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

——从定策风波及阮马公案看明季东林党人之失

一、东林党人的舌头与骨头

大明朝之亡，除了惯常说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原因之外，还亡于一个字，便是那个正人君子的“正”字。

自明成祖作序颁布理学之《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起，大明朝开始“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到明中叶，一群腐儒更是走火入魔，不断地推波助澜，几乎完全摒弃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内圣外王”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体用不分，纯以道德文章为唯一衡量标准，只重节操不重才干，造就了一大批只会与“异己”分子划清界限、天天猛搞批评与自我批评，余则一窍不通的道德宪兵，以至大明江山之状况江河日下。

崇祯帝缢死煤山，未始不是因了这个“正”字。

在明清之际的党争中，东林党人就一直孜孜于这个“正”字，并以为这是天下之本。

话是没错。

可惜的是，这“正”也得看怎么个“正”法，譬如素有清名的东林一脉，就未必个个身上干净有骨气;而阉党中人、贪官污吏，却又未必一定无气节。这个“正”字如何用法，如何解法，实在很是耐人寻味。

好比东林魁首钱谦益、黄宗羲，还有历来臭名昭著的弘光朝“奸臣”马士英、阮大铖，乃至著名的南明死节忠臣史可法等人的事迹，就都有着极强烈的代表性。而其中牵涉到的其他一些所谓“正人君子”楷模，如大儒刘宗周、黄道周等，他们虽然也很“正”，但他们那种“正”法和表现，却颇令人齿冷，甚至于叫人心寒不已。有关刘宗周和黄道周，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一节专门论述，兹摘录于下：

刘宗周，字起东，学者称为念台先生，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被视为学问渊博、品行端方的正人君子。他和福建铜山的黄道周(号石斋)备受东林—复社人士的景仰。由于他的弟子黄宗羲等人对他推崇备至，流风所及，人们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只要刘、黄诸君子掌握朝政，明帝国就有中兴之望。其实，刘宗周和黄道周都不是栋梁之材。他们“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事无补。就迂腐和褊狭而言，宗周更甚于道周。他毕生追求的是一种自我完美。由于这种“完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往往显得矫情做作。刘宗周生活的年代正值多事之秋，为了表现自己进退有“廉耻”，他连“君有命，不俟驾”的儒家信条也丢在脑后，从被任命为四品官太仆寺少卿起“必三四辞而后受事”。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使者穿梭于道，因循经年他才雍容有度地进京任职。这正如俗语所说“急惊风遇着慢郎中”，想依靠这种人挽救危局无异是缘木求鱼。弘光政权建立以后，他的行为也极其诡异。被起用为左都御史时他既不用旧官衔，也不用新官衔，而自称“草莽孤臣”。上疏说，淮抚路振飞把家眷送出城外是倡逃，“可斩也”;高杰、刘泽清率军南逃“可斩也”。在明末江淮诸臣中，路振飞敢于同南下的大顺军抗衡，对明朝而言可谓忠心耿耿。刘宗周却以总宪的名义上疏建议处斩;高杰、刘泽清手握重兵，又以定策拥立之“功”新邀封爵，根本没有可杀之势。夏完淳说：“宗周谓泽清等可斩也。泽清固可斩也;处南都之势，发此危言，不足以壮国威，且速其祸。于是，四镇合疏纠宗周去;(姜)曰广继之……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据归庄说：刘宗周“后亦自悔其失言”，“自悔其劾公(指路振飞)之误”。刘宗周的慷慨陈词，主观上是显示自己的凛凛正气，客观上却加剧了弘光朝廷内部的矛盾。当刘泽清等勋臣以他自称“草莽孤臣”和建议弘光帝进驻中都凤阳是犯上作乱的大阴谋(凤阳没有城墙，有高墙五所，囚禁宗室罪犯)，他又极力辩驳，声称自己“不受杀”。特别奇怪的是，黄道周被召为礼部侍郎，他写信加以阻止，说什么“际此乱朝，义不当出”。黄不听从他的意见，他又结怨于道周。弘光朝廷覆亡的时候，道周奉使绍兴祭禹陵，这里正是宗周的家乡，多次请见，等了一个多月，他不仅避而不见，还在扇面上写诗一首叫黄道周滚蛋。待到潞王朱常淓以杭州降清，浙西岌岌可危时，他派人到处找黄道周，道周已经随唐王朱聿键赴闽。他才后悔“未免当日拒绝太深耳”。在浙江各地绅衿开始起兵反清时，他却决定绝食自尽。门生劝他道：“死而有益于天下，死之可也;死而无益于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轻弃之?”他回答道：“吾固知图事贤于捐生，顾余老矣，力不能胜。”宗周当时已六十八岁，起义抗清确有一定困难，可是，他的门人王毓蓍投水自尽的消息传来，他说：“吾讲学十五年，仅得此人。”可见他的所谓“正命”不在年老。绝食几天后，他谈自己的感受道：“吾日来静坐小庵，胸中浑无一事，浩然与天地同流。盖本来无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沧海横流，黎民涂炭，社稷危如悬发，刘宗周却轻描淡写地说成“原无一事”。第二天，传来了金华举义兵抗清的消息，门生劝他忍死以待。他说：“语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功利之说倡，此国事所以不竟也。”最后终于饿死。刘宗周作为忠臣留名青史的目的达到了，他一生好名，与其说他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对征服者清朝来说，自然最欣赏这种表率人物。

关于被顾先生称为行为诡异的刘宗周在起复后对弘光自称“草莽孤臣”及对道周所说之奇谈怪论等，余以为无非都是不认同弘光为帝的意思，所以依然沿用崇祯殉国时其为布衣的身份，并以弘光朝为“乱朝”，此种行为，实在令人无法评说。

说回正题。

我们还是先就与马士英、阮大铖这两位大“奸臣”有关系的一些事例铺展开来，看看明季东林党人的这个“正”字，到底在明季政局中起了些什么作用。

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明史》将其与温体仁、周延儒、阮大铖等一起列入奸臣传。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初迁任山西阳和道副使，后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

马士英真迹

到此时，马士英的仕途都是颇顺利的，只是他做了巡抚后仅一月，就开始动用公款贿赂朝贵，结果为镇守太监王坤所揭发，被罚遣戍，随之流寓南京。

而马士英之后在南明弘光朝的得势与一方坐大，与当时同在南京的一位名列“逆案”的人物——阮大铖，有极大关系。马士英与阮大铖两人正是在这个时候熟识起来的，但也从此时开始，他们被东林党人及大多史家指为阉党和大奸大恶的人物。

可实际上，阮大铖的名挂“逆案”与马士英被指奸臣，多少是有些冤枉的。认真追究起来，这两人与被指的这些罪名，都颇有些不搭边。

先说马士英这个“奸臣”的冠名。

马士英被流放南京后，为阮大铖推荐，由周延儒所起复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而周延儒原本就是东林一脉，做首辅时所拔之士颇多东林，后来因钱谦益一案为东林所指，双方关系遂告破裂，但其于崇祯十四年二月重入内阁，却是在东林一脉的复社领袖张溥游说下复归东林体系，然后由东林党——复社一脉联合了最被他们所鄙视的魏忠贤“逆案”中人阮大铖、冯铨等人，采取贿赂内监、后宫等不正当手段而促成的。因此认真说起来，马士英的座主是周延儒，故马士英也可以说属东林体系的。而马士英本人的政治态度，当时来说本就倾向东林，即使到了弘光初期亦如是。

但相当部分东林党人和后世史家在论及南明局势时，却大都指责因马士英当政掌握大权，又起用“阉党”阮大铖任用“逆案”中人祸国殃民，排斥东林党，并将史可法排挤在外，曰“秦桧留之在朝，李纲驱之在外”(朱一是：《为可堂集·周雷赐死始末》)，以至南都倾覆，大有似乎只要史可法、钱谦益等东林党人掌权，大明社稷就不至于沦亡，甚至可以起复东南之意。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看不是。非但不是，而且这等说法还大有移祸东江的嫌疑。

因为这么一来，就等于将弘光朝倾覆之责轻轻一推，全都压到了马士英与阮大铖的身上，却把东林党人洗了个清白干净。而明末之正史、野史，十九出自东林之手，多以一己之恩怨而肆意增损，甚至无中生有，尤其于对立方及中间人士，乃至一些党内异己者的记叙，殊难取信于人。

首先要说清楚的一点是，马士英得势当政、史可法失势出京督师，并非全出自马士英之阴谋和手腕，甚至可以说马士英当时是半主动、半被动地坐上了弘光朝定策首席功臣之位，客观上，形成这一局面的推动者，正是史可法本人及以钱谦益为首的一大批东林党人。

思庙煤山殉国以后，自安徽起的南方大部分地区依然处在残明政府的统治之下，因此谁来继统的问题，显然成了那时的头等大事。当时有条件有资格继承大宝的人选大致有四位：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三位藩王与崇祯同属一脉，都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祖父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所出;还有一位是万历皇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

但是前三位藩王中，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的辈分要大崇祯一辈，是万历皇帝的儿子，且两人当时身在广西;而潞王朱常淓则干脆就不是万历这一脉所出，乃是万历的侄子，辈分也是同样大了崇祯一辈。不过由于他和福王朱由崧，还有另两位旧藩周王、恒王当时都在淮安，因此就地理条件看，十分勉强地也可算一个人选。

只是在嘉靖朝的“大礼议”和万历朝的“争国本”事件中，朝士们孜孜以命抗争的就是这份血统亲疏和长嫡，所谓的伦序纲常，按照他们的那套理论，福王朱由崧是当然的不二人选。

首先福王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要比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两藩都居长，而朱由崧又是其长子，和崇祯是同一辈，乃是崇祯的亲堂兄，所以无论是论长幼还是依嘉靖继位的“兄终弟及”先例，他都显然优于惠、桂二王。

至于潞王朱常淓，不但血缘关系隔了一层，连辈分也要大崇祯一辈，所以怎么看都不太可能轮得到他。

但偏偏这个时候相当部分的东林党人却开始自己扇起自己嘴巴来，他们闭口不讲嘉靖“大议礼”和万历“争国本”时那套被奉为“万世法”的伦序纲常了，却开始讲起“立贤”来了。可见，人身上的舌头这玩意儿，真是件最没骨头的软东西，随时能翻来覆去，当真好用得很。

其时在籍的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在知道思庙殉国的消息后，数度奔波于家乡常熟和南京之间，以“立贤”之名四处鼓动朝臣们拥立潞王朱常淓，而支持他的有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山东佥事雷縯祚、礼部郎中周镳等人，这些均是东林体系的骨干。其中少数人拥谁的态度各书记载不一，但是他们不拥福王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他们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反常，只因他们并非真的是在讲什么“立贤”。

明代的藩王，自宁王以后，充其量也就是个大地主，这几位藩王在封地时，被中央政府看得死死的，一无政绩二无实权，了不起只能收收租，有什么贤不贤的。而他们想拥立的那位“贤”潞王朱常淓，后来的事实更是证明他不但不贤，还是个十分无耻全然没有气节的人，比之福王弘光帝大有不如。在清军破江南攻打杭州时，城下的明军与清军正在大战，他却在城上以酒犒劳清军，一心只要献城投降。如此数祖忘典的无耻之人，到底何贤之有?

