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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天官书》云：“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攘，正下无之。”这里“过度乃占”，说的是日月星辰运行过程中那些异常天象的占卜和预言，这是星占成立的重要原则。
传统的观念普遍认为，日食、月食乃至“过度”天象的出现，都是帝王失德、失政的原因所致，因此每当日月运行出现异常时，皇帝和执政大臣都要围绕当时的朝政加强自身的修省活动。在这之中，修德和修政就成为帝王政治中最为关键的补救措施。
通常而言，修德主要指皇帝日常行为的自我规范和约束，而修政则是非常时期君臣对于朝政所采取的建设性措施。在帝王政治中，皇帝无疑是最为核心的人物，所以他的自我修省势必要对当时朝政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围绕“德”与“政”的中心环节，帝王表现出的各种行为以及朝廷采取的各种及时应对措施，成为日食影响政治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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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巳占》云：“日蚀，则失德之国亡。日蚀，则王者修德。修德之礼，重于责躬。是故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这就是说，日食的出现常与国家的失德与灭亡联系起来。因此，日食发生后，帝王通常要进行攘灾的修德活动。而在修德之礼中，最为重要的是“责躬”，也就是皇帝自身行为的检讨和规范，实际上属于帝王“罪己”的重要范畴。
开元七年（719）五月日食出现后，玄宗“素服以侯变，徹乐、减膳，命中书门下察系囚，赈饥乏，劝农功”。这里“素服、徹乐、减膳”，即帝王“责躬”的修德活动。在救护日食的诸多途径中，帝王的修德无疑居于最高层次。
《左传》昭公十七年云：“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日食在春分过后而未接近夏至出现时，文武百官要身着素服，而君主则撤去丰盛的宴会，并辟移正寝以等待日食尽早消失。这样看来，日食发生后君主避殿、减膳等的修省活动，在春秋时期已经产生。
元和三年（808）七月，宪宗问宰相李吉甫说，昨日司天台预报太阳亏缺，结果非常准确，既然如此，那么“素服救日”又有什么意义？李吉甫回答说，日食因为是“自然常数可以退步”，太阳的运行具有一定的规则可循，所以日食的发生是可以推算和预测的。
但是他又说“日为阳精，人君之象，若君行有缓有急，即日为之迟速。稍逾常度，为月所掩，即阴浸于阳。亦犹人君行或失中，应感所致。”
李吉甫说，太阳运行的快慢是与君主德行的缓急始终相一致的。君主的德行一旦“失中”而违反常规，那么与此相应，太阳的运行也“稍逾常度”，进而为太阴所侵，日食接着就发生了。这时君主若能“素服而修六官之职”，加强自己的德行修养，“乾恭兢惕”，敬奉天道，灾祸自然就消失了。
基于这样的逻辑，日食出现后唐帝王加强自身修省活动的情况十分普遍。乾符三年（876）九月，日食发生后，禧宗“避正殿”以示修省。开平五年（911）正月日食，后梁太祖“素服，避正殿”，命令文武百官“各守本司”，暂时中止行政办公事务，同时颁布赦宥罪犯的诏书，通过这些方式“以答天谴”，减少日食带来的灾祸。
其实，皇帝的修德活动并不限于日食发生以后。由于天文历法的一长足发展，太史局（司天台）的日食预报较前而言更为准确。因此，每当国家的天文官员做出日食预报后，皇帝就开始实行“避正殿，降常服”的修省活动了。
开元十三年（725）十二月，玄宗封禅泰山结束，在返回“梁、宋”之间的途中，太史预报“于历当蚀太半”，于是玄宗“徹鳝，不举乐，不盖，素服”，但是日食并没有发生。
