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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露二年(680年)四月,因为几位老宰相去世,唐廷对宰相班子进行了调整,其中新增加了黄门侍郎裴炎。裴炎的拜相,使武则天终于在宰相中找到了一个同盟军,标志着武则天向政治中枢渗透的努力得以成功。有些学者常以裴炎反对武后称帝为由说明裴炎并非武后心腹,殊不知此一时,彼一时也。刘祎之最后也死于武后之手,但并不代表他做北门学士时没有帮武后出谋划策。
明崇俨被刺之后,太子李贤和母亲的关系降到了冰点。裴炎拜相之后,武后信心大增,决心寻找机会主动出击。很快她看到了机会,太子司议郎韦承庆上书谏太子不要近声色之事。太子虽然监国用心,读书用功,但也不时有所营作,而且也喜欢声色畋猎。其实声色畋猎是典型的贵族活动,太宗和高宗身体好时也嗜好此道,至于怎样才不算过度则不易明订标准。
年轻的太子喜好此道是肯定的,决非一朝一夕之事。太子特别与同性情人户奴赵道生等亲近,送他们许多财物,故韦承庆遂以太子颇近声色而上书谏他,请他“居处服玩必循节俭,畋猎游娱不为纵逞”,愿他“博览经书以广其德,屏退声色以抑其情”。太子司议郎属于东宫左春坊,职掌对太子侍奉规谏,驳正启奏。韦承庆长期为李贤的幕僚,为人恭谨而善作文章,故上书谏太子本是份内之事。
太子的玩乐和任性行为,遂被严厉的母后所乘,遣人告发他,并公然拘捕赵道生。在电视剧《大明宫词》里面,娈童合欢对太子忠贞不渝,情甘赴死。而现实中的赵道生远没有那么戏剧化,一顿大刑伺候,便招认自己确有受太子委托刺杀了明崇俨。既然有了人证,武后立即派人全面搜查太子府,结果从东宫马坊里搜出了数百具甲胄。
大唐对武器有严格的禁令管制,盔甲属于禁止兵器之一,连府兵平时也不能拥有,储于府库,征行时才发放配给。庶民如果私有盔甲一领即触犯了《擅兴律》第二十条,徒刑一年半;若私有甲三领及弩五张,即处以绞刑。但作为太子有少量的私人武装,只要不是叛逆夺权,应该是可以的。高祖李渊时,太子建成、秦王世民、齐王元吉都有大量的卫队。太宗时,太子承乾也有东宫卫队。今东宫有皂甲数百领,若真为太子所私有,如果不是“逆谋”,也不至于被废黜;即使明崇俨果真是太子遣赵道生所杀,也只是犯了唆使杀人罪,而非犯“逆谋”之罪。且高宗本人“素爱太子”,不会给太子除以太大的刑罚,更不会废黜太子。但武后要把这样一起证据明显不足的案子定成铁案,主审官的人选至关重要。案发前的宰相团实际有八人:
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三品刘仁轨;
侍中兼太子宾客郝处俊;
中书侍郎、同三品兼太子右庶子李义琰;
中书侍郎检校左庶子、同三品薛元超;
黄门侍郎、同三品裴炎;
黄门侍郎、同三品崔知温;
中书侍郎、同三品王德真;
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大安。
其中刘仁轨、郝处俊、李义琰都是著名的反武人士,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更是太子的心腹,和李贤一起注过《后汉书》,崔知温资深望重,不可能听武后摆布。王德真很快便被罢相,大概也不是武后亲信。在武后的要求下,高宗下诏令中书侍郎·检校太子左庶子·同三品薛元超、黄门侍郎·同三品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与法官审问。
高智周是由薛元超引荐入仕的,不能左右局势。据《新唐书·高智周传》记载,他 “与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怀太子狱,无所同异,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概,授右散骑常侍。请致仕,听之。”就是说他在审案之中不表示意见,只是一个劲儿地请求辞职,受到高宗的赞扬,迁为右散骑常侍。但高智周不愿意再做官了,请求告老还乡,最后高宗同意了。这段描写从侧面让我们了解到当日的态势,高智周不愿参与定罪太子,唯有辞职以表清白。他受到高宗的赞美,也反映出高宗偏爱太子的态度。
