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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 唐太宗绝对算的上中国历史上的明君，甚至被称为 千古一帝 都不为过，因为唐朝在他的带领下，逐步开始走向强盛，甚至为之后的 开元盛世打下坚实的基础，正是由于他的励精图治，任人唯贤，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终于使得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并稳定发展，对外武功显赫，统一全国，使得国家更加富强，繁荣昌盛。那么他的为政举措又是怎样的，能够在短时间内使得唐朝国力，影响力不得扩大，甚至能够达到 四夷臣服，万国来朝的景象的呢，我们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解析：
首先，我们都知道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手底下肯定有一大帮人才在为他积极的处理好各种大小事情。唐太宗也不例外，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此外，更接纳封德彝之议，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贵的恶习。
经济上，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同时，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将眼光放到很远。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军事上，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628年6月3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灭亡东突厥，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贞观十九年（645年），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次年，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将他杀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灭亡。
那么唐太宗对内，又是处理好君臣关系的呢？唐太宗充分吸收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艺术地处理君臣关系，堪称典范。他有一些前人所没有或不明确的政治思想，他把君臣关系的主导面转移到君这一边，也就是说，君臣这一对矛盾，其主导面在君，而不是总是臣下不好。在唐太宗看来，“天下安危”与人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臣是君的“耳目股耾”。要想国家安定，政权稳固，君臣应该“义均一体”，“同心协力”。为了建立这种新型的君臣关系，唐太宗多次强调“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又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君臣两者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君臣契合，义均一体，才能创造出一个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朝气蓬勃的新王朝。而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提出了君臣“共为治”的思想。
国内的民族问题上：唐王朝是疆域空前辽阔的国家，唐太宗作为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基者，深受各族人民的爱戴，他们尊其为“天至尊”、“天可汗”。成为各族人民的共主。唐太宗认为他作为奉天承运的天下共主，应该君临天下，建立华夷一统的天下秩序。他在少数民族中的崇高声望，是与他开放的民族政策分不开的。在他的努力下，唐朝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出现了历史上难得的民族关系融洽、各族和睦共处的黄金时期。
总而言之，唐太宗的治国思想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虽然在贞观十年(636)以后他的治国思想发生了蜕变，对民众和君臣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唐太宗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治国思想也就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我们就可以发现，唐太宗的治国思想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存在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