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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一位真正好皇帝的概率，比“中彩票五百万大奖，又不小心把彩票弄丢了，结果彩票又找到”的概率，还要低。
话虽然夸张，但仔细想想打从秦始皇登基以后，能上得了“青史贤君”这张台面的皇帝，还真是屈指可数。
秦始皇的功绩无人可比，有率先性，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伟大壮举，但他登基后施以暴政，搞的黎民百姓怨声载道，果不其然，秦朝只持续了14年的统治就宣告终结。
汉武帝也是雄才大略，不惜一切跟匈奴死磕到底，虽然战功卓绝，政绩斐然，但拉着一国之力穷兵黩武，到头来还是让大汉不可避免的走向衰退。
由此可见，皇帝这个位置，真不好当，如果论功，每个皇帝都能说出来一大串，如果论过，即使李世民这般功劳盖世，也曾亲手屠戮了兄弟满门。
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想象史官们在撰写史书时的难处，如何评价一位皇帝的是非曲直，还真不好写，尤其是为皇帝的一生做总结，会让史官非常难办，吹的太狠，有悖事实，批的太厉，有辱声誉。
以我上边所说的三位皇帝为例，秦始皇有功有过，不论是焚书坑儒，还是压榨国力，打造强军，到现在仍旧争议不断，汉武帝也崇武，连年征战匈奴并非全是胜仗，同样为后世所诟病，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又一直饱受“丧失人伦，不顾亲情”的道德批判，可见这些皇帝没有一个能让后世盖棺定论，优点与缺点同样鲜明，难以用一个准确的词汇，为这些影响中华大地历史进程的帝王做出总结。
但纵观历史，有一位皇帝在史书中的形象，比起其他争议颇多的帝王来，可谓非常明确，然而这种“明确”并非一味的夸或贬，反而是将他的部分功劳和事迹“边缘化”，似乎有意模糊这位帝王的某些言行或选择，还说他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完全靠的是军事奇才二子李世民，以及当时最厉害的一帮谋臣武将。
反过来说，也正因此，这位皇帝的后半生，完全被李世民的耀眼光芒所掩盖，就连他曾做出的很多重要抉择，也被史官有意无意的笼罩上一团迷雾，从而让他的言行举止，看起来是那么的矛盾，造就出被后世诟病其“优柔不断”的形象，他就是以“摇摆犹豫”闻名历史的唐高祖：
李渊。
为何说李渊以“摇摆犹豫”闻名历史呢？
我个人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从新、旧两部《唐书》中的记载来看，自太原起义成功，李渊任命三儿子李元吉留守太原（晋阳）以后，他曾数次许诺立李世民为太子，但事实情况却是次次食言。
李渊不仅坚持立老大李建成为太子，更对其偏袒有加，而李世民作为战功无匹的秦王，即使有老爹李渊的承诺在先，但翻看史书中的记载，却显得他很“委屈”，尤其是玄武门事变的起因记载，把李世民塑造成为了“老爹不爱，兄弟也恨，处处遭难，最终迫不得已发动事变“的角色，并以此为基础，刻意把李渊的形象往“摇摆犹豫”的方向上引导，几乎是说：
李世民之所以发动玄武门事变夺权，很大责任要算到李渊的摇摆不定上，如果当年李渊突破旧俗，坚持改立李世民为太子，那么也就不会发生日后的兄弟相残了。
《旧唐书·本纪第二·太宗上》：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八年，加中书令。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等于玄武门诛之。
于此，反应出李世民其实是被逼无奈，迫不得已才发动政变，一切惨剧皆非他本意，按照《旧唐书》里的记载，他仍旧是那个想团结兄弟，一同打造出盛唐的千古名君，而不是为了权力不惜诛杀同胞兄弟的暴君。
然而联想李世民登基后，曾亲自干预史书的编撰工作，再思考发动政变背后的真实原因，就很是耐人寻味。
首先要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本文的核心主题：
唐高祖李渊，究竟是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糊涂君王？
要弄懂这个问题，得解释一个矛盾点：
