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与中部同盟会

谭人凤是湖南革命的先驱，在同盟会中年高德劭。他与宋教仁召集各省同盟会分会长在东京开会，商议组织中部同盟会，并赴香港征求黄兴的意见。黄兴正在筹划广州起义，委任他为统筹部特派员，携款前往长江各省联络党人，响应起义。

辛亥革命元老谭人凤。（1860—1920年）

同盟会是由流亡海外的各反清会党联合组成的革命团体，自 1905年在东京成立起，表面上尊孙中山、黄兴为领袖，但因成员复杂，派系纷纭，孙、黄久居海外，总部形同虚设，国内组织涣散，山头林立，基本呈各自为政的局面。尤其是当孙中山在两广策划的起义接连失败后，威信大减，同盟会内部要求改革党务、改变策略的呼声日益高涨，两湖派与广东派的矛盾日益突出，纷纷自立门户，另谋他途，中部同盟会之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重起炉灶另开张

庚戌年（1910年）正月，倪映典广州起义失败后，谭人凤去香港看望黄兴，见他情绪低沉，几经劝慰，亦难疏解，便返回东京。当时东京的同志，也是心灰意冷，同盟会总部无人主事，党务无人过问，谭人凤找宋教仁谋划补救之法，他说：“同盟会成立之初，本有设立东、南、西、北、中五部之议，既然孙、黄常年流亡海外，不理国内事务，我们何不回国组织中部同盟会，领导长江各省的革命？”宋教仁也有此意。适逢居正自缅甸、赵声自香港来东京，他们时常聚议，酝酿此事。居正四处奔走，邀请同盟会十一省份会长开会，谭人凤年长，首先发言，他提出了事权统一（于本部总理）、责任分担（于各省干部）的口号，主张建立中部同盟会(罗福惠、萧怡编：《居正文集》（上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1页。)，以武汉、南京为革命中心。经讨论，与会者一致赞同，推举宋教仁回上海物色人选，筹组机关，居正回武汉组织党人，谋划起义，谭人凤负责联络沿江各省会党和革命团体。

六月中旬，孙中山潜回东京，黄兴亦相继而至。谭人凤拜会孙中山时，提出改良党务、加强领导、革命要兼顾边疆和内地的建议，他欣然接受。但几天后，当宋教仁与孙中山商讨改良党务的具体办法时，孙却面带愠色地说：“同盟会已经取消了，有能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教仁一怔，遂问何出此言。孙中山说： “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宋教仁想，东京人多口杂，孙中山一定是听到了什么，有所误会，便未与之辩解，怏怏而去。宋教仁把孙中山的原话说给谭人凤，谭颇感震惊，次日便偕宋去见孙中山，耐心解释，但孙中山仍持昨日论调。谭人凤忍无可忍，辩驳道：“同盟会是由全国反清志士联合而成的团体，怎能凭你一言而取消？总理是由党人公举、为党办事的人，岂有解散组织的权力？党人批评总理，是党人的权利，本属正常，前几年陶成章批评总理所持的理由，自有公论，党人并未完全附合，何以迁怒众人？款项虽系总理募捐而来，但是以同盟会的名义筹款，所有开销，应使全党知道，怎说无权过问？”孙中山一时语塞，遂转圜道：“谭兄与.初（宋教仁字）的提案有道理，可容弟日后与各分会长再议。”此后便无下文。（参见《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359—360页。）

谭、宋等了几天，不见回复，某日看报，才知孙中山已悄然离开日本。谭人凤见孙中山身为总理，放弃责任，置党务大事不顾，又不自请辞职，心中大为不满，便邀集各省同盟会负责人在宋教仁寓所开会，决定成立中部同盟会，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 1991年版，第 506页。）后来苦于无钱开展会务，便有人提议最好还是与黄兴磋商，争取他的支持。