通常来说，日食出现时太史局都要提前进行观测和奏报，由此推想，帝王“罪己”的修德活动，更多的情况发生在日食之前。而且从“据旧章”来看，帝王素服、避正殿等的活动由来己久，至唐代早已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修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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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食出现后，帝王除自身行为进行检讨和规范外，还特别重视朝政的建设。天授三年（692）“四月丙中朔，日有食之。大赦，改元如意。”可知武后改元，采用如意年号，实与日食的出现有关。至于大赦，旧书本纪称：“禁断天下屠杀”，当是日食出现后则天大赦的主要内容。
开元七年五月日食发生后，玄宗除了进行素服、徹乐、减膳的修省行为之外，还颁布诏书，命令中书门下两省审察囚犯，凡天下出现水旱灾害的地方，皆令贩济救恤，而对于一切“不急之务”，则全部停罢。
这些及时措施，由于针对了当时社会中的根本问题，所以从救护日食来说，应属于《史记·天官书》所言“修政”的范围。贞元九年（793）十月四日，司天监“言日食阴云不见”，文武百官纷纷上表以示庆贺，于是德宗颁布诏令，释放京师见禁囚徒。
《太平广记》卷92记载了一则由星变而引起玄宗大赦的事例：一行幼年家贫，邻居王姥前后救济数十万，一行常思报答。开元年间，一行得到玄宗的非凡厚爱，儿乎言无不可。适逢王姥的儿子犯了杀人罪，王姥请求一行予以搭救。一行遂用法术将北斗七星变为七头小猪藏在瓮中，致使玄象显灾，北斗七星不见于天空。玄宗因此大惊，急忙向一行讨求攘灾之法。一行请求玄宗大赦天下，于是王姥之子得以获释，而北斗七星又恢复了正常状态。
这则故事来源于笔记小说，更多的是民间的奇闻异说。不过，故事中一行所谓“今帝车不见，天将大警于陛下也”以及“如臣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的议论，却有一定的真实性和普遍意义。既然北斗不见是上天对皇帝的一种警示，那么日食的出现则是更为严重的警示了，而帝王宣布大赦也是不难理解得了。
日食发生后皇帝的大赦除释放囚徒和禁止屠杀外，还要进行诸如减免赋税、赈济贫弱以及赏赐官吏等修政措施。开成元年（836）正月日食，文宗颁布大赦诏书，免除太和五年以前“逋负”以及本年京畿的“岁税”，并“赐文武官阶、爵”，不仅如此，此次开成年号的采用，也是日食出现的直接结果。
当然，日食发生后帝王对于政治的关注并不限于以上这些，比如开平五年（911）太祖除降赦有诏外，还颁布了日食求言诏书，援引汉代故事，要求文武百官上书言事，“列辟群臣，危言正谏”，以此来弥补朝廷政治的过失。不过，总体看来，唐代帝王因为日食而颁布的诏令并不多见，至于日食求言诏书，现有史料仅此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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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追究，日食的发生还对帝王政治中的朔望朝会产生影响。《礼记·曾子问》记曾子向孔子请教朝会之礼，孔子说：“天子崩，大庙火，日食，后夫人之丧，雨霑服失容，则废。”孔子将日食与天子崩，大庙火等联系起来，可见日食实是极大凶祸，一旦这类事情发生，朝廷通常要罢废朝会之礼。以后日食废朝就作为礼仪故事而被延续了下来，至李唐也是如此。
开元二十二年（734）闰十一月发生日食，玄宗诏救停止朝会。第二天日食过后，玄宗在应天楼接受了百官公卿的朝贺活动。“贞元六年正月，司天台预测癸卯朔日将有日食发生，于是德宗遂“停朝会”。八年十一月日食出现后，德宗“不视朝”。十年三月，司天台预报四月癸卯朔日食发生，太常博士姜公辅上奏说，“准开元礼，太阳亏，皇帝不视事，其朝会合停。”’
所谓“不视事”意味着皇帝不必亲临宣政殿，文武百官也不上朝参议政事。穆宗长庆二年）822三月，大礼院上奏说，“四月一日太阳亏，准开元礼，其日废务，皇帝不视事”。我们知道，历法中关于日食的推算结、果，通常情况下都在朔日发生，这势必要与唐代每月定期的朔望朝参制度相矛盾。
中唐以后，当司天台的日食预报与朔日朝会发生冲突时，唐王朝通常都取消了定期的朝会议政活动。不仅如此，日食发生时，皇帝一反常态，不处理政事，百官也各守本司，朝廷暂时中止正常的行政办公事务。这说明唐王朝对日食的预报和发生仍然十分重视，在此过程中，观察天文的司天台和以《大唐开元礼》为维系的太常卿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日食的发生还对当时的祭祀礼仪也有影响。肃宗元年建丑月（761），祠部上奏，请求“来年建寅月一日”举行祭祀昊天上帝的祈谷大典。但司天台却预报说，来年祈谷当天“太阳亏”，将有日食现象发生。于是礼仪使于休烈奏，认为日食时节举行祭祀大典，颇有不宜，应该选择其他时日，以与日食不相冲突，得到了肃宗的同意。