现代史学家考证，李家当年太原起兵，趁着天下大乱要入主的时候，其实是李渊起头，而非《旧唐书》里所说的是李世民主使，但既然诸如新、旧《唐书》等史料中说的是李世民主使，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点：
太原起兵，究竟是李渊主谋，还是李世民主谋？
（注：太原起兵，也称“晋阳起兵”，是隋末时期身为太原留守的李渊，起兵反隋的重大历史事件。）
《旧唐书·高祖本纪》：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李世民劝李渊起兵）《新唐书·高祖本纪》：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说李世民制定完起兵大计后，要告诉李渊，然而李渊害怕起兵会闹出大乱子，承担不起，因此“惧不见听”。）《新唐书·太宗本纪》：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
如果是李渊主谋，那他可就不像史料中说的那么摇摆不定，相反能证明他是一个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果决选择的人，丝毫也不优柔寡断。
如果是李世民主谋，那李渊可能就真如史料中所载，在一系列事关国本的问题上摇摆不定。
李渊太原起兵
我先提供一段“李世民主谋轮”的史料，咱们来辩证一番：
《旧唐书·裴寂传》：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从寂饮，酒酣，寂白状曰：“二郎密缵兵马，欲举义旗，正为寂以宫人奉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
大家且看，这一段记载说的是：
太原起兵之前，与李渊私交甚好的晋阳宫副监裴寂，设了一个局，灌醉了李渊，又塞给他两个美艳宫女，等到李渊酒醒了，发现被窝里躺着俩美女，当场大惊，问姓名后，美女只说是“晋阳宫人”，这私通晋阳宫的宫女，可是死罪。
李渊听说是宫女以后，吓的魂儿都没了，赶忙往外跑，结果裴寂出现，说现在城门外盗贼横行，二郎（李世民）有意起兵，就因为私自安排宫人侍寝，一旦事发大家都是死罪，因此不得不起兵，您要想守住名节，不败露私通宫女的行为从而不起兵，那就算您逃出去，也免不了在天下大乱中身死，可您若现在跟着二郎举兵起义，不但能免了与宫女私通之祸，还能顺势得了天下，不知意下如何？”
结果李渊想了想，回答说：“我儿（李世民）有这种计谋，既然已经决定要起兵，那我只能顺从他的决策了。”
于是出了宫门，李渊跟着李世民起兵。
（注：晋阳宫：初为东魏权臣高欢所建避暑行宫，后历经杨坚杨广父子二人扩建，作为帝王行宫，而设立“正监”与“副监”职务，李渊因身为太原留守，便任正监，副监则是裴寂。）
裴寂影视剧照
这是《旧唐书》中的记载，相信大家应该能看明白，描述的是李世民起兵，李渊“从之”，而且理由也非常荒唐，仅仅是因为一个局，在这个局里，被设计的李渊显得有些懦弱，只凭裴寂一番简短的利弊权衡，就选择了跟随李世民起兵。
但事实上据现代考证，太原起兵实为李渊主导。
这也是颇有争议的一点，好像是李世民刻意让史官写了这么一段历史，目的是在于掩盖李渊要谋反的野心。
因为归根结底，李渊是隋朝杨家的亲戚，他如果领头起义，那可就是违背礼法的大逆之举，试想隋炀帝被自家亲戚李渊给灭了，这种事儿若传出去，总归是不好听。
按现在的说法，隋炀帝杨广与李渊是亲姨表兄弟，往上算，他俩都是北周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外孙。独孤信的两个女儿，一个七女儿，名为独孤伽罗，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谥号“文献”，也就是隋炀帝杨广的母亲。而李渊的母亲是独孤信的四女儿“独孤氏”，后唐朝开国，追封“元贞”，所以李渊起兵，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要干翻自己的表弟，算是窝里反。
隋唐人物关系图
如果传到后世，后人肯定免不了要批判李渊，所以李世民基于此考虑，便在史书中刻意掩盖了李渊主导太原起义的事实，而把这个“锅”，自己给顶了下来，写成是他想起兵，李渊“从之”。
为何这么说呢？
有两个原因：
