卷入江中。在这生死关头，我紧紧抓住摄像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保护录像资料，绝不能把摄像机沉入江底，就在我在水中拼命挣扎时，被赶来救援的另两支冲锋舟的官兵把我们救起，庆幸又逃过一劫。
到达终点码头，同行的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主任冀惠彦打趣地问我：“和平同志，你在水里挣扎时想了些什么？”我说：我在水里真是这么想的：如果我这次能活着，老子下辈子都不得搞电视了！”大家哑然失笑。泡汤的摄像机让我不得不放弃跟随部队进入汶川的初衷，冲锋舟接上一船灾民原路返回，随即赶往成都。回到成都，我们来不及换衣服，就直奔松下电器维修公司修理摄像机。无奈，元件短路彻底报废，值得万幸的是在专修店工作人员的努力下，硬是将散成一团的磁带一点一点的擦干、修复，最后将恢复的磁带放到机器上一试，居然还放出了图像，这简直把我们高兴坏了。我们返回成都，写好新闻稿，将电视画面传到北京，当即又赶到了北川，当晚还协助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泉灵在绵阳体育馆进行了一场直播。后来，我使用的那台报废了的摄像机在北京全国“5.12”抗震救灾成果展中作为实物进行展出，并被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
在我翻舟掉进紫坪铺水库后，许多人都很关心的劝我：为搞电视，没必要冒着风险。我说：我总不能在救灾的战场上当逃兵吧。在都江堰聚源中学废墟上，我迎着高墙上摇摇欲坠的水泥板拍摄；在绵竹汉旺东汽厂，我背靠着随时都会倒塌的厂房钢架拍摄；为推出北川县人武部这个英雄群体，我先后五次冒险闯入被称为“死亡之城”的北川县城废墟进行实地拍摄；在堰塞湖泄洪区的江油涪江地段，为用镜头记录下部队保卫涪江铁路大桥和国家输油管线，我和同事多次冒险到最浅水位警戒线以下地方拍摄画面。
这些年来我家人都是在为我出差的安危担惊受怕。每当我给家属说要出差时，我家属不是问我什么时候走，而总是一个劲儿问我什么时候回来，语气里明显地带着几分牵挂、几分担忧。这几年，不论我往返哪个地方，就是再晚，她也要等到我平安到达的电话后才得睡觉。搞电视宣传这些年，我风里来雨里去，吃了不少苦，受了无数次的伤，但我对工作从来没有懈怠过。因为我是把电视宣传工作当成事业在干。
03
忠实履行特殊职责，善于建言献策，敢于担纲社会责任，是新闻工作者职业操守必须具备的政治觉悟。作为一个记者，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遵守职业操守，真实、客观地报道事实真相，是本分、是职责。但我认为，光这些还不够，还必须善于建言献策，敢于担纲社会责任，举微薄之力，更是一个新闻工作者难以推卸的责任。
2006年，我在参加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组织的70集大型系列片《长征轶事》的摄制过程中，我凭着职业的敏感和工作习惯购买了20多本关于长征题材的书籍，在网上查阅和下载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使我将平时学习到的长征知识在工作中得到了充分运用。
根据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长征轶事》系列片的总体构想，这次拍摄的主要着力点是放在寻找和发掘红军长征途中鲜为人知的故事上。这些年来，反映长征的影视片可以说应有尽有，但要挖掘出“轶事”，绝非易事。我们摄制组每到一处都要进行深入细致地采访，掌握第一手素材，精心策划选题。在贵州遵义，“遵义会议”中外皆知，面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怎么反映，摄制组的同志各抒己见。当时我从一本书上得知会址认定的过程很是曲折，知晓的人很少，可称“轶事”，我们便把选题定在遵义会址的认定和确立上。拍摄的《遵义会址》播出后，观众从中更多的了解了遵义会议，增长了知识。在贵州习水县拍摄《红军门板》一集时，我们在一份材料中了解到石仟县境内，红军长征时曾发生108名红军为保护群众集体跳崖的悲壮故事。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于这一事件从未报道过。我们认为，只要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是可以报道的。为了把事实搞准，我们又不辞辛苦，驱车1000余里赶到石仟县，徒步40多公里到红军跳崖发生地的困牛山区进行调查核实。最终，我们摄制的《困牛山上红军魂》播出后，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108名红军跳崖困牛山的事迹被收入当地史志。