薛元超是隋朝内史侍郎薛道衡之孙,文学馆学士薛收之子。初唐著名才子,有文才,在唐代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然而此人在政坛上的表现远远逊色于文坛,之前两次贬官都是因为拍权贵的马屁,一次是李义府,一次是上官仪。这两人政见完全不同,他还真是墙头草随风倒。太子李贤被废后,高宗慰勉原东宫官员,李义琰引咎涕泣,薛元超却舞蹈谢罪,两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李义琰后来被迫辞职,薛元超却升为中书令,不同的际遇,再一次透露出薛元超在太子案中受武后指使,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
至于裴炎,更是武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的飞黄腾达正与武后的崛起密切相关,三年后又助武后导演了一场废帝的好戏。而主审太子一案,正是裴炎捞取政治资本的关键一着。于是,在裴炎坚持、薛元超附议、高智周弃权的情况下,太子贤的谋逆罪名被判成立,皇后太子之争,就此分出胜负。
高宗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太子怎么会谋反?天下早晚都是他的。他不想再追究下去,但武后认为:“为人子者谋逆,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面对着武后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大义凛然的台词,高宗无词以对。最后两相折衷的结果,免去贤一死,被废为庶人,幽禁于宫中。从东宫搜出来的数百甲胄被运往天津桥当众焚毁,让普天下都看清楚和天后作对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武后借机发动清洗,所有曾和她不合的宰相无不波及,太子心腹张大安首先被流放,第二年反对过她摄政的郝处俊罢相,李义琰也在不久后托病退休。而裴炎和薛元超则分别升为两省长官侍中和中书令。
太子贤交游广阔,王公大臣好友众多,这些人也都逃不过武后的报复。曹王明、蒋王炜、东阳公主,乃至一众开国功臣如张公谨、唐临等的后人都被牵连进来,全部流放出京。其中曹王明因与贤过于亲密,被担心留有后患的武后逼死。说来曹王明还是武后表姐巢剌王李元吉王妃杨氏与李世民所生的唯一儿子,武后此举,也算是将大义灭亲做到了极致。
高真行的儿子高岐为太子典膳丞,与李贤关系亲密。高岐的祖父即是长孙无忌的舅父高士廉,长孙无忌一案中高家已经受了一次打击,但世家大族毕竟根深叶茂,后来高宗也有意和解,所以还是有不少人担任高官。高宗把高岐交给其父高真行,让他加强教育。不料,高真行不了解高宗的用意,害怕是武后的意思,怕连累自己家庭。
早被武后铁血手段吓怕的高家已经是惊弓之鸟,为了保全高家,每个人都在惩治倒霉亲戚方面表现出人类最残忍的一面。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他们用最血腥的方式来表示和至亲划清界限。高岐刚一进门,父亲就用佩刀刺向他的咽喉,伯父接着一刀砍入他的小腹,堂兄挥刀砍下他的头颅,然后把这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扔到了大街上,表示他们一家对高岐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非常痛恨。一向温和的高宗被这样冷血而无耻的举动激怒,下令将高岐的父亲和伯父统统贬出京。
明崇俨之死是否确与太子贤有关,史无直接的明载,总之天后与太子贤的母子关系较与李弘来得更恶劣,且是极为少见的恶劣,则显然是事实。从表面上看,下诏组三司庭审判的是高宗,确定太子贤之罪而下令执行刑罚的也是高宗。但是,遣人告发他并让此行为失检的案件变成大案的是他的母亲武后,坚持要定他逆谋之罪的也是武后。
此年二十八岁的李贤有三子,取名为光顺、守义和光仁。光仁是良娣南阳张氏所生,太子妃清河房氏则无所出。他们因是家属,故随同李贤一并远谪,行李简陋。这种凄凉连新太子李哲也为之感到不安,上表恳求说:“庶人不道,徙窜巴州。臣以兄弟之情,有怀伤悯。昨者临发之日,辄遣使看见,其缘身衣服,微多故弊;男女下从,亦稍单薄,有至于是,虽自取之;在于臣心,能无愤怆!……特乞……垂许其庶人男女下从等,每年所司,春冬两季,听给时服。”可见母后对他们是继续虐待的。
太子贤被废的第二天,二十五岁的嫡三弟英王李哲被册立为新太子,改调露二年为永隆元年(680年),期望唐朝统治永远兴盛。李哲才能平庸,但个性之活泼任性,较嫡二哥李贤为甚,然则他与母后武则天能和平共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