因此说到底，所谓的“立贤”，不过是部分东林党人出于一己私利提出的口号而已。

他们既拿不上桌面、也不能说出口的真正原因，乃是福王朱由崧的奶奶、老福王朱常洵的母亲，正是万历朝“争国本”事件中的主角之一郑贵妃，也是后来泰昌和天启时“红丸”、“妖书”、“梃击”等案的主角，是东林党一直以来的大对头。正是因为东林系前辈及东林党人的抗争，万历皇帝和郑贵妃试图谋立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的算盘才落了空，而朱常洵更在其后还被迫离京，去了洛阳就藩，以至最后死在了李自成手上。

此刻的残明南京政府中，东林一脉人士占据了相当优势，可以想见他们当时必然非常惧怕小福王朱由崧继位后来个秋后算账，对东林党人进行打击报复，因此他们是怎么都不会愿意看见小福王朱由崧坐上皇位的。

对此，《明史》亦有记曰：

伦序当属福王。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梃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縯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

而当时另一位实权人物，东林烈士左光斗的门生、残明首席重臣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的态度，则显得模棱两可摇摆不定。他一方面心知无论是论长幼还是论血统，都是福王朱由崧当立，如果另立他人，尤其是立从哪方面看都不太合适的潞王朱常淓，只怕马上就是一场天大的政治风波，这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下，是相当冒险的举动，完全无法预料后果。

可问题在于他又是东林魁首之一左光斗的得意门生，对福王一脉继位必然也和大部分东林党人有同样的疑惧，再加东林势力对拥立福王的强烈反对，这使得他非常矛盾。在此种难以取舍的情况下，他悄悄赶赴几位藩王所在地的管辖长官凤阳总督马士英处，与其商议大计。

他之所以要去和马士英商量，并非因为马士英和他私人关系好或者其人官位够高，也不是因为马士英见识过人，而是因为马士英督下有着几镇总兵率领的大批部队，手里抓着枪杆子，而福、潞两位热门候选藩王此刻又恰恰在他治地内驻足，因此无论想立谁做皇帝，都必须先要和他达成一致，在这个时候，马士英可说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种对形势的最基本认识，史可法还是有的，而且说做就做马上约见马士英，在浦口与之密谈。从此点看，史可法比之钱谦益之流，政治眼光还是高了不少。

史可法

而马士英此刻的态度颇亲东林，也有心要立个大功，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秘密商定出一个两不得罪的折中方案，即放弃福王和潞王，拥立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遂于到达浦口的第二天，写信回南京，提出了拥立桂王，同时由潞王仿照古兵马元帅之制暂时统率兵马的方案。(姜曰广：《过江七事·计迎立》)

而盘踞在南京的东林势力，其实只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继位，无论选谁都是不会有意见的，所以他们一接到史可法的方案，礼部就马上准备了各种仪仗，打算出发去广西接桂王到南京继位。

由此可见，“拥潞”一派的东林党人所谓的为国“立贤”，压根儿就纯粹是为自身利益而罔顾社稷打出的一句口号而已。倘若他们真的是为了国家社稷“立贤”舍福王拥潞王，则当坚持“拥潞”力争到底，这一国之君、皇帝人选，岂能如儿戏一般说换就换!

从这点上说，钱谦益、吕大器等人比之万历时期的东林前辈们，风骨相去甚远，正是东坡居士所谓的一蟹不如一蟹。无论那些东林前辈出于什么原因，单论他们为了一个理念就敢不惜丢官丢脑袋，敢不顾私利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皇帝以及反对势力抗争到底这一点，就远比钱谦益等辈强得太多。

二、定策风云与“史出马入”

残明的大局，看来就这样定了。

有可以统领朝士的首席大臣兵部尚书史可法、掌握几镇兵马的凤阳总督马士英支持，东林党和朝臣们的赞同，桂王朱常瀛这皇帝位子似乎已十拿九稳了。

只是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话真是一点不错。对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马士英这几人来说，祸福变幻真的只在旦夕之间;而对残明政局来说，则当真也是天有不测风云。

福王朱由崧原是理所当然、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选，一夕之间变成了什么都捞不着，反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潞王朱常淓，却得了个兵马大元帅的位置，而桂王朱常瀛这位崇祯的叔叔辈，更是平白就要拿张龙椅来坐坐。

福王朱由崧当然不会甘心，同时也自然有人看不过眼。一个老福王朱常洵曾经的仆人，这个时候就看不过眼了。千万不要小看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虽然大多时候他们再怎么折腾都无济于事、不能影响任何大局，但有的时候他们一动却能震动天下，是很要命的。

问题只在于他们在什么时候动，怎么动而已。

很多年前，有位叫唐雎的匹夫，就因为觉得那位强秦的国王太过骄横，实在看不过眼，于是发了发他的布衣之怒，结果差一点就是三尺之内伏尸二人，血溅五步天下缟素。

可见有时候血溅五步的匹夫，不但可以叫能让天下流血千里的国王低头，甚至还可以让天下缟素。我们的老祖宗很早以前就告诉我们这一点了。

而现在这位看不过眼的老福王朱常洵曾经的仆人，还不是个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仆人，因为此人无论从身体上还是身份上来看，都十分特殊。

这位仆人是个太监。

老福王朱常洵在北京的时候，身边有位绰号“胎里红”的小太监叫卢九德，很是得他欢心。在朱常洵离京就藩后，他大约凭借福王的照顾亦或者是靠自己的能力，也可能是两者都有，总之是一路高升，到了崇祯朝，已经屡屡监军，手下节制过左良玉、曹文诏、黄得功、刘良佐、陈永福等名将、悍将，也与农民军有过连番大战，曾任总督京营太监，现在正好是守备凤阳的监军太监。

作为宫中旧人，他当然知道多年前那朝中宫里的一系列故事，譬如“争国本”;他也很清楚眼前这位故主之子，现任的福王朱由崧是当前最有资格的皇帝候选人。而征战沙场多年的经历，更让他知道到底什么才是硬道理。所以他在得到福王朱由崧的求助手书后，马上就找来了这世界上最硬的道理——枪杆子。

后来弘光朝四大镇中的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虽然此刻隶属总督马士英麾下，但也多曾是卢九德的监下将领，大家是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出生入死过的亲密战友。因此当卢九德对高杰等人一摊牌，亮出福王朱由崧的手书，说明要拥立福王做定策功臣的计划后，这些在明朝历来被文臣们压制的武将马上意识到，他们出头的日子就要到了，因为有明一代从来重文官轻武将，除太祖开国功臣之外，大概只有那位传奇人物李成梁可勉强算一个，此外就再没有武将能位极人臣的。因此眼前这场“富贵”之大，是他们做梦都没想过的。

至于另外一镇山东总兵刘泽清，在开始时虽然曾一度附和东林势力的意见，支持拥立潞王，但这时一看自己兵力远远不敌拥福王的三镇，遂马上见风使舵也表示效忠福王了。

而此刻“拥桂”计划的倡议首臣之二，凤阳总督阁下马士英，也正好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凤阳。

要说马士英刚和南京首席重臣史可法两人密谋定下了“拥桂”大计，是制订此项计划的人员中实实在在的二号人物，何以又会灰头土脸回到凤阳了呢?