其一，当年如果是李世民带头起义，可他的年纪只有十八岁，就算他天纵英才，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军事统帅，但一个十八岁毫无资历的毛头小子，凭何能做到服众？又如何能说服李渊的麾下三军揭竿而起？这在常理看来，根本不可能。而且当时局势动荡，若在军队中没有雄厚的人脉与基础，他只说一句兄弟们跟着我冲啊，人家肯定要问：凭什么？
（注：唐太宗李世民出生日期：公元598年1月28日，晋阳起兵日期：公元617年。）
其二，李世民即位以后，干预过史书编撰，这也是最为主要的原因，既然史书是由胜利者书写，但历朝历代的史官都是相当恪守职业操守的，皇帝做错了，就得在史书里直言是非，可是李世民曾经明示过负责编撰唐史的褚遂良，让他写完初稿就先给自己过目，虽然遭到了褚遂良的反对，但最后通过房玄龄的调和，李世民还是如愿看到了初稿，所以基于这一点，我认为李世民把他老爹的“过”给转接到自己头上，应当不假，目的是让盛世大唐的建立，显得名正言顺，而非是灭了自家亲戚篡夺的皇权。
基于此，结合我上文所说，《旧唐书》里写的李世民是属于“老爹不爱”的角色，而且李渊多次食言，没有立他为太子，李世民必定对李渊有着强烈的不满，不然也不会在日后发动政变篡权，可是在《旧唐书》里，李世民却帮李渊顶锅，这就是我所说的矛盾点。
褚遂良，字登善，监修国史
通过这个矛盾点，就引申出一个核心问题，即：
李渊身为唐朝的开国皇帝，其实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起着一定的主导作用，并非像《旧唐书》里所述的那么“边缘”，比如主导太原起义，他就很果决，而太原起义的历史意义之重大，几乎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太原起义，就没有后来的盛唐。
可以说太原起兵这件事，主导了日后数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也可认为是唐朝的源点，整个起兵过程中，不论是从起兵的时机，方式，名义，再到各种内外联系，以及最后事成，全部没有任何失误，堪称历史上最为完美的起兵谋划之一。
而能主导如此重大事件的领导者，必定不会是年仅18岁的李世民。
一来如上文所说，他没资历。
二来太原起兵的主要参与者中，有三位关键的军事统帅，分别是：
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
长孙顺德·像
这三人组成了李唐政权建立初期的中坚力量，皆任统帅或副统帅之职，而这三人当初是为了躲避辽东战乱，从隋朝军队里叛逃出来投靠李渊的，后来才为李世民所用。
《资治通鉴》：右勋卫长孙顺德，晟之族弟也，与右勋侍池阳刘弘基，皆避辽东之役，亡命在晋阳，依渊，与世民善。
注：可见这段记载中的“依渊”二字，正是投奔李渊的意思。
众所周知，不管哪朝哪代，逃兵基本都是死罪，更何况他们作为军队的领导人物，竟然带头叛逃，所以投靠到太原后，要想不被隋朝抓回去依法治罪，那就只有李渊能够提供政治保护，李世民肯定是没法为这三人的罪行提供政治保护，他只是太原留守李渊的儿子，而不是太原留守。
既然是投靠李渊的，那也就代表着在起兵这件事上，长孙顺德三人是听从李渊的调遣，不应该听从于李世民。
秦王李世民影视剧照
之后的太原起兵，堪称完美，如果没有一个优秀的领导者，自然是难以成功，因此我个人总结认为，李渊才是太原起兵的真正主导者，在建立李唐初期政权的根本问题上，他起到了难以否定的巨大作用，不论是制定计谋，还是笼络各方，都是李渊所成就，这也体现出他是一个经验老道，同时又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肯定不是优柔寡断之辈，否则太原起兵如此紧急的事情，也不可能顺利完成，而是需要领导者有着极强的魄力，能够服众，且能够控制住起兵后的混乱局面。
所以我上文所说的第一点，《旧唐书》里刻意把李渊的形象，往“摇摆犹豫”的方向上引导，大有不实之处，这种不实，我相信并非史官想贬低或者磨灭李渊的功绩，相反是因为史官受到了外界，或者是来自李世民本人的压力，其背后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
李世民既想掩盖玄武门事变的有悖道德，又想为父亲李渊顶锅，好让李唐政权的建立名正言顺，但以此向史官施压，并主导了唐史的编撰，最终在这段历史记载中留下了各种矛盾点，才会看上去有着很多蹊跷之处。
说李渊以“摇摆犹豫”闻名历史的第二个原因：
李渊冥顽不