《巴山游击队》选题的确定也是一波三折。巴山游击队是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时留下的一支武装，在坚持浴血奋战了五年之后，全部壮烈牺牲，事迹悲壮而惨烈。70年过去了，在外界仍鲜为人知。在确定选题时，有关部门提出异议。我们据理力争，通过掌握的有关史料知识说服了大家，最终才将《巴山游击队》这一选题上报中心并得到认可。随后，我与编导满东燕翻山越岭赶到南江桃源的秦巴山区进行实地拍摄。这一集使巴山游击队第一次走出被历史封存的深山，呈现在观众面前，其悲壮史迹终为世人所知晓。后来，我还依据史料和深入地采访，写出了一篇反映巴山游击队始末的纪实文学《喋血大巴山》。可以说，在这次摄制任务中，我们冒酷暑、经风雨，爬雪山、过草地，吃尽了苦头，是在红军长征精神的鼓舞中走完了我的长征路，是在汲取知识营养的过程中圆满完成了在大西南25集《长征轶事》大型系列片的拍摄。
凡是参加过2008年四川汶川抗震救灾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那就是在救灾一线面对撕心裂碎的惨状，总觉得有干不完的活儿。我们新闻工作者也是一样，经常因为多种原因把新闻画面没渠道传出去而感到异常的愧疚和自责。据统计，在这次地震救灾中，中央电视台就来了100多名军内外记者，作为驻站记者如果抓住了他们就等于抢占了主要平台。这些记者来了以后，我就择其所需，主动给他们介绍情况、汇报新闻线索。北川县人武部的事迹本来没有列入全军、全国的宣传的范围，但通过我几次到北川采访，感到这个人武部事迹感人可作为典型宣传，可愁得是没有许可的平台，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因为我有责任把他们宣传出去！正巧，时任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中心主任的黄国柱少将一行来到成都，我当面给他汇报了这个典型，并趁他去北川时，又劝他去看了人武部的全体同志。黄主任为从废墟上站立起来的这个英雄群体的事迹深受感动，并答应只要做出来就马上播出。我喜出望外，再进北川，昼夜写作和拍摄了两条新闻，并将两条新闻《北川人武部：大难面前显真情》、《北川人武部：人在“阵地”在》搬上了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栏目“抗震救灾英雄谱”专栏进行了连续播出，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军事纪实》又以《从废墟上挺立的英雄群体》为题进行了长篇报道，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由于宣传及时，该人武部后被表彰为“全国抗震救灾英雄模范集体”。
2010年4月，玉树发生特大地震，我率队顶风冒雪、千里驰援，救灾20多天。我在救灾中发现，由于玉树高原海拔4400多米，来自全国的救援人员中，许多人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急需抗缺氧的药品。我便与全军高原病防治中心主任、西藏军区总医院院长李素芝取得了联系，他紧急筹措了一批价值约30万的药品，并带队昼夜兼程运抵灾区，及时发放到了救援人员的手中，使高原病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李素芝和全军高原病防治中心为灾区的义举，受到胡主席和国家卫生部及中央军委领导的高度赞扬。
从事电视宣传工作这些年，我走遍了西南所有的边防哨所，参加和组织了历次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和重大军事训练、军事演习、全国全军重大典型的宣传报道活动。我在经受命运和人生考验的同时，也在收获着执着付出后的那份幸福。
磨难未必是福，但历炼一定是财富。我是一粒种子，一粒饱满的种子。痛并快乐着。
在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即将迎来成立20周年之际，中国军视网面向社会举办“我与军事节目的那些事儿”主题征文、微视频活动，于2016年1月25日正式启动，至今已两个多月，目前已收到征文、图片、视频近两千份。由于军事专家、记者和广大网友们纷纷表达了投稿意愿，反响相当强烈，因此征文组委会决定将截稿日期延长20天，将于2016年4月30日正式截止，之后进入评审阶段。想要投稿的战友和网友们，快快抓紧时间吧！征文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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