因为他的官，还是小了些。

马士英此刻其实是相当倾向于史可法和东林党势力的，所以唯史可法马首是瞻，在“拥桂”计划中表现得很积极。后来他得势时也曾对东林骨干姜曰广承认道：“立桂，史意也。予曰：亦佳，但须速耳。”

然而，对那些在南京的朝臣和东林魁首们来说，他马士英却依然不过是个地方官员，其身份还不够与他们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尽管他是封疆大吏，掌控着福、潞两藩，手握重兵，而且还是南京一带最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却也一样没人把他放在眼里。

写到此处，我实在有点忍不住，必得叹上一叹方才甘心，曰：腐儒不足与计耳。

因此当马士英在浦口向南京的朝臣和东林魁首们发出邀请，邀请他们前来浦口与会，共商“拥桂”大计时。东林魁首们十分高傲地认为，区区一介马士英根本就没资格和他们坐在一起讨论如此重大的问题，所以只派了两名小人物去应付一下，带回了“凤督定迎桂矣”的消息，就拉倒了。

第二天，史可法确认“拥桂”计划的书信抵达南京。

马士英就这样碰了南京朝臣们的软钉子，于是灰溜溜、悻悻然地回到了凤阳。

谁知道他一进城，却骇然发现自己手下的大将和部队云集城内外，且已经清一色地倒向了福王朱由崧，于是“士英度势之成也，敢无支吾，遂隐其前说，且乞附盟”(姜曰广：《过江七事·计迎立》)，顿时马士英和其麾下三镇总兵及山东总兵“拥嫡”遂成定局。

马士英是个官场老手，一进凤阳他就明白了形势至此，自己已没其他路好走，只能顺势倒向福王朱由崧，不然的话，别说什么仕途，只怕马上连性命都难以保全。因此他立刻附盟，与卢九德及诸镇总兵一起在凤阳皇陵前盟誓拥立福王，顺水推舟地做了文臣中的头号定策功臣，也成了唯一一名参与“定策”的高阶文臣。

至此，弘光朝一套完整的内监、文臣、武将嫡系班底，就全部凑齐了。

不过这会儿可千万别急于去指责马士英贪生怕死或者趋炎附势。

因为首先是此人并不怕死，他身上有很多缺点甚至污点，但唯独这骨气却肯定是不缺的，至少于我看来，此人在气节上要比钱谦益，甚至于黄宗羲之流的所谓东林领袖们都强太多，此条且容后细谈。

其次，则是史可法和南京的朝臣及东林诸君子们，在知道凤督、四镇拥立福王后，也和马士英一样，马上城头变换大王旗——表态同意立福王了。

最后，犹有过之的是，他们马上又开始为马、卢、四镇定策之举邀功请赏，而原本叫嚣拥立潞王的那位吕大器，在知道福王先充任监国后，更是提议朱由崧不用做什么监国，后天直接就登基做皇帝算了，连一贯需要的遮羞布都不用了;(李清：《南渡录》)钱谦益也同样干脆，一转身就跑去逢迎起东林的死对头“阉党”分子阮大铖来。

因此在“拥潞”、“拥嫡”态度变换这点上，还真是谁都说不了马士英什么，盖因史可法和那些东林党人亦无外如此而已。

不过这个时候在浦口的史可法，还不知道凤阳的不测风云，尚自在写信给马士英商议“拥桂”事宜，信中说到不立福王的原因时曰：“福王则七不可，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黄宗羲：《弘光实录钞》)老实说，这些话说得比较狠，也比较不实事求是，譬如不孝不读书云云，基本上就是个指着鼻子骂人的套路，把福王朱由崧从私生活到道德品质以及个人素质、从政能力等通体骂了个遍。

马士英老于官场，一得此书，顿时知道自己已然稳稳坐上了定策首功之位。

后来史可法在知道拥立福王已成定局之后，也自然知道这条把柄的厉害，所以曾向马士英求还此书，并表示若马士英将此书还他，他将“终不相忘”。(谈迁：《枣林杂俎·仁集·史相国督师》)据姜曰广《过江七事》中说，最后史可法甚至对马士英威胁道，如若你不还我此书便是“汝杀我耶!”，于是马士英到底还是将此书还了与他。

只是原件虽然还与了史可法，马士英终于还是留了份抄本在手里。

其实无论马士英有没有将此书还给史可法，残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在这场“定策”斗争中出局都已是必然之数，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正是他自己和钱谦益、吕大器等一批东林党人不以江山社稷为重的私心杂念。

福王朱由崧是个无能庸人自然无需多说，违错章灼比比皆是。而且他自父亲被李自成所杀后，生活也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中，在被拥立监国、继位前，其处境是十分艰难的，甚至一度要靠亲戚们的接济来度日。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率军击破洛阳，把老福王朱常洵一刀杀了，将其血、肉与鹿肉一起煮成一锅“福禄酒”，赏赐给部下吃了。朱由崧和嫡母福王妃邹氏邹氏本人已无子，朱由崧是侧室所生的庶长子。、舅邹存义，福王府的部分官吏及仆佣合计两百余人侥幸逃脱，避难于孟县。当时的河南巡抚高名衡向崇祯帝汇报说，朱由崧尚无子女，母子俩相依为命，形状十分可怜。崇祯帝听说后，马上专门派了四名官员、太监去收敛自己亲叔叔老福王的尸体，给他料理后事;又命驸马都尉冉兴让、司礼太监王裕民、给事中叶高标三人，携带银两前往河南接济、慰问朱由崧母子。(谈迁：《国榷》)

同年九月，朱由崧母子返回洛阳。

崇祯十六年(1643年)，朱由崧在洛阳袭封福王位。

等洛阳再次被李自成军攻陷后，朱由崧这次一路逃到了河南卫辉府的潞王朱常淓处。据弘光朝苏松巡按祁彪佳的日记中言，潞王朱常淓的手下曾告诉他，在此期间朱由崧生活无着，只能靠潞王朱常淓的接济度日，即所谓“今上遇难，潞藩周旋诸事”(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甲申日历》)之后，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又一起逃到了淮安西湖咀。

在朱由崧生活艰难处境如此狼狈，又理所当然伦序当立的情况下，如果史可法和东林党人拥立他，不怕他不感恩戴德。而看他日后的作为，也可知道他压根儿就不想建功立业，是以大可把他供起来享福，自己则放手去做，为所欲为的，绝无可能让区区一个马士英以及几镇小小的总兵官一夕坐大，更别说阮大铖这样背负恶名的在野人士了。

对这几点，史可法当时心里都是很清楚的，他在与姜曰广私下商议拥立人选时，曾先对“拥潞”一事表态道：“此兵端也!”借此否定拥立潞王朱常淓，接着又说：“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姜曰广：《过江七事·计迎立》)此言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倾向，同时也表明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哪怕就是拥立福王继位，亦无足为患。

可惜的是，这位握有拥立大权的残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史大人，在关系到社稷安危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得极度让人失望。

在他以上言论泄露之后，“拥潞”诸人气势汹汹，舆论大哗，史可法顿时缩了回去。他既不敢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据理力争，坦言福王伦序当立、“拥潞”或将开肇兵端，也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站出来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以打消众人对“拥嫡”的疑惧之心，而是畏首畏尾至于“引避不言矣”(姜曰广：《过江七事·计迎立》)，最后竟搞出了一个试图两不得罪的，不伦不类的“拥桂”方案。

这个“拥桂”方案，一不合伦序纲常，放着崇祯帝的亲堂兄弟不立，却去立崇祯帝的叔叔，虽然大家都是万历皇帝所出，但这样做置天启、崇祯二帝于何地?置福王于何地?驱之抑或杀之焉?因此其本质和“拥潞”并无太大的区别。

二是极度缺乏操作性，比之“拥潞”都不如。潞王朱常淓好歹和福王一样，都近在淮安，几天就可以到南京，而桂王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广西，且目前是个什么情况都还不是很清楚，再加这迎驾的全套仪仗摆出去，一个来回几个月总是要的，到时候只怕这位桂王还没到南京，大顺军或清军早已兵临城下了。

是以“拥桂”一策，最大的好处就是东林党人没意见，也多少给了讲伦序纲常一派大臣们一些理由，唯独其中全无一丝为国家社稷的考虑，也无一丝顾念故主崇祯帝的意思在内，纯粹是史可法为了安抚东林势力而想出来的一个大昏招。

在此一事中，史可法自见识和政治手段上看，虽然有所认识，但优柔寡断顾虑重重，毫无一点政治家的决断和魄力，不敢快刀斩乱麻安定局势，以至后来不得不出京避祸，空自丧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时机;从气节和品格上看，他也没能做到一心为国或对崇祯帝死而后已，一遇阻力和反对，连仗义执言的勇气都没有，只求不得罪各方势力。这比之他老师左光斗，直如陈元龙与许汜之上下床之别，(《三国志·魏书·陈登传》)相去何止千里。

在凤阳“拥嫡”成为定局后，马士英率军五万，拥着福王朱由崧浩浩荡荡直奔仪真，福王在那里捎上史可法后往南京而去，马士英则率大军驻扎不动。(姜曰广：《过江七事·计迎立》)

四月二十九日，福王朱由崧、史可法同船抵达南京城外，南京各部官员赴城外觐见朱由崧。

五月初一日，福王朱由崧率众拜谒明孝陵，然后自西门入城。

五月初三日，福王朱由崧就任监国。同日，高杰、刘泽清等上书请史可法过江督师。

五月初九日，马士英自请入朝，拜表即行。

五月十五日，监国朱由崧登基，改明年为弘光元年。

五月十六日，弘光帝以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加马士英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又以原户部尚书高弘图为礼部尚书，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为礼部左侍郎，礼部尚书王铎诸人俱为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随即史可法陛辞，离京督师，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马士英入直。

史可法在弘光朝政局的第一轮较量中，出局。

其实在高杰、刘泽清于五月三日上书请史可法过江督师后，史可法等人已知与“拥嫡”派有隙，再加前阵首鼠两端，反对本来就伦序当立的弘光帝继位，搞“拥桂”、“拥潞”等方案既得罪了弘光，又导致定策之功全归马士英与四镇武将，照这势头搞下去决无好果子吃。于是他们急忙开始为拥立弘光帝的马士英及四镇请功，试图以此换取弘光帝及马士英、四镇将的好感，同时开始拉拢上游坐拥重兵的左良玉，以图日后抗衡四镇。

史可法遂于五月八日上疏，奏请将黄得功、左良玉自伯进侯，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封伯，马士英和卢九德两人之功则合诸镇之全，爵赏应另行商议，群臣也均附议之。

可惜的是，史可法之前在“拥桂”时大肆抨击弘光不当立的“七不可”之事，已经决定了他不会得到弘光的好感，因此后来史可法之离京，固然有其不得已之处，亦不得谓其中完全没有避祸之意。

而弘光帝本来就穷困潦倒好长一段时间了，刚知道自己是伦序当立的第一合法继承人，正满心高兴之际，突然又被东林诸人纯粹出于私心杂念的“拥桂”、“拥潞”行动搞得差点无容身之地，于是万般无奈之下，去找了那些原本不上台盘的镇将来支持自己，这才惊险万分地夺回了皇位。他此刻对马、卢、四镇将等正是感激不尽的时候，对史可法和东林党人的不满甚至仇恨之心则可想而知;而这些“拥嫡”的人马，原本只是地方官员和偏裨之将，只有一个高杰算是总镇级总兵官，此刻都知自己有定策大功，正指着这桩功劳富贵呢，所以这会儿再怎么封他们，他们都会觉得这全是拜弘光和马、卢等人所赐，且本就是应该的，决计不会领史可法和东林党人这个情。

