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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同治年就有的益阳早期“人和钱庄”。
清代，县内金融机构为民间典当，钱庄。
所流通的货币主要是民钱（又称铜钱、制钱，中间有方孔的各种币值和满清皇帝年号的“通宝”）、光洋（银洋）和直板填写面额的银票（俗称钱票），尽管这时已出现各个庄已开始印制有面额的私钞，但其作用只相当于今天的存则和债券，不参与市场流通，须在钱庄兑付后方能使用。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8月29日，大清驻美公使梁诚与美国合兴公司签定赎回粤汉铁路合同，赎金由鄂、湘、粤三省依路段长短而出，湖南路段最长，分摊289万美圆，赎期10年，以三省的烟土税捐作抵。
同年12月湖南官局常德分局便在益阳设立的支店，这个官钱局“益阳支店”虽也办理存贷业务，但其主要作用是收拢烟土税捐还赎路款。
由于还款的全是真金实银，曾一度使益阳市场上流通的硬货币减少，这样也就为市面上流通银票和私钞腾出了空间，益阳民间私钞也就在这个期间开始在信用圈内流通，如发行者指定的商号和店铺，但这个时期的私钞印制还只局限在典当铺和钱庄，所印制的私钞多为竖版。
早期钱庄银票都是填写的，故钱庄伙计必须写一手好毛笔字。
1912年10月19日（民国元年），民国粤汉铁路督办谭人凤抵湘，因湖南官钱局原体制与国际金融体制不合，于同年11月初改为湖南银行，并与美国几家银行开通诚信划拨业务，而对省内则发行银两、银元、铜元三种流通票币。湖南官钱局“益阳支店”也因此更名为“湖南省银行益阳兑现处”，益阳开银行之始。
由于中华民国是新生政权，湖南银行又改制与国际金融系统接轨，加之国家强制对金融系统实行控制和干预，因此，在这之前才起步的益阳私钞业也受抑制，市面上主要流通银两、银元、铜元三种货币，原流通的官钱局纸币随之贬值。
所谓银两有各种形状，并非我们今天看到的“银元宝”。
1916年5月4日，袁世凯退职，黎元洪继任。这在传统的中国，虽有“改朝换代”的意味,但由于国家的金融体系才改制且与国际接轨，而国内所流通的又是真金实银的硬货币。
故此，金融体系几乎没有因“改朝换代”而受到影响，市场上照样流通银两、银元、铜元三种货币，且这个时期银行新发行的还是印有袁大头的光洋，这也是袁世凯在民国5年下台，我们今天还能大量见到民国八年和九年袁大头光洋的缘故。
袁世凯老百姓不喜欢，但袁大头是过去最高的金融信用，都相信喜欢。
但袁世凯下台后的另一种现象却使国内金融体系遭到了破坏，那就是各省的军阀割据与独立，军阀割据以后，都相互建立了割据地的货币系统，其特征就是军政府制造各省的铜元，这些铜元仿前清铜元（当地叫铜壳子，以区别于民钱）的大小和重量，只是印制的图案不同罢了。
因此，开始问世和前清铜元一样等值，一枚铜元当制钱（方孔通宝）十文，1460文铜元兑光洋一元。可这些军阀由于多是草头王性质，原本就没有安邦治国之大志，且组成的政府体制腐败，在制造铜元的过程中，短斤少两，使铜钱变薄，币额加大，如二十文、五十文，后来干脆在原料铜中加铁掺锡，有的甚至大部分是铁铸。
而另一方面，军队本身要跨省过州作战，只有银元才便于携带和异地使用，便大量回笼银元，于是，一时造成铜壳子急剧贬值和银元急剧升值的现象，原1460文铜元兑光洋一元的兑换体系，到民国十年（1921年）变化成6700文方可兑换一银元了，但前期铜壳子，具体讲四川，云南的黄铜壳子却成了铜匠和钱庄收藏的压箱货。
铜圆的份量越来越轻，而含铜量也越来越少，后来干脆就是“铁元”了。
可这种恶化现状并没有改变，由于民国政府内部极不稳定，总统走马灯似的调换，军阀们只要有足够的枪和钱，用武力进入北京就可以占个总统干干。
于是，急于筹钱，军阀们干脆连加大币值的铁制铜元都懒的铸造了，干脆在没有任何储备保证的情况下滥发军票，竞选总统或与其他军阀战争失败后一跑了之，所发军票顷刻间成为一堆废纸，直接把灾难转嫁给了持钱的老百姓和钱庄。
因此，在银元官藏，铜元贬值，军票作废的金融流通领域里，又给民间私钞的兴起腾出了巨大空间，益阳也和国内其他中大城镇一样，从民国九年起走上了以民间大户和商号为信用单位的私钞流通之路。
军票的形式很多，有股票、债券、代金券，甚至还有借条。
但这条私钞流通之路却并不平坦，民国十三年（1924），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南方国民政府，宣布原民国政府为“北洋政府”，形成政府发行纸币的“国家信誉”不存在，民国十六年（1927），南方国民政府在北伐前，以实银发行孙中山头像（俗称小脑壳）投放市面，由于份量足、成色好，一时成为市面的抢手货，使私钞的发行流通受滞。