但是，根据唐代的日食观测记录，司天台预报“来年寅月”的日食并没有发生，因此计划中的祈谷大典是否另择时日，还有疑问。不过，从唐代举行祭祀昊天上帝的礼仪程序来看，朝廷要提前七日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如此看来，由于司天台日食预报的错误，使得国家的祭祀大典向后推延也是必然的了。
日食的发生还对当时的军事战争具有影响。由于天象的观测一直是古代兵法中的重要内容，比如在唐代的军事著作——《太白阴经》中我们看到，日食的发生常常具有预测军事胜负的功能。后晋天福二年（937），司天台预奏说，“正月二日，太阳亏食，宜避正殿，开诸营门，盖藏兵器，半月不宜用兵。”。盖兵法著作中，日食的发生，无论对于军事出征以及战争的正常进行都有诸多不利因素，因此司天台建议，日食出现以后的半月之内都不能进行有关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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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食的发生还对宰辅大臣的政治生涯产生重要影响。《全唐文》卷255苏颋《太阳亏为宰臣乞退表》文中“伏惟应天神龙皇帝陛下光被四海”云云，说明《乞退表》作于中宗神龙年间，当是神龙年间苏颧担任中书舍人时代替宰相而写的乞退状文。
根据两唐书《天文志》的记载，中宗神龙年间只有神龙三年六月丁卯发生过一次日食。如此，苏颧《乞退表》应作于神龙三年（707），而表文中“今月朔旦”当为六月丁卯了。
这次日食出现后，中宗“启辍朝之典”，下令诏停朔日朝会。“有司尊伐社之义”，说明文武百官还举行了救护日食的礼仪活动。除此之外，中宗“矜而有之，未致于理”，还颁布了释放与疏理囚徒的诏书。毫无疑问，这些活动都是李唐救护日食的具体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表文中“辰弗次舍，必贻上公之贵”、“胡广罢位”、“徐防免官”，所指其实都是汉代日食策免三公的情况。事实上，因日食而追究大臣责任，三公因此被杀者并不少见。如《汉书》所载，第一个因日食被杀的大臣是司马迁的外甥、宰相杨敞之子杨晖，以后丞相翟方进也因星变而自杀。
到了东汉，由于“权归台阁”，“机事转委尚书”，三公的地位逐渐下降。特别是和帝、安帝以后，“女后临朝，外戚辅政，三公之任益轻”，于是因日食而罢免二公的事就成了常例。
传统的观念认为，日食的发生是阴阳失调，阴气侵阳的必然结果，而太尉、司徒、司空又以调和一!阴阳为其主要职责，于是追究责任，三公自然首当其冲。因而日食发生后，皇帝罢免三公就成为朝廷消灾弧祸的重要方式。
正因为如此，苏颋认为这次日食的发生，作为百官之长的“端揆”，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上表，请求皇帝“收其印缓，赐以骸骨”。应该说，大臣乞退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普遍现象。特别是告老还乡、光宗耀祖似乎成为封建官员的一般归宿。但是，因为日食而乞退却有着另外的思想和政治背景，远不能与“赐以骸屑，”等而视之。
按照“天人合一”的普遍观念，日食的出现固然是皇帝失德的原因所致，但实际上也与朝廷的“失政”具有很大关系。具体来说，汉代三公“理阴阳”的职责仍然适用于唐代的宰辅大臣，日食作为阴阳失调的产物，同样与宰臣政事的失职联系了起来。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宰臣的逊位、罢职就成为他们调和阴阳、消灾饵祸的主要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日食的出现不仅对帝王的行为有所规范约束，而且对宰辅大臣的尽职尽责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来稿/赵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