更糟糕的是，马士英此时已不是加几个空衔能打发掉的，他要的是实际权利，要的是入阁，他觊觎的是首辅之位。但史可法等人不但没有满足他，甚至还试图让他继续长驻江北督师，在他看来，这无异于有心将他排斥在南京权力圈之外。而高杰、刘泽清于五月三日上书请史可法过江督师的举动，显然是弘光、马士英、四镇将早有预谋发出的权力更替信号，因此五月九日马士英便自请入朝，且不等弘光答复，表章一出就动身直入南京，若非事先与弘光有默契，他马士英焉敢至此。

黄宗羲对史可法等人此种“亡羊补牢”的举动的看法，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他评论道：“史可法亦恐四镇之不悦己也，急封爵以慰之。君子知其无能为矣。”(黄宗羲：《弘光实录钞》)

确实无能为矣。

五月二十日，史可法黯然离开南京，过江前往淮阳督师。

诸多史籍以及后世史家评论，都将此事件中“史出马入”之结果，作为弘光朝的转折点，认为自此小人当道朝纲日坏，最终导致弘光朝很快就覆灭了。

事实上这又是一个大大的误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颠倒黑白的观点，此种说法究其本源，依然还是出自部分东林党人那点不可告人的私心杂念以及狭隘的门户恩怨之见。

在史可法过江北督师后，弘光朝中的形势依然还是不错的，单只史可法与马士英两人之去留，其实并不影响大局。当时东林党人如愿以偿，新晋的朝中大臣人选基本都是秉东林党人的意愿所拔，大多是东林骨干，而在野又名声甚高的刘宗周等人亦先后被起复。

最关键的是，马士英本人自来甚少门户之见，如东林系的抗清志士陈子龙在其自撰的年谱中就道：

贵阳(马士英)，先君同籍也，遇予亦厚。其人傥荡不羁，久历封疆。于门户之学，非素所深研也。(陈子龙：《陈子龙诗集》)

且他对东林亦无任何敌视，不但没有敌视，他主观上还是非常想和东林修好的，也确实花了大力气，做了相当的举措维护了东林体系人士，着实救了不少东林体系人士及他们家眷的性命和仕途。一位亦属东林体系的求社、几社成员杜登春这样说道：

南中建国，贵阳马士英为娄东(张溥)好友，一时拥戴窃柄，甚引重东林，起用钱(谦益)、徐(汧)、陈(子龙)、夏(允彝)诸君子……复社中失节者(即北京降大顺者)贵阳阳加叹恨，阴为矜怜，悉欲置末减。(杜登春：《社事始末》)

再者，马士英在举荐阮大铖的问题上与东林党诸人闹僵之后，亦未尝便有敌对之意，他还是试图与东林党人搞好关系。双方出现裂隙后，他与东林名士姜曰广有一天在内阁闲聊时，说起复社领袖张溥乃“我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广嘲讽他道：“公哭东林贤者，亦东林耶?”马士英当时的回答就颇有委屈意，道：“予非畔东林者，东林拒予耳。”言语中这一个“拒”字，可见其人对东林本无恶意，且颇有归东林之意。当时另一位东林系大臣高弘图也在场，他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遂居中周旋，马士英于是“颇有和解意”(李清：《三垣笔记》《明通鉴附篇》)。

在如此大好形势下，何以最终双方依然闹至不堪收拾而决裂?

究其根本还是因为东林党人狭隘的门户之见，以及那些自私甚至嫉妒之心。

三、五百年作者、有明一代唯一诗人之奸臣阮大铖

东林一脉孜孜不倦针对的，便是马士英举荐阮大铖一事，双方因此至水火之势，此事亦往往被东林一脉及后世史家举为马士英企图为魏忠贤“逆案”阉党翻案的证据，也是马士英名登《奸臣传》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这阮大铖的生平事迹以及和东林的恩怨也必须要仔细说说才成。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其人美髯须，民间又称“阮胡子”，极具才华，是明季著名的才子，甚至被推许为“江南第一才子”。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以忧归乡里。他先前是东林元老高攀龙的门生，又与东林烈士左光斗是同乡，故阮大铖早年也是东林少年。此人之品格固不值一提，但与他是不是阉党，又是不是罪大恶极却是两回事。

天启四年(1624年)春，吏科都给事中缺，按序应是阮大铖当迁，左光斗遂招其前来上任。哪知东林骁将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以“察典”将近，即将与齐、浙、楚三党及魏忠贤展开大战，而天启三年的“癸亥京察”斗争中东林损失又颇大，是以他们欲任用更近东林核心的魏大中以增加战斗力，于是将阮大铖补去了工科，由此导致阮大铖与东林结怨，改而去走魏忠贤的门路。对此，有“归奇顾(炎武)怪”之称的归庄曾点评到：“阮谓资应属己，而魏夺之，遂激而入邪人之党……激成阮入彼党，未始非失计。盖阮实有可用之才，惜诸君子无使贪使诈之作用也。”(《归庄集》)

而披阅诸书所记，阮大铖当时确实并无实质性的助阉党之劣迹，基本只是求官而已。此种行径，盖为明季官场之常事，就是东林人士亦甚精通，且所谋官职之大、涉及面之广几近匪夷所思，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崇祯十四年(1641年)，前首辅周延儒之再次被召复登首辅之位，便是复社领袖张溥合朝野之力，勾结“逆案”要犯冯铨，以白银六万两(一说二十万两)买通太监与田贵妃，历时两年的运作结果。这其中，也有阮大铖贡献的一万两银子和气力。(《烈皇小石》《明季北略》《双猿集》《幸存录》《复社纪略》)而冯铨者，乃魏忠贤义子，是其手下的头面人物，著名的魏家阁老。

同是勾结阉党，贿赂太监和后宫去买官做，而张溥替周延儒这个著名大奸臣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依然是正人君子的领袖，阮大铖只是想索回其当得之职，便成了一辈子的阉党走狗，一般事体两样结果，何也?

庄子曰：“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果然窃国者仁义存焉，信矣。

阮大铖通过魏忠贤门路得官后，又畏被东林围攻，不到一月即辞官归乡，旋即被召回任太常少卿，数月后又乞归，是以在朝时间极短，即便他想做什么坏事，也做不得多少。且观诸记载，如《明史》所记之“大中掌吏科，大铖愤甚，私谓所亲曰：‘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已而杨、左诸人狱死，大铖对客栩栩自矜……事忠贤极谨，而阴虑其不足恃，每进谒，辄厚贿忠贤阍人，还其刺”云云，俱为避实就虚迹近传言之语，难以为实据。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论及此事时就道：

平心而论，东林—复社人士门户之见极深，他们把阮大铖打成逆案很难自圆其说，比如说他谒见魏忠贤后随即行贿给魏的门子赎出名刺，就是莫须有的罪状;说他在魏忠贤得势之时即辞职还家是早已看出魏忠贤必定垮台，更站不住脚。阮大铖在魏忠贤垮台之后还看不清政局的走向，怎么能说他在天启年间就预知朱由校会短命、崇祯帝将即位?总之，“阴行赞导”的罪名难以成立。阮大铖触霉头是在崇祯初出于投机得罪了东林党人。

话说回来，即便《明史》字字确实，这了不起也只是失其当得后的泄愤之语，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恶行。如果这种言行就要列入“逆案”，只怕当时朝中的大臣要去掉一大半。阮大铖之所以名列“逆案”的真正原因，诚如顾诚先生所言，是其再次得罪了东林党人。

魏忠贤被崇祯击垮后，阮大铖当然明白魏忠贤集团肯定是完了，可他对本朝“党争”之来龙去脉甚为清楚，崇祯是否会因此对“党争”各集团一并打击，一时间却吃不准。于是他写了两封疏，其中一份独攻魏忠贤集团，一封则叫《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写泰昌元年到天启七年间的整个党争过程，并攻东林党和魏忠贤集团的党争，他将两书送到北京友人杨维垣处，要杨维垣看大势所趋而递交其中合适的一封。谁知有所谓交友不慎，杨维垣恰好指东林与魏忠贤集团同为邪党，正与编修倪元璐互攻，一见此疏自然喜出望外，于是选了能帮自己忙的《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呈上。

结果自然是满朝舆论大哗。

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当时朝中之东林几为魏氏一扫而空，新君崇祯继位后扑杀魏党，东林诸公均寄希望于藉崇祯之力东山再起，在这个关键时刻，阮大铖却指控东林集团和魏忠贤集团均是通内乱国的党争派系。若阮氏此疏得用，则非但大批在野东林人士仕途复起之望就此断绝，就是在朝孑遗者亦处于随时获罪的境地，而东林党孜孜以求重掌大局之心就更别提了，势必全盘覆灭。是故东林诸君其时对杨维垣、阮大铖之切齿，犹过于阉党，就此种下了东林党对其念念不忘，十数年来一直对其进行狠狠打击的祸根。

于是朝野之东林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最后在魏大中之子魏学濂的指控下，虽然查无实据，但刚起用为光禄卿的阮大铖，依然以“阴行赞导”的罪名被定入“逆案”，论赎徒为民，终崇祯一朝十七年，均废斥在野。

这就是阮大铖名列逆案的大致过程。其实撇开人品不论，阮大铖之名列“逆案”，实在是有些冤枉的。

阮大铖被硬拽进“逆案”后获罪在家闲住，郁郁不得志，于是整天以诗文会友。他本就极具才气，获罪的理由确实又很牵强，原又是东林一脉，所以游宴倡和的诗友中倒有相当部分是东林名士，还有不少明末的遗老、死节之臣或抗清英雄，如范景文、史可法、文震亨、钱秉镫(澄之)、王思任、茅元仪、张岱等。