香港筹款碰钉子

九月，谭人凤去香港找黄兴商谈筹组中部同盟会之事。黄兴说：“此事我没意见，只是要有经费才行。”谭人凤说：“请你拨些经费用于会务如何？”黄兴面有难色，迟迟不语，后来他说：“兄可与展堂（胡汉民字）谈谈。”当时，海外华侨捐款由孙中山的亲信、同盟会南方支部长胡汉民掌管，他反对谭、宋等人成立中部同盟会的主张，今见谭人凤跑来要钱，讥讽道：“东京总部的房租，尚不能维持，何言再设一会？海内外同盟会员公认只有孙先生一位总理，若兄另设中部同盟会，势必又设一总理，日后必因总理称谓引起纠纷，岂不让外人笑话？”谭人凤拍案怒责：“总部虽在东京，无人主持，总理漂乎海外，向无定踪，从不过问会务，总于何有？理于何有？东京经费，总理向无接济，所有开支，纯仗同志摊派，勉强维持，并未以革命的名义四处招摇撞骗，你们以同盟会名义，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人，办一份报纸，吹几句牛皮，哄骗华侨巨款，就算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吗？”谭人凤早就看不惯胡汉民惯会阿谀奉迎的做派，越说越气，挥拳就打，赵声连忙拉住他说：“先生息怒，先生息怒，道不同，不相与谋，往后各行其是便了，理他何为！”

谭人凤深为香港之行懊悔，亦为自己的失态而惭愧。次日，他请赵声、胡汉民喝酒，先以一杯敬赵声：“愿君为国自爱，毋过激过郁。”又以一杯敬胡汉民，慷慨直言：“劝君放开眼界，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为，我为党务，往返香港三四次，从此别矣。”是夜，谭人凤乘船返东京，黄兴以三百元送行。昔日黄兴离开东京时，将其名下的债务委托谭人凤料理，每月需付利息百余元，他无钱付息，常遭债主登门催逼，不胜其扰，这点钱，还不够偿还黄兴欠债的利息。船离维多利亚港，谭人凤望着渐渐远去的灯火，想想五十岁白发人所受的屈辱，倍感心寒，发誓再也不来香港。（参见《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360—361页。）

回到东京后，为替黄兴还债，谭人凤向官费留学生借钱，东挪西凑，日夜奔走，筹组中部同盟会之事，因此搁置，但他唯恐人心涣散，经常组织同志谈话会，每周聚会一次。到了秋季，债台高筑，饥寒交迫，万难敷衍，谭人凤便将《比较财政学》一书的版权让渡于人，这本书是由他主持、宋教仁翻译的，宋亦积债千元，这笔钱抵扣二人债务利息之后，仅剩百余元。宋教仁在东京待不下去，回了上海。“金罄床头，英雄减色；钱空囊内，壮士无颜；古今魁杰奇才，因其潦倒穷途，.傺而不得志者，盖不知凡几！”谭人凤百感交集，唏嘘不已。 （参见《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362页。）

腊月底，黄兴、赵声函招谭人凤、林时爽赴港，谭人凤因与胡汉民决裂，不愿前往。林时爽正在病中，不能成行，他劝谭人凤：“此次举事，是黄、赵作主，兄应竭力相助。”正值年关，债主临门，实难应对，谭人凤想，何不趁机远走高飞，先摆脱眼前的窘境，再做今后的打算？乃约谢介轩、刘承烈同归，嘱其先往湖南、湖北做些准备。

能争汉上为先著

辛亥年正月初六（1911年 2月 4日），谭人凤从日本来到香港，黄兴向他介绍起义的准备情况：“上个月，总理在南洋的筹款汇到后，我即在香港组织机关，拟定方案，设统筹部总揽一切计划，我与伯先（赵声字）分工负责，并设调度处，以运动新旧军界，设储备课，以购军火器械，设交通课，以联络国内各省同志，伺机响应。”

孙、黄在两广起义连年失败，谭人凤对他们只重边省、无意在内地进取的做法早有不满，几经谏议，一意孤行，他对黄兴已不抱希望，但顾及情谊，收到信后，不得不来。听完黄兴的介绍，谭人凤谈了自己今后的打算：“夏天，我们邀集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长在东京开会，遯初主张将革命的重点由边省转到长江流域，组织力量在中部发动起义。当时，我们拟定三策：上策是在京、津一带发动起义，一举占领北京，但清廷对直隶各省防范甚严，北洋军亦难运动，几无成功的可能；中策是在湘、鄂、赣、皖、江、浙起义，各省独立后，挥师北伐；而以边省起义为下策。”