但民国十八年后发行的蒋介石头像出世，同时引出辅币银角，面值一、二、五角，因成色差、份量轻，市场认同率很低，又为民间私钞的流通带来空间，民国二十四年（1935），民国政府宣布法币为市场流通纸币，并同时废银两、两元（银元和铜元），虽银两淡出流通，但市场照样认同“两元”，流通如故，并以早期铜壳子作为主要零找币。
可法币却对私钞有着巨大的冲击，一度使私钞流通绝迹。但民国三十一年（1942），法币贬值，国民政府便将民国二十年（1931）发行缴纳关税的关金券投入市场，规定1关金折合法币20元，与法币同行于市，仍然没有私钞的流通空间。
益阳主要流通为1000元、100元和50元的法币。
关金和贬值的法币都是孙中山像，不识字的老百姓根本就弄不明白。
1945年，益阳被日本人占领，但名义上却是属于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管辖，废关金券，投放汪伪政权的“中储券”，老百姓俗称“田赋金”，由于对汪伪政权的不认同，“中储券”一面市便8折兑换，多数商铺甚至拒绝使用，年底日本投降后，“中储券”定性伪币，成为废纸。
日本占领益阳时期流通的“中储券”（也是孙中山头像）和日本债券。
此时，又为民间私钞的发行流通带来空间，后来由于国内内战爆发，民国三十七年（1948）国民政府为打内战大量发行金元券、银元券，由于政府无黄金后备，老百姓对此失去信心，私钞反而比政府发行的银元券可靠得多，因此，私钞反而成了流通的主流。
接连而来的这些纸币，把老百姓吓怕了，说：还是大脑壳靠得住些（光洋）。
1949年，益阳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人民币以2000（旧币）元折合银元一元的比例投放市场，由于老百姓被近几年政府发行的纸币整惨了，仍然是只相信银元，私钞也由此存在空间，并且，新中国发行的人民币也迅速贬值，截至1954年初，已贬成4000元人民币比价1银元。
年底，已经是10000元抵1元银元。1955年初，新中国通过整顿流通秩序，打击银元黑市，禁止私钞流通，重点打击市区内的私钞发行和交易，对首要分子实行镇压，公开销毁私钞，并在1955年3月1日发行新人民币，从此，国家货币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民间私钞彻底绝迹。
但应该肯定和说明的是：
益阳的民间私钞发展之路，从一开始就比较正规，先从印制私钞的币材来讲，几乎是统一的印制钱币的棉帛纸，不象其它地方有纸币、布币、油币等。
其次，印刷的质量也很精美，都是三色以上的套色彩印，许多私钞都有红油编号与发行人私章，不象其它地方的单色印刷和盖印纸币。
其三，品种齐全，数量之巨。在目前收藏保存下来的版本就有182种，涉及到的私钞名号老板73人，而当时现实的版本和名号老板是要远远高出这两个收藏数字的，据《益阳县志》载：“民国末年，县内共有金融机构172家，其中钱庄20家，银行3家，信用合作社149家”（事实上这种记载不准确，银行志上有名有姓的统计远比这个数字大）。
应该说，这172家金融机构除银行外，都是印有私钞的，收藏涉及到的私钞名号73家不过是挂一漏百，至于私钞版本就应该更多，因这些私钞在益阳市面上流通三十余年，还在流通期内，就有私钞名号正常和非正常死亡、倒闭和破产的，倒闭和破产了，私钞停止流通，给收藏带来了困难。
益阳私钞到底有多少品种版本？但至少有182个品种，这些都比国家货币信用高。
依据以上三点，可以肯定地说明，在同期的国内私钞行业中，益阳民间私钞是属于最发达、规范和庞大的行业。
私钞的发达、规范和完善，是国家信誉破产后的怪胎，但从另一个方面也折射出一个地区的经济流通状况和经济管理水平，益阳不足十万人的城镇，却有着如此发达、规范和庞大的私钞业，这不能不说明当年以大码头为龙头的水运商业的发达和物资交流的繁忙，也说明益阳商业在江湖上的信誉与地位。
然而，私钞作为产品交换和经济流通的中介，如果说支撑它的是地方经济，但、是什么力量保证它的信誉和地位的呢？这里，不得不介绍一下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以前的“钱业公会”了。
“钱业公会”成立的确切日期不详，大约是在民国十年（1921）左右，也就是军阀混战开始的时期，军阀横行导致国家金融体系破坏后，民间信用业便迅速填补这个空间，但这种填补，毕竟是泥沙俱下，象早期开办的“人和”“汇源长”“义源长”等，是在民国之前就发行私钞的老钱庄，在这个时期也迅速用老牌号抢滩，由于缺乏行业的约束和道德信用规范，尤其是不适应通货膨胀造成的货币贬值。