其中明末史学、散文大家张岱在携三位友人去拜访阮大铖时，就曾对他的际遇有“圆海被谤山居”(张岱：《琅嬛文集》)之叹，以为其名挂“逆案”实属被“谤”;而陈子龙的弟子、抗清义士夏完淳则说得更为直接，干脆称之为“奇祸”、“枉案”：

阮圆海之意，十七年闲居草野，只欲一官，其自署门曰：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当事或以贵抚或豫抚任之，其愿大足矣，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阮之阿珰，原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指阮大铖获罪之《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为杨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贤，同为通内，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为阿珰，乌能免其反云乎。(夏完淳：《续幸存录》)

后来大顺军逼安徽等地，阮大铖转入南京。金陵本是脂粉之地，才子佳人云集于此，而阮大铖的诗文才华，堪称冠绝当时，是以与南方士人交接来往，过得也还算不错。

关于阮大铖的诗文才华水准，古人之论暂且不提，只从近代大家的评述看，也足可见确实不可小觑。陈寅恪之父、近代著名诗人陈三立(号散原)曾于阮大铖《咏怀堂诗集》书衣之上手书评曰：“芳洁深微，妙绪纷披，具体储、韦，追踪陶、谢。不以人废言，吾当标为五百年作者。”而章太炎则说：“大铖五言古诗，以王、孟意趣而谢客之精炼，律诗微不逮，七言又次之。然榷论明代诗人，如大铖者鲜矣。”(钱仲联：《明清诗精选》)大有云其五古水准，明清两代无人能过之意。而胡先骕先生更是直接云其为“有明一代之唯一诗人”(阮大铖：《咏怀堂诗集》)。

以此几位先生之造诣，曰可以标为五百年来一作者，曰明代诗人如大铖者鲜矣，曰有明一代唯一诗人，斯言几可盖棺定论。然而其人除诗文之外，尚善音律词曲，目前知道他所作的戏曲有《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牟尼合》《忠孝环》《桃花笑》《井中盟》《狮子赚》《赐恩环》《老门生》等十余种，前四种至今尚存，合称《石巢传奇四种》。

张岱是当时的戏曲鉴赏大家，虽然对阮大铖其人颇有看法，但在看过阮大铖戏班的演出后，于《陶庵梦忆》中盛赞其“簇簇能新，不落窠臼者也”，曰：“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说到后来竟然一口气连用了五个“出色”，可见其确实出色，绝非是出于情面的客套之语。

阮大铖才思兼具，写作速度极快，更能自编自唱，在流传下来的这几部戏中，《牟尼合》三十六出，十六日完成;《春灯谜》三十九出，一个月作成;《双金榜》四十六出，写了二十天。明末工于诗、书、画的著名文人曹履吉，于《牟尼合》序中云阮大铖创作时“自唱自板，抵十五六日，迄用有成。语语由衷，半字不寄篱下。总若天风自来，悉成妙响……唯是妙处，令人设身易地，痛痒自知。虽剥尽四库灵文，不知何处下手?纤毫无用，于此独见天心。正是百子专门，海内始知大龙独步。视之黄钟音首，到此别开洞天，而乐府之精微乃尽”。

《长物志》作者，东林大儒文震孟之弟、苏州驱逐东厂缇骑“五君子”事件的领头人文震亨，记其戏曲于当时的流行状况则道：

石巢先生《春灯谜》初出，吴中梨园部及少年场流传演唱，与东嘉、中朗、汉卿、白、马并行，识者推重，谓不得为串插巧凑，离合分明，而谱调谐叶，实得词家正宗嫡派，非拾膏借馥于玉茗《四梦》者比也。今岁避暑姑熟，十六日而复成《牟尼合》一传，绰影布稿，镂空成叶，首尾关合，肢节生动。南中一时歌茵舞席，卜夜达曙，是非不欢……(阮大铖)一洗此习，独开生面，觉余心口耳目间，靡所不惬。触声则和，语态则艳鼓颊则诙，捃藻则华，此处笔者手中书上有一字空白，疑为排印脱漏。义则侠，结想则幻，入律则严，其中有灵，非其才莫能为之也。

阮大铖《春灯谜》又叫《十错认春灯谜记》，颇为著名，其中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竟然无一不错认，堪称奇人奇文奇事。他在此本自序中谓己“差胜”汤显祖者有二，其一便是指汤显祖不识音律，故其词曲虽文采斐然，唱起来却比较拗口，而自己精于音律，“凡棘喉齿之音，早于填时推敲小当，故易歌演也”，是以此点要强过汤显祖。文震亨在盛赞阮大铖之余，也评论说有的词家“徒骋才情，未谙声律，说情说梦，传鬼传神……几案尽具奇观，而一落喉吻间，按拍寻腔，了无是处”(《阮大铖戏曲四种》)，虽然没有直接点出汤显祖的名字，但其中“说情说梦，传鬼传神”两句，一看便知是在说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之《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观当时人之风评，无论是政敌还是朋友，亦大多都肯定阮大铖在戏曲上的成就不输于汤显祖，甚至过于汤显祖，因此阮大铖自序中的话虽颇有自矜之意，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就这些当时名人名家的记叙看，阮大铖戏曲于金陵传播的盛况，确实颇有洛阳纸贵、一时无双之势。是以明末天启后昆曲的盛行，实不可抹杀其中阮大铖的一份功劳。

不过这一来阮大铖不免风头太过，所谓木秀于林则风必摧之，于是阮大铖再次引起了东林一脉的攻杀。

抗清义士王思任曾说阮大铖“时命偶谬，丁遇人疴，触忌招諐，渭泾倒置”。他还真是一点没说错，阮大铖确实“时命偶谬，触忌招諐”，就是归于田舍“于桃花扇影之下，顾曲辩挝”也能得罪人，(《王季重十种·十错认春灯谜记序》)可说背运到家了，真怀疑他是不是入了墓库运。

他这回招惹上的是赫赫有名的“明末四公子”中人——陈贞慧、侯方域等一大群混迹秦淮河上的风流公子哥儿，还有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的孙子顾杲、大儒黄宗羲、礼部员外郎周镳等朝野清流名人。

于是就有了当时南方文人中轰动一时的“留都防乱”一案。

四、“留都防乱”公案

“留都防乱”公案，顾诚先生认为纯属一群风流公子哥儿之间争风吃醋所致：

阮大铖政治上失意，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这在当时的留都也是极平常的事。不料，顾杲、吴应箕、陈贞慧这批公子哥儿看得老大不顺眼，心想秦淮歌妓、莺歌燕舞乃我辈专利，阮胡子来凑什么热闹。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他们写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广泛征集签名，对阮大铖鸣鼓而攻之，文中充满了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阮大铖挂名“钦定逆案”，有口难辩，一败涂地;陈贞慧等人自以为痛打落水狗，功德无量。(顾诚：《南明史》)

对这一事件的起因，此案主要主事人之一的陈贞慧，在其《书事七则》中有一章《防乱公揭本末》记叙颇周，其曰：

崇祯十一年戊寅，吴次尾(吴应箕)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魏案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阴持其恫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而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绻，争寄腹心，良心道丧。一日言于顾子方(顾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大憝。”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余曰：“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瘫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

以此观之，则顾老之言诚为是。

阮大铖“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交往者虽不乏当朝名士，然亦全凭一己才气之佳，方入张岱、文震亨等人之法眼，包括史可法、范景文等人，也均是以诗会友之来往。即便在其所创作的戏曲之中，也毫无陈贞慧、吴应箕等人所说的“恫喝”嚣张之意，反是借此连连讨饶不已。陈寅恪先生曾谓其“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诚为实情，于此可见其人并无跋扈之迹。

其实陈贞慧说得很清楚，四公子和吴应箕等人看不惯的不是其他什么事，乃是阮大胡子区区一个戴罪被废了多年的安徽乡下佬，跑到南京不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地在家待着，却四处交游，其所作词曲畅行于各种通宵达旦之歌茵舞席上，大家竟然还非此不欢;而“流传演唱，与东嘉、中朗、汉卿、白、马并行”，又得“识者推重，谓……实得词家正宗嫡派”，阮家戏班更是冠绝当时，号称金陵第一;兼且其门庭若市，“南中当事多与游……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绻，争寄腹心”，风头之健一时无双。

这叫他们这些常年混迹于秦淮河上的大才子们情何以堪，颜面何存，怎生咽得下这口鸟气?

所以他们不爽了。

因此说白了，此案乃是因阮大铖才气太高、人气太旺、风头太健而起。

在陈贞慧等人发动之前，风声已经漏出去了。因为他们搞的是大串联，人多口杂，走漏风声是难免的。

阮大铖是个聪明人，当然知道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况且他也不是什么强龙，只不过是条搁浅的小水蛇;而要对付他的这群人也不是蛇，乃是人中龙凤贵公子，其中没几个是他能惹得起的。

所以他先去求侯方域，也就是《桃花扇》里的主角侯朝宗，因为他和侯方域的父亲侯恂有旧，侯方域算是故人之子。

他出钱出人请“画中九友”之一的杨文骢，也就是《桃花扇》中为李香君作画的杨龙友，天天请李香君和侯方域出游，一面撮合侯、李情缘，一面试图请侯方域居中周旋，为自己说几句好话，结果为侯方域所拒。(侯方域：《壮悔堂文集·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

据陈贞慧之子陈维崧的《冒辟疆寿序》以及吴伟业的记载，当时所谓“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云集南京“刻坛，立名氏”，其中以陈贞慧、侯方域、冒襄为三人，因其“皆贵公子也”。三人凡出游则“必置酒召歌舞。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阮大铖)歌者为冠，所歌词皆出其主人”，这几位贵公子也素知阮大铖歌舞班子之名，于是“漫召之”。于这“漫召”二字，可以想见其时三人态度之倨傲。

阮大铖知道自己“素为诸先生诟厉也。日夜欲自赎，深念固未有路耳，则亟命歌者来，而令其老奴率以来。是日演怀宁所撰《燕子笺》”，即陈寅恪先生说“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之曲。

阮大铖巴巴地命他的戏班子赶来上演这一出，其哀求告饶之意溢于言表，那么陈贞慧、侯方域、冒襄三人又是什么态度呢?