赵声见谭人凤贬低边省起义，不以为然：“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何地举义，能否成功，谁有十分把握？”

谭人凤知道赵声性子急，不与他争辩，接着对黄兴说：“众议既难统一，咱们不妨分头去干。我们既已决定在长江流域起事，就要设立机关，经大家讨论，拟在上海设立中部同盟会总部。既然你们已做了准备，广州起义就依计而行吧，但最好让我回国一趟，联络长江各省同志，以资策应。”

“依兄之见，长江诸省，应先从何处下手？”

“湖北、湖南。两湖是财赋大省，居华中枢纽，九流汇集，交通便利，得之足以震动全国，激发各省起义。”黄兴不放心地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总理派胡瑛回国，策应湖南萍、浏、醴起义，胡瑛抵武昌时，起义已失败，不久，湖广总督张之洞悬赏缉拿党人，胡瑛等人被捕，同盟会在两湖的组织摧残殆尽，眼下恐无再举之力。”

谭人凤说：“据我所知，情况恰恰相反。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居正、刘公、焦达峰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谋划长江各省起义。第二年，孙武、焦达峰回国，积极联络会党，在新军中也发展了不少同志。日知会失败后，原来军队中的会员成立了一个更加严密的组织，名曰军队同盟会，参加者有四五百人，后来又改名为群治学社，在各标营设立代表，专在士兵中发展社员，据说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士兵都是社员。我认为两湖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两湖的地理位置也比广东好，成功的把握很大。”

近年来，孙、黄在各地组织的起义屡屡失败，牺牲惨烈，党人对领袖的抱怨与日俱增，纷纷自立门户，联络会党，筹划起义，孙、黄的威信受到挑战。党人不服从指挥，自行其是，已成黄兴的一块心病。湖北孙武，湖南焦达峰，已在会党、新军和绅商学界联络了很长时间，自恃实力，对孙、黄策划的起义愈来愈没信心，而孙、黄对各省革命团体的支配能力也愈来愈弱，而今，谭、宋又要成立中部同盟会，他亦无可奈何，照此发展下去，同盟会大有分裂的危险。

谭人凤对黄兴的忧虑了然于胸。他比黄兴大 14岁，既是同乡，又是老友，在同盟会中年高德劭，党人向以长兄优礼。他是湖南革命的先驱，1904年邀约湖南会党各山堂首领齐集长沙岳麓山，宣讲兴汉灭满大业，统一称为岳麓山道义堂，后改为联合山堂，又与黄兴等人组织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以团结全湘志士，统一革命行动。1906年，他被官府通缉，亡命日本，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次年到东京，入政法学校学习，后与黄兴、宋教仁多次潜回国内，策划南方各省起义。由于年长阅历深，他比黄兴想得更多，看得更远，他知道，“孙、黄”已成同盟会团结的象征，孙策划在后，黄力行在前，款是孙募来的，在哪儿起义，自然是他说了算，眼下广州起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为了减轻黄兴的压力，谭人凤说：“克强（黄兴字），你这里人才济济，我在此一时也难有作为，不如先到上海，调查沪杭一带的形势，然后再到南京、九江、武昌、长沙，了解新军中革命组织的发展情况。两湖同志，朝夕策划，惟经费短缺，难以扩大实力，若能拨款接济他们，机关一立，势力大增，届时广州一动，两湖立刻响应，胜算岂不更大？”（参见《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5页。）

谭人凤的一番话给黄兴增添了信心，他说：“我已派觉生（居正字）回国，作为同盟会驻湖北的代表，领导一切。他们缺少经费，我也很着急，这里虽不宽裕，毕竟还有筹款渠道，我会尽力支援他们的。”

黄兴委任谭人凤为统筹部特派员，携款两千元，前往长江各省联络党人，响应广州起义。

（“辛亥逸史”之一，原载 2011年 4月 21日《南方周末》）

以上文字内容（图片来自网络），摘自人民出版社新书《清末社会变革剪影》，ISBN 978-7-01-016478-6，定价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