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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1865～1898) 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谭嗣同少年时博览群书，喜欢词章，富于思想。青年时期曾六赴南北省试，因不喜科举时文，屡考不中。在此期间，他目睹了清王朝统治腐败，益想奋发有为，立志救国救民，故自名“壮飞”。
青少年时代的谭嗣同受到两位老师的影响最深。一位是他的老师欧阳中鹄。这位欧阳老先生，就是现代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的祖父，也是他父亲谭继询的世交。据欧阳老先生自称，平生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衡阳的王夫之；另外一个是美国的华盛顿。于是王夫之的强烈民族意识，华盛顿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通过欧阳老先生的传授，在少年谭嗣同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他的另一位老师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侠“大刀王五”。此人原姓白，名正谊，北京人。他有胆有识，对腐朽昏暗的清朝官场了若指掌，嫉恶如仇。谭嗣同与他相识后，意气相投，就拜他为师，学习骑马击剑，练得一身好武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惨败，丧权失地，群情愤慨。谭嗣同受到极大的刺激,痛感国家民族的危亡日迫，“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决然抛弃旧学，探求新学，投身变法活动。谭嗣同痛感自己的精力消耗于考据词章，无补于事，决心致力于维新变法。遂与唐才常等在浏阳筹建算学馆，创办新学，并撰文提出变法主张，首开湖南维新之风。为追求新思想，学习新知识，他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北游访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然科学发生兴趣。在访学中，还遍交维新之士，结识了梁启超，并通过梁进一步了解到康有为的维新思想观点。
1898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等，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宣布变法。谭嗣同被荐，奉召进京，参与新政。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反对新政。谭嗣同等幻想得到袁世凯对变法维新的支持，但旋即被袁出卖。慈禧太后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对维新派残酷镇压。谭嗣同拒绝出走。24日，被捕下狱。28日与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同被杀害，世称戊戌六君子。
随着清朝的日益衰败，不甘于国破家亡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谋求变法，谭嗣同便是其中积极的一个。
中国向何处去?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危亡，如何才能拯救?谭嗣同苦苦地思索着，最后，他认为，向西方学习，变法改革，这是出路。
谭嗣同在北京结识了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两人谈得十分相投，结为莫逆之交。以后，谭嗣同积极宣传科学，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的赏识，因为这两人也都倾向变法维新。不久，谭嗣同在南学会当了学长，起着总负责人的作用，他经常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的讲演气势磅礴，观点新颖，语言铿锵犀利，道理清晰明确，深受听众欢迎。
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光绪皇帝接受了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心变法。召见康有为，商谈变法步骤。谭嗣同因大学士徐致靖的推荐，亦被征召。这时谭嗣同正大病卧床，不能成行，两个多月后，才抱病觐见皇帝。光绪皇帝看了他的奏对，十分满意，破格提升为四品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在军机处办理新政事项，时号“军机四卿”。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予新政。从此谭嗣同便在皇帝左右处理奏折，忙于变法事宜。
变法的诏书一道又一道地颁发下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反扑措施也一个又一个地付诸实行。颁发《明定国是诏》刚四天，慈禧即令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开缺回籍”，又命令二品以上大员授新职，都要到皇太后处谢恩；并任命慈禧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袁世凯（新建军）三军。
慈禧太后周围的顽固保守派，日夜谋划，企图将维新派置于死地。他们在赶走翁同龢、升荣禄为北洋大臣及直隶总督掌握京城军队以后，预定十月在天津举行阅兵，届时发动政变，废掉光绪，取消新政。
形势急转直下，光绪皇帝得到消息后，惶惶不可终日，接连下两道密诏，要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急筹对策。这些书生气的维新派，一时手足无措，惊恐万状。当时也只有去说服袁世凯站到他们这边，保光绪皇帝这条路。因为，袁世凯有七八千人，在天津小站附近训练，这支军队和北洋军的董福祥、聂士成的军队比较起来，是颇有战斗力的。于是，谭嗣同便冒着风险去找袁世凯，要他出兵保护光绪皇帝，挽救变法。
当谭嗣同说明来意后，狡猾的袁世凯当面并不拒绝，而且慷慨地说：“‘圣主’是我们大家共同拥戴的君主，你我同受皇上特殊的恩宠，救护皇上的责任，并非只你一人，也是我的责任。你有什么吩咐，我愿洗耳恭听，万死不辞!”