陈维崧大约是讳言先人狂态，又知道这是他依附的冒襄之平生得意事，所以说是一定是要说的，不过就说了个没头没尾，只道那晚三人“醉而且骂且善”。这三人称善的，自然是阮胡子戏班的歌舞、词曲之妙，那他们骂的又是什么?

吴伟业记此事比较周全，倒是有说：

(阮大铖)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埭下，召其家善讴者，歌主人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珰(魏忠贤)儿媪(客氏)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浮白，拊掌狂笑，达旦不少休。(吴伟业：《梅村文集·冒辟疆五十寿序》)

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几位公子哥儿高兴，要召人家私家戏班来给自己歌舞助兴，别人家的班子来了，小曲也唱了，且满台赔罪之意唱到半夜，听过享受完了，也就罢了。谁知道这几位却不然，而是拊掌狂笑，开始当众大骂对方是“珰儿媪子”，说你以为用这种调调自赎就算了吗?还足足叫骂了一晚上。这等做法不免过于刻薄，实在是辱人太甚、激人太过，无怪乎阮大铖后来耿耿于怀没齿不忘，终于在上台后大肆报复。

而陈贞慧、冒襄、黄宗羲等人指控阮大铖最主要的罪状，是说他陷害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并引魏大中之子魏学濂之说以为言，指其“父兄死于怀宁(阮大铖)”(冒襄：《同人集·往昔行跋》)。

据《明史》记载，阮大铖与魏大中争夺吏科都给事中之职，与赵南星、高攀龙、杨涟、魏大中等人产生矛盾，为天启四年春;同年六月，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获罪被削，是冬十一月。

本传云其在天启四年春争得吏科都给事中之职后，上任不够一月就辞官急归乡里，此后魏大中补入吏部，到杨、左诸人下狱死后，阮大铖才被复召为太常少卿至北京，上任数月旋即又去官。即使按此大略时间计算，阮大铖最迟在天启四年三、四月已离京返回安徽，一直到天启五年杨、左诸人下狱后，他才复归北京。而杨、左等六君子以三月获罪，六月方全部到狱，因此阮大铖到京最早也是天启五年三月后。

然当时杨涟以二十四大罪攻魏忠贤，带动朝野群起响应，至于国子监师生千余人一起声援上疏，魏忠贤的境地甚至一度颇为危险，所以双方一斗就是近半年，期间谁也无必胜之把握，形势极为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身在北京的官吏们都未必看得清形势，要说阮大铖一介辞职回乡的闲人，身在安徽却参与了北京如此重大而又形势不明的朝廷争斗，并选择附应魏忠贤构陷杨、左等东林魁首，以阮大铖之心思机巧，还有当时全靠脚力奔波的通信、交通水准，恐怕甚难令人信服。且魏忠贤之必杀杨、左、魏等，实为魏、崔等人之夙愿，盖因杨、左、魏等人攻杀太厉之故。说远在安徽的阮大铖于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以致魏大中父子死于阮大铖之手，不免过于儿戏，此其一。

其二，《明史》之《阉党列传》中，有王绍徽者，于泰昌时“被劾引疾，寻以拾遗罢”，到天启四年冬十一月魏忠贤逐去左光斗后，才召其代为左佥都御史，之后一路高升，次年六月进左副都御史，十二月拜吏部尚书。传中道：

(王)绍徽在万历朝，素以排击东林为其党所推，故忠贤首用居要地。绍徽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忠贤所喜。

既曰其被“忠贤首用居要地”，又云其献《点将录》之后“益为忠贤所喜”，可见《点将录》当作成于王绍徽代为左佥都御史后，即至少是天启四年十一月之后。

但在王绍徽的《点将录》中，阮大铖却赫然名挂“没遮拦”(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自天启四年六月到十一月，东林、阉党双方的斗争长达五个月之久，王绍徽又甚为魏忠贤引重，左光斗一去便即刻被引入要地，是“阉党”集团的紧密人物之一。如果说魏大中等人在天启四年十一月之被罪及次年被杀，有阮大铖参与的话，则其早已与魏忠贤等人为一党，王绍徽没理由不知道杨、左、魏之被罪，其中有阮大铖的功劳，即使上任之前不知，上任之后也断无理由不知。而《点将录》恰恰是在左、魏等获罪去职，王绍徽上任之后才作成献与魏忠贤的，若果有其事，其中绝不至有阮大铖之名。

又，若谓阮大铖于乡里可操北京朝中事，陷害左、魏诸君子，其消息灵通、传递之速一至于斯，则又何至于在魏忠贤得势开始大肆报复东林君子时，让自己名列《点将录》。

其三，阮大铖在崇祯初归乡闲住之后，组建“中江社”，皖中名士一时响应，可见其阉党名声不显，当无实质性的劣迹曝光，而复社名士钱秉镫也加入其中，后于崇祯五年被“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劝出。弘光年间，钱秉镫为躲避阮大铖对东林一脉的迫害，逃往吴江避难。钱秉镫是桐城人，先前和阮大铖来往颇多，在杨、左等人被害之后，其记曰：

大铖方里居，虽对客不言，而眉间栩栩有伯仁由我之意，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也。大铖与同志相呼应者，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数人耳;而用以通阉者，倪文焕也。(钱秉镫：《藏山阁文存·皖髯事实》)

《明史》盖出黄宗羲弟子万斯同之底本，而独采其栩栩有伯仁由我而死之意，曰六君子死后大铖“对客栩栩自矜”，隐钱氏之后“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之解，无非是因阮大铖在崇祯初指责东林与魏氏一样通内乱国，弘光时又对东林、复社中人大加迫害，故特欲以此揣测之语重其罪，后遂为一时众口铄金之词。其实此等指证，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耳，实为莫须有之手法。

因此，阮大铖和魏大中争官产生矛盾，之后对东林诸君及魏大中口出怨愤之言，属情理之中，当是不会错的;但是说他参与陷害六君子，害死魏大中云云，则实为子虚乌有之言，故崇祯初他虽因《七年合算》疏为朝野东林群起而攻之，最后也只能以“阴行赞导”这等避实就虚、迹近传言之名定罪。说其为“阉党”分子，无非是他的求官之举或可有迹，终究还是查无实据之名。是以顾诚先生说“阮大铖为人小有才，本非志节之士，这是一回事，他的列名魏忠贤逆案是否恰当又是一回事”，实为持论中正之言。而近代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亦有一节专门论及阮大铖，其论余以为亦颇中肯：

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严嵩)之钤山，王修微(江南名妓，号草衣道人)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校魏忠贤为魁首，集之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别主附，轻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当从末减。黄梨洲乃明清之际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传统之教训，不敢作怨怼司马氏之王伟元，而斤斤计较，集矢于圆海，斯殆时代限人之一例欤?

南中《防乱公揭》之出，东林士子之所以要以东林创始人后代顾杲为首，其意义无非是清理门户，其次则是天启死难诸家代表黄宗羲，是为高举国仇家恨之大旗，所谓名正言顺者也。而以次列名者总计一百四十余人，也都是当时的士林名人。此揭出后，发起人之一陈贞慧说：

揭发而南中始鳃鳃知有逆案二字，争嗫嚅出恚语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鲜廉耻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沮，心愈恨……至己卯，窜身荆溪相君(指周延儒)幕友，酒阑歌遏，襟解缨绝，辄絮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铖归潜迹南门之牛首山，不敢入城;向之裘马驰突，庐儿崽子，焜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陈贞慧：《书事七则》)

陈贞慧的这段言辞间，自觉功德无量的自得之情溢于言表，而吴应箕的《防乱公揭》更是起首就说此举乃是“为捐躯捋虎、为国投豺”舍身忘家的大事。当然，陈贞慧也不会忘记仔细描绘一番阮大铖这个“庐儿崽子”之后的狼狈状，将其狠狠奚落了一番。东林—复社一脉对阮大铖此种赶尽杀绝之举，确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最终杜绝了其人悔改自新之路，以至于阮大铖在弘光朝得意后，开始对东林—复社一脉进行大肆报复。

话说回来，就在南中的这些自谓国家栋梁的东林系士子们奋勇“捐躯捋虎，为国投豺”、不顾身家性命、全力以赴忙着把唱戏写文的阮大铖赶出秦淮河、为国为民除大害时，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嗣昌实施了他精心筹划的“十面张网”战略。大明朝两位出色将帅洪承畴和卢象升，统率着大军，如东林系士子们高喊的一样，在西北方面“捐躯捋虎，为国投豺”。

只不过他们俩面对的对手及凶险差异之大，却实有如天堂地狱。他们是实实在在地“捐躯捋虎，为国投豺”。

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四月间，洪承畴大军和李自成大军在岷州一带展开血战，明军猛将总兵官曹变蛟率部转战千里，二十七昼夜身不解甲，犹如东林子弟之于阮大铖一般，穷追猛打李自成;而孙传庭、左光先所部则先后击破了大天王、混天王等起义军。

九月，东北建州女真出兵中原。皇太极以多尔衮、岳托为主帅，兵分两路，率领八旗军破关南下，直逼大明王朝的首都——北京。

十月，西北剿寇大帅洪承畴及诸军取得阶段性胜利，李自成仅以身免，只余十八骑脱走山林。

十月十九日，清军围高阳，在家颐养天年的七十六岁老臣孙承宗孙阁老，与子孙合计十七人，于此役中力战，先后战死或自杀殉国，满门无一降者。

十二月十一日，授兵部尚书衔总督天下援兵的大帅卢象升，率五千人与四万清军血战一日夜，身中四箭三刀阵亡。

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初二，清军陷济南，明宗室德王被俘。大学士刘宇亮督孙传庭等军救援，辽东名将祖大寿率关宁铁骑自青州入卫。