因此，这批老钱庄很快便在经济流转过程中因信用危机倒闭，但市场流通的需要，呼唤着诚信和行业规范，“钱业公会”在这个时期也就应运而生。
据曾从事金融业老人回忆：益阳“钱业公会”最初是由“同亿楼”、“正太”、“鸿康”、“全利”几家金行和钱庄组合的，地址就是今天大码头办事处的院内。
“钱业公会”才成立不久，由于管理规矩严，信用程度高，很快便得到多数商号和客户的认同，许多商铺和钱庄都纷纷入会响应，民国三十四年（1945）益阳钱庄的这张一览表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也可见益阳当时社会和市场对信用与规范的需要。自然，益阳私钞也就在“钱业公会”的管理与批准下大量产生，形成当时国内最发达、规范和庞大的行业。
但这种民间信用的高度集中和发展，对总理全盘的政府不能不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和挑衅，民间的信用高了，政府的信用和威信何在？
于是，在1946年抗战胜利之后，当时国民政府顺理成章的重建政府威信，取缔钱庄，严格规定，任何私人不准挂钱庄招牌，自然，也不准印发私钞，对于已广泛流行在社会上的私钞，则限期逐步收回销毁，“钱业公会”也因此被政府接管，扩大改成“益阳商会”，统管民间金融和益阳的所有行业协会，“钱业公会”和益阳九宫十八庙行业协会的功能，通通集中到益阳商会。
益阳商会一时成为政府行政司令的主要行政部门，甚至连当时益阳选国大代表这种纯政务的大事，都是在益阳商会的大院内进行，这也是我们今天见到的老照片“钱业公会”的院墙上会有“忠于党国”四个大字的缘故。
也正因为这四个大字，1949年益阳解放时，这座大墙成为“政治任务”被第一个推到，大院交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年后，改中国人民银行，并对房屋重修建，再之后改工商银行，一直到成为目今的大码头办事处。
这是后话，不详述，还是回到私钞的话题：
1946年钱庄取缔后，私钞却并未禁住，原因很简单，一是私钞信用的主体——钱庄和大户地主还在，他们的信用并未倒塌，政府不准挂钱庄招牌，他们便改挂盐纱业的招牌，盐纱是比钱钞更大更具体的实业。所以，钱庄和大户地主的信用不但没有因取缔削弱，反而随着实业的增加更加加强了。二是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非但没有恢复经济，建立政府金融信用，而是发动内战，造成社会动荡，并开始发行金元券，使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故此，老百姓不信用金元券，还是信用私钞。
1948年10月，国民党政府已呈败象，为了在大陆搜刮真金实银，又在国内大量发行银元券，为了保证银元券的发行顺通，国民政府以扰乱国家金融秩序为由，把益阳所有的盐纱业老板和经理都关押起来，由于金元券、银元券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老百姓彻底对政府失去信任，于是老百姓和全市商贾于10月26日起集体罢市，使整个市区的流通运转瘫痪，迫于社会与民众的压力。
10月30日晚，当时的县政府不得不无条件的全部释放关押的盐纱业老板和经理，从不和政府对抗的益阳市民。在民间私钞的问题上，居然凑合了益阳史上第一次罢市运动，可见私钞在民国期间的地位与重要性。
钞，古人造字，意即金少之产物，一张钞票，蕴藏一个时代和地方的大量信息，私钞，则夹带的信息量更多。
益阳民间私钞，在国家信用破产，军阀横行抢劫，政府搜刮掠夺、通货膨胀无度的艰难岁月里，虽是一个非法的时代怪胎，但却实实在在支撑一个地方的经济运转三十余年，这是一整代人的时间，应该怎么看待和评说？
在今天，我们似乎集体失忆，县志和市志上都不见明确记载，这除了我们对市场经济的金融本质认识不足之外，可能更多的还是我们意识形态观念的障碍......
历史已经翻过了沉重的一页，半个多世纪以后，曾象征着民族苦难的野菜在今天已冠以“绿色天然食品”，对待这尘封半个多世纪的益阳民间私钞，我们除了收藏之外，对曾经美好和谐的社会信用，乃至打造和管理人类和谐相处的方法，实在有必要重新认识和思考，因为，它对于我们对社会、乃至对世界经济的认识都有增益，一张有信用的私钞，值得解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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