谭嗣同觉得一切如愿，便轻信了袁世凯的话，就满意地告辞，冒着凄风冷雨，回转向康有为等人“报喜”去了。
狡猾的袁世凯深知慈禧的力量比光绪的力量大得多，袁世凯并不去履行自己的诺言，而是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刻密报慈禧。当日夜半，光绪帝被囚；次日（9月21日），慈禧坐殿听政。历时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维新宣告结束。
百日维新失败后，谭嗣同闻讯马上送梁启超避入日本使馆，２２日又赴使馆访梁，将自己的著作，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数封交给梁启超，梁启超劝他一起到日本去。谭嗣同对梁启超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已下定必死的决心，以期唤醒后来有志图强的人。
他又和大侠王五商议入宫救出光绪帝。后因防卫森严，孤胆英雄终无用武之地而作罢。谭嗣同虽然面临杀头的危境，但坚决谢绝了友人要他出走的劝告。随后，他又代父假造家书，都是痛戒其子的话，以示其父与之早已划清界线。因此，事发后，他的父亲谭继询仅得革职处分，保全了身家性命。
9月24日，谭嗣同在“莽苍苍斋”被捕。由于王五送给狱中官吏钱物，才使谭嗣同免受许多皮肉之苦。在狱中，他大义凛然，神情自若，视死如归。谭嗣同被捕后，在狱中墙上题诗道：“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达了他对逃亡日本的康有为等变法人士的无比思念。
9月28日，古老的北京城笼罩在一片阴沉昏暗的风沙里。在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上，竖立着六根木柱，木柱上绑着六位被捕的维新志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怕夜长梦多，怕外国干涉，便赶快处决这些人以绝后继，决定下午四时行刑。
在行刑前，“六君子”面不改色，横眉冷对。谭嗣同面对行刑的刽子手高声朗诵：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大声呼罢，哈哈大笑，这等血性和精神，将行刑的刽子手笑得心里发毛。刽子手手起刀落，谭嗣同最终还是倒在了顽固派的屠刀之下，成为了因变法而牺牲的第一人。
谭嗣同死后，大刀王五为他收尸。第二年，骨骸运回原籍湖南浏阳，葬于城外石山下，后人在他墓前华表上刻上一副对联，以表彰其不屈的精神：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对于谭嗣同以身殉法的精神，后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位湖南人所展现出来的血性，让后来的继任者都肃然起敬，著名作家张平仁在他的《谭嗣同的近代特质》一书中写道：
一百年前的金秋，谭嗣同血洒北京菜市口。
他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走脱。康有为、梁启超都走了，他却坐以待捕，原因简单而干脆：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嗣同始!一句话，便把自己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画卷上。这种前无古人的风范，使无数接下来者为之洒泪洒血。痛感悲壮之余，人们不禁沉思：他的鲜血到底包含着怎样的凝重?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以道自任，不乏参与政治的强烈愿望，但行道时，却往往掺进些许私念。做官首先不是为了救世，不是为社会服务，而是为了光宗耀祖、飞黄腾达。过重的私念包袱，使神圣的道大打了折扣。有官做固然可以行道，无官做，或者干脆不愿做官，也有足够丰富的理论为凭借，退缩到自我的狭小圈子里，甚至去做隐士。社会的污浊，官吏的腐败，民生的凋敝，甚至民族的兴亡，统统可以视而不见。社会责任感被抛在一边，眼中只有自己的性命和清高，道蜕变成了自我平衡、自我慰藉的麻醉剂。尊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中国文人，说到底是一伙个人主义的政治打工者。
谭嗣同走出了这个行列，他没有选择君主，没有选择功名富贵，而是选择了社会责任感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他不可能退缩到自我狭小圈子里，他必须义无反顾地去为这个社会奋斗。一向消极避世的佛教，在他那里，也成了积极献身的理论武器。他眼中只有危难中的民族，没有个人的毫发：“蠢尔驱壳，除救人外，毫无他用。”生命即将不存，可谓“穷”到极点，但他依然没有退缩，无私才能无畏，他用自己的鲜血印证了自己的誓言。梁启超把他的“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改为“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简直是一种亵渎。
传统中国是一个网罗密布的社会，知识分子既是网罗的制造者，又是维护者，更是受害者。在网罗的层层包裹下，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和创造力被冻结了，一个个变成了网罗的奴隶。谭嗣同高唱“冲决网罗”，横决一切，勇猛直前，一股浓烈的湖南辣子味冲鼻而来。神圣的名教成了万恶之源，高高在上的君主被斥为民贼，一切都应当冲决，一切都应当“日新”。冲破枷锁，变异创新，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正是长久浸在酱缸里的中国士人最缺乏的精神。
谭嗣同不是近代最杰出的人物，却最具近代特质。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的鲜血凝聚了太多的异质特征。他血性的形象穿越了百年的沧桑，愈加真切地站在了我们面前，永久地启示着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