三月十一日，清军撤出长城。

大明王朝的军事重心，从此自西北防寇转向东北防虏，西北的精兵强将陆续被抽调去了东北方面，参与了后来的松锦大战，这最后给李自成等人的东山再起制造了绝佳机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李自成日后之能倾覆大明，全因皇太极于此年无意中救了他一把。

崇祯十一年，无论是对崇祯的大明王朝还是李自成，以及关外的皇太极，都是极其关键的一年，几乎可以说，这一年是大明王朝兴亡的一个转折点。

而南中士子、才子们，此年间却纠集数百人马正和区区一个阮大铖争雄于秦淮河上的勾栏梨园之间，以将阮大铖赶出南京风月场这一“伟大壮举”来为国出力。

黄宗羲所说明季士人“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於所谓道学者”，岂非此时南中士人之写照乎。

五、东林党关于“江左兴衰”的弥天大谎

再说阮大铖在被那些名公子们逐出南京之后，跑到同样赋闲在家的周延儒那里哭诉了一番，大约好过了些，便回到南京城外的山里隐居起来。这期间，因为他与“逆案”要犯冯铨交情不错，所以曾和复社领袖张溥一起去走冯铨的门路，他拿出了白银一万两入股，合共以六万两(或曰二十万两)的价格买通了宫中太监与田贵妃，历时两年终于把周延儒又推上了首辅之位。

而马士英因当年动用公款被弹劾落职后，一直在南京闲住，此刻由阮大铖向周延儒举荐，终于复起凤阳总督，之后又凭借这个位置拥立弘光，最后登上了南明首辅之位。是以马士英今日之富贵若追本溯源，实出于阮大铖之手，马士英心有报恩之念，也是人之常情。故而他一登上首辅之位，就试图起复阮大铖。

可这却触犯了江南一带东林党人的大忌。

后来东林党人所修之史以及诸多笔记中，颇多指责马士英试图翻“逆案”，并斥马士英起复阮大铖是为“逆案”翻案之始，是为日后全面反攻做准备。

实际上这又是东林党人颠倒黑白之词。如果说任用“逆案”中人就是要为“逆案”翻案的话，那么真正要翻“逆案”的便另有其人，而绝非马士英。

这位真正打算并且事实上已经实施翻“逆案”的人，就是被后世所敬仰的史阁部史可法大人。而且史可法试图翻“逆案”的时间和规模，都远比马士英起用阮大铖来得早，也来得大。

在五月初弘光帝尚为监国还未登基时，史可法负责起草监国诏书，他以为当前“国事之败坏非常，人才之汇征宜广，未可仍执往时之例”，故特意将诏书内关于起用废臣一款中的“除封疆、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一段删去，现在看来，这确实是具有一定政治远见的举措，不拘一格起用人才，相当符合当时要与北方清军和西北李自成进行对抗的需求和局面。然而等诏书发布时，他却赫然发现此段尚在。史可法因此说：“后来不知何故，复入此等字面，此示人以隘，不欲以天下之才，供天下之用也”，不过他大约为了息事宁人，没有追究此事，也没直接说出是谁干的。然而，后来马士英却说他曾见史可法在疏奏中说，他当时已经将“逆案等事俱抹去，而吕大器添入之。”(黄宗羲：《弘光实录钞》)

这被史可法删除的一段文字到底是谁添进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可见史可法自弘光尚为监国时起，就准备起用“逆案”中人，而且要全面废除不得任用“逆案”中人的往例，因此如果说马士英起用阮大铖就是为“逆案”翻案的话，那么史可法比之马士英更是远有过之而无不及。奇怪的是东林党人们对此视而不见，却孜孜于攻击马士英，此岂非古云之指鹿为马哉?

事实上马士英根本就没想过要全面废除这一往例，也压根儿没想过要翻“逆案”，他仅仅想报恩，起复阮大铖一人而已。马士英在很多场合对很多人都明确表示过这一点，在他的各种疏奏和举动中，也完全看不出有翻“逆案”的意图，而且他对魏忠贤一党是一直保持攻击态度的。

如马士英的姻亲监军佥事、河南巡抚越其杰，为人通明老于世故，曾经几次劝阻马士英不要去碰这个敏感问题，以免冒天下之大不韪，马士英当时明确对他说道：“吾所以荐阮者，了情面耳，非有他。幸为我过新建所，愿言英之不敢悖正人也。”(姜曰广：《过江七事·持逆案》)新建者，东林系内阁姜曰广也，他是和马士英在任用阮大铖问题上的直接冲突者之一。

而马士英在与几社领袖陈子龙谈到这一问题时，更是明确说“逆案”不能翻：“逆案本不可翻也，止以怀宁一人才，不可废耳。”(陈子龙：《陈子龙诗集》)

在和当时的礼部尚书顾锡畴交谈时，马士英曾抱怨道：“阮髯何用负天下，而人持之太急如是?今吾幸当事，必不以迫于党人，而弃所刎颈之交。”(姜曰广：《过江七事·持逆案》) 马士英这些情急之下的说话，已近乎于江湖豪杰的义气、意气之词，其中全不涉及党争和翻案之成分，很明确地说明了此举纯属马士英对阮大铖个人的报恩行为而已。

终于，马士英在起用阮大铖的问题上几次被阻以后，开始不平起来，他有次论及阮大铖事时，对同在内阁的姜、高二人愤然道：

“若辈讲声气耶?虽然，孰予若?予吊张天如(张溥)，走千里一月，为经纪其后事也，人谁问死天如也?”弘图曰：“公亦知天如为新建公高足耶?公此意大佳，来，吾辈不错也。”曰广曰：“凡吾所为者是非耳，千秋万世后，宁将以阮辈为君子耶?”士英曰：“吾固知之，人言尔辈横见规图，不然，吾何以至此?”(姜曰广：《过江七事·持逆案》)

在陈子龙对马士英的评价中，有说其人性格因“久历封疆”而“傥荡不羁”，这话确实不错。此处的马士英就颇有江湖豪气，他说你们不是讲同气连声吗，你们谁能和我比?我为张溥经营后事，一月奔波千里，那会儿又有谁和我一样，去这么吊问一个死张溥?

说起来，这马士英和张溥交情，应该是他剃头挑子一头热。因为他籍贯贵阳，万历末年出仕，天启朝知河南、大同一带，随即去了山西，其时和张溥并无大的交集。而阮大铖与张溥倒是交情颇好，崇祯时动用了自己与冯铨的关系，和张溥一起为周延儒复起而奔走，周延儒复出后，阮大铖要求他举荐自己，但周延儒迫于和东林—复社一脉有君子协议，不敢起用“逆案”中人，于是和阮大铖协商，最后阮提出起用好友马士英，于是马士英才被起用。马士英被起用时，尚在戍籍，也就是说他还是个戴罪流放者，当时茫然不知这任命是怎么回事，至事后才知此乃阮大铖所为，故对阮感激涕零。而他与张溥的关系也就此而起，也因此在张溥死后，为了替其经营后事而一月奔波千里，其为人脾性中的江湖豪杰气，在此事上可略见一斑。

再看他与顾锡畴之语，说自己于阮大铖一事上，“必不以迫于党人，而弃所刎颈之交”，足见其确实是“傥荡不羁”的意气之人，他对隔了一层的张溥尚且如此尽心，对一手造就了他今日富贵的阮大铖之举荐恩义，当然无论怎么都必定要报的。而这些，也确实和是否要翻“逆案”全然无关。

在这件事情上，哪怕是对马士英、阮大铖并无好感的崇祯、弘光两朝的老吏李清，对东林党人的态度也不太看得过去：

马辅士英初亦有意为君子，实廷臣激之走险。当其出刘入阮时，赋诗曰：“苏蕙才名千古绝，阳台歌舞世无多。若使同房不相妒，也应快杀窦连波。”盖以若兰喻刘，阳台喻阮也。(李清：《三垣笔记》)

马士英当政之初，起用的几乎是清一色的东林系人士，又极力表白他与张溥的关系以及尊敬之心等，确实始终试图与东林一脉搞好关系。此诗中，他援引前秦秦州刺史窦滔的故事，以作《璇玑图》的窦妻苏若兰比刘宗周，以窦的宠妾赵阳台比阮大铖，对无法调和双方的遗憾之情，溢于纸上。因此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批评道：

马士英本是倾向东林的人物，他没有很深的门户之见，爬上首席大学士之后，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阮大铖废置多年，不甘寂寞，安排适当官职，任才器使，对弘光政权并不会造成多少损害。相形之下，东林骨干的迂腐褊狭令人惊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颜敢谏，“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即可立见太平。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甲申夏初，明朝南方官绅处于国难当头之时，东林—复社的主要人物关心的焦点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存的半壁江山内争夺最高统治权力。排除福王继统的阴谋破产后，他们又出于防微杜渐的考虑惟恐阮大铖起用导致整个“逆案”掀翻。于是，抓住马士英推荐阮大铖一事大闹朝堂。名望甚高的刘宗周九月初三日上疏说：“大铖进退，关江左兴衰。”人们议论明末以来的党争时，往往受东林骨干人士的影响，偏颇特甚。黄宗羲起的作用最为恶劣。

顾诚先生此段说话可谓一针见血，将东林骨干们思想之狭隘僵化、门户之见深入骨髓等陋状批得淋漓尽致。

刘宗周等人所言，实在过于拔高马士英当政、阮大铖起复之作用，可后世往往为其所惑。实际上，当时就有相当部分人士对此不以为然，如弘光被灭、潞王降北之后，廷尉倪胤培就道：“使王(潞王)立而钱谦益相，其不支与马士英何异?”(李清：《三垣笔记》)确实，阮大铖何才何能，能以一人之起复与否而牵动江左兴衰?即使换了东林党人掌握实权，又能如何?所以这说到底还是东林党人惧怕弘光趁机报复东林，二则担心逆案中人报复东林，所以就抬了那么大一顶帽子出来，可实际上这压根儿就和江左兴衰没什么关系。

