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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五岁时得过一场大病，昏死三日，后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所以取名“复生”。
青少年时期，谭嗣同接受了系统而丰富的国学教育，并广泛接触了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成年后他离开家乡，远赴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地游历，深入了解了清朝晚期底层的风土民情。
谭嗣同
虽然有着深厚的国学修养，但他非常反感死板的八股文风，曾在书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四个字。后来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产生浓烈兴趣，并受此影响培养了强烈的爱国主义观念。
1895年谭嗣同30岁，这一年甲午海战中国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除了巨额赔款之外更割让台湾等地，清政府努力多年的洋务运动也正式宣告失败。消息传来，谭嗣同悲愤到极点。
同年康有为在京联合1000多名科考的举人发起“公车上书”，要求清政府拒和、迁都、变法，这些都深深影响了谭嗣同的思想，他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谭嗣同认为“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话剧《北京法源寺》中的谭嗣同（中）
1896年入京，谭嗣同先后结识了梁启超、翁同和等人，并开始着手撰写《仁学》，这也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该书兼容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倡导反封建的激进思想，对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产生了积极影响。
1898年6月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开始。光绪帝从全国搜罗变法人才，经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谭嗣同被征召入京。
谭嗣同进京后旋即加入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光绪授予他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并特意召见谭嗣同向他表达变法决心：“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
光绪对于变法的坚定决心，以及对于维新派的完全信任，使谭嗣同深受感动，也让他下定决心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抱负，挽救国家于危亡，励精图治谋复兴。
但由于激进的变法措施，以及过于莽撞的变法速度，维新派很快就触碰到守旧派的庞大利益。特别是康有为一度提出邀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出任变法顾问，更让慈禧怀疑此举有可能让日本过度染指大清内政。
保守党不断上书慈禧，斥责戊戌变法动摇大清根基，要求诛杀康有为、梁启超。其中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政变，奕劻和李莲英也跪请慈禧“垂帘听政”，同时宫廷外谣言不断，传闻光绪帝即将被废黜。
北京浏阳会馆，也是谭嗣同生前在北京的居处
在这样的背景下，光绪帝秘密颁诏给杨锐，其中提到：“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表达了自己所处境地危险，要求维新派筹划对策。
接到密诏后，维新派商议认为只有借助袁世凯的兵力，才有可能在这场政变中化险为夷。9月18日晚谭嗣同前往法华寺，夜会袁世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请求袁世凯出兵勤王，围园劫后。
袁世凯表面上答应了谭嗣同的提议，20日晚即偷偷跑到天津，向荣禄报告了整件事情。于是9月底慈禧宣布政变，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
北京谭嗣同故居
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筹划逃跑或求救不同，谭嗣同听闻政变后并不惊慌，继续多方活动筹划营救光绪帝无果后，他决心用生命来祭奠这场变法，在他看来：“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铭志诗《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谭嗣同与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一同慷慨就义。
戊戌六君子
胸怀天下，明知前路艰险依旧奋勇前进，拒绝偷生，慷慨赴义用生命祭奠变法大事，“愿以颈血刷污政”，谭嗣同也因此被称为一个真正的顶天立地的伟丈夫，同时也被认为是“戊戌六君子”中唯一一个死得明白的人。
谭嗣同的妻子李闰也是一代才女，丈夫牺牲之后，她忍悲改名“臾生”，回应丈夫所写的“忍死须臾待杜根”，表达含悲忍辱暂且苟活之意。李闰也写下了一首著名的悼亡诗：“前尘往事不可追，一成相思一层灰 。来世化作采莲人，与君相逢横塘水。”
（责任编辑：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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