而黄宗羲一代史学、哲学宗师，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家之一，唯于此节上蔽于门户之见，不但执见偏颇，且手段也十分不光彩，以至其私德上都出现了可议之处，并且还影响了此后浙东史派的一大批学人。这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也是其人之不足取之处。顾先生说“黄宗羲起的作用最为恶劣”，实为中肯之语。又如魏大中之子魏学濂在李自成破北京前后，联络崇祯十六年之同年庶吉士若干人降顺，且表现积极，先和周钟一起在劝进表中大骂崇祯并为此栩栩自得，次上“平两浙策”等，后因吴三桂于山海关大破李自成，魏学濂遂于李自成还北京又撤出北京、吴三桂及清军占领北京这一时段内自杀。但黄宗羲在他所撰之《弘光实录钞》中列举的降顺诸人名单里，却独不见魏学濂之名，其后在魏学濂墓志铭中，更将魏学濂降顺一事又直接指为是阮大铖为报复而进行的造谣污蔑。这种只论亲疏不论是非、颠倒黑白的治史态度，实在很令人不齿。

事实上终弘光一朝，“逆案”不但没有翻，反而倒有下令说“逆案无得乱雪”(李清：《南渡录》)，而逆案中真正得以起复者仅阮大铖、杨维垣、张捷寥寥数人而已，且这几人也确实都非魏党。阮大铖之事前已有论，杨维垣入逆案则是由于他在熊廷弼一案中与东林党意见相左，又在魏忠贤倒台后与阮大铖《七年合算》疏中意见一致，认为东林通王安也是通内乱政，因此被打入逆案。而张捷此人据《明史》诸传及李清的《三桓笔记》等资料看，其“为官清干，居家孝友”，口碑还相当不错，只是因为在天启元年时和魏大中等人在“三案”问题上意见相左，此后和东林党人互相攻击不已，故被东林党人列为异己，不断地对其进行攻击和排斥。可即便是这样，杨维垣本人也一再说“逆案”不能乱雪，不然被昭雪者亦面上无光云云。说起来，这几起其实全为东林党人为打击异己分子而制造的冤假错案，这些人根本就不是魏党，只是和东林政见不同的异己分子而已，这平反昭雪原是应当之举。

因此江左之兴衰，实因部分东林党人及其继承者持之以恒地搞党争、继续其丑陋狭隘的门户之见，导致原本可以同舟共济一致对外的大好局面一朝之间分崩离析，而不是因为什么马士英当政和阮大铖的起复而致。

那些东林党人对马、阮攻击的另外一说，则是指控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了对应“逆案”，蓄意制造“顺案”和东林党人针锋相对，借北都之难来迫害东林党人。

事实上这还是一句不尽不实之语。

阮大铖起复后，确实对东林和复社人士进行了报复，就目前资料来看，他确实企图掀起所谓的“顺案”来进行报复，但最后却因被马士英所阻，这个企图没有成功。

其实阮大铖真正想报复的，是南中《防乱公揭》一事中的几名发起人，而后来他也确实对这些人采取了行动，像陈贞慧、侯方域、周镳，包括黄宗羲在内的一批人，都被他抓的抓、杀的杀。但是他们这些人，并非全是因投靠李自成的所谓“顺案”被下狱，像陷害侯方域等人的罪名是在左良玉起兵后，说他们试图联络左良玉做内应，弘光朝真正因为投靠大顺军被杀的，就只有光时亨、周钟、武愫三人。

要说起来，这三人人品确实也不怎么地，尤其是那位光时亨，熟悉崇祯朝掌故的人十之八九都会说杀得一点都不冤枉，杀得好。而周钟给李自成上劝进表，将崇祯辱骂得一塌糊涂，武愫被李自成拜为防御使，说到李自成时为避其名讳，将其名字写为“字丞”等，都查有实据，杀他们还真是一点都不冤枉，更别说马士英最后还化解了阮大铖这一企图。而和周钟有牵连的周镳之死，原因则比较复杂，也算?一桩公案了，不过与此关系不大。

因此终弘光一朝，根本就没兴过什么“顺案”，至于说马士英和阮大铖一起搞顺案，更是无稽之谈，纯粹属于污蔑。

阮大铖得势后，大约先后策划了三次比较大的对东林系人士的报复行动，一次是企图掀起“顺案”，另一次则是想借“南渡三案”中的“僧大悲案”牵连东林，第三次便是借左良玉东下内讧之事而发作。

但是，马士英虽然为报恩起复了阮大铖，可他并不想与东林势成水火，诚如顾诚先生所说，他是很想和东林，尤其是东林的头面人物联手“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的。正是在他的阻挡下，阮大铖的前两次报复计划均未能得逞。如前所引杜登春所说“复社中失节者(即在北京降大顺者)贵阳阳加叹恨，阴为矜怜，悉欲置末减”，诚为当时实情。而“大悲”一案，阮大铖已捏造了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的名单，准备牵连东林—复社人士，最后还是由于弘光和“马辅士英亦不欲，故止诛大悲”(李清：《三垣笔记》)，是以此两次均未能起大狱。

至于第三次借左良玉起兵发难，盖此事不但涉及阮大铖，更危及到了弘光帝和整个弘光朝的安危，故阮大铖得以成功，但牵连的主要是“防乱公揭”中的一些为首人士，如陈贞慧、侯方域、黄宗羲等，并没有大规模地血洗整个东林党，且此行动也很快因清军入侵、弘光被俘而告终，没有掀起真正的大风波。

黄宗羲等东林—复社一脉的党人，于弘光朝之记载和评论上，多有此类不尽不实之举，他们出于门户之见、争权失败后之怨念以及个人恩怨等原因，采取制造假材料、散布谣言等手段，从各个方面对弘光帝本人以及马士英等人进行了一系列攻击，甚至在人死后还依然不放过，竭尽污蔑之能事，其行为和影响是相当恶劣的。

东林党人之所以攻击弘光与马士英，并非因为什么马士英要翻“逆案”、制造“顺案”，也不为什么忠奸之争，所有的一切，全是由他们先前在“定策”事件中的全面失败而起。

弘光帝登基以后任用参与“定策”的马士英、阮大铖以及四镇武将等人，使东林党人一方面对弘光心怀恐惧，担心弘光报复万历时期与东林的过节以及先前“拥潞”之事，一方面又对马士英等人由于“定策”一事平步青云而心怀嫉妒和不屑，可他们又不敢就此和弘光正面冲突，因为一来确实没任何理由可以针对弘光帝发难，二则他们自己心中也心虚得很，所以把怒火和妒火一股脑儿全都倾泻到了马士英头上，抓住起用阮大铖之事大做文章。

同时，他们虽然无法直接对弘光帝发难，但却又采取各种手段，明里暗里地造谣说弘光和老福王妃的身份有疑，以此暗示弘光继位的合法性，并借“假太子”等“南渡三案”煽动朝野人士对弘光和马士英等人的不满。这其中，又尤以黄宗羲为最，其他如林时对、钱秉镫、金堡等人则紧跟其后，推波助澜。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曾对“南渡三案”之真伪和影响，专门做了考据和详细论证，有兴趣者不妨去查阅一下，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

黄宗羲等人的这一系列行为，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尤其在南京以外，影响极大，说得严重一些，甚至可说直接影响到了弘光朝的存亡。

而当时在长江上游拥兵自重的左良玉，本就对四镇的提拔过速有所不满，朝中部分东林党人又想依靠左镇来对抗定策四镇将和马士英，因此不但不为大局着想对其进行安抚，反而一再推波助澜，使左良玉借“假太子”等案频频向南京政府及弘光本人发难，甚至发展到后来，左良玉为了躲避与大顺军主力的决战，干脆以“清君侧”为借口顺流东下，开始直接与南京政府进行武装内讧，这导致了弘光朝被清军和左军两面夹击，兵力部署顾此失彼。在黄得功等一线战将被调去抵抗西面的左良玉部后，北面的清军一路长驱直入，得以轻易攻入南京，致使弘光朝倾覆，这其中，东林—复社的部分人士是断断难辞其咎的。

六、为大明朝死节的奸臣烈士

在东林党这一系列“泼污水”的行为中，最明显的便是马士英之死了。弘光毕竟是皇帝，不能直接泼污水，只能造点隐晦的谣言让人去联想，而对马士英就没这个顾忌了。

其实马士英之死本无什么可论之处，因清史及清廷档案中记载都十分清楚，且当时在浙江一带知道的人也颇多。马士英在弘光朝覆灭以后，被南明唐、鲁两王势力拒之门外，盘桓于浙江一带，这期间多次参与反清战役，在江浙一带最强大的抗清势力吴易吴日生的部队兵败后，马士英亦遁入空门躲避清廷缉拿，后因叛徒出卖，被清廷抓获，最终不屈就义。

然而在《明史》中，马士英传的最后却出现了这么一段文字：“士英与长兴伯吴日生俱擒获，诏俱斩之。事具国史……而野乘载士英遁至台州山寺为僧，为我兵搜获，大铖、国安先后降。寻唐王走顺昌。我大兵至，搜龙扛，得士英、大铖、国安父子请王出关为内应疏，遂骈斩士英、国安于延平城下。”

作为史书，理当一是一二是二，写得清楚明白，而马士英到底是怎么死的，治史者的肚子里其实清楚得很——“事具国史”。当然，治《明史》时还没《清史稿》，所谓“事具国史”就是当时开放的一些清方记载，但有张存仁这种清朝封疆大吏级别的疏奏，清军中下级文武官?的报告为凭，其间已毫无可议之处，借用顾炎武一句斥阮大铖自辩无有“叩马献策”事的话来说，就是此等事体“万耳万目何可掩也”。

摘自《1644大变局：明清易代关键事件调查》

作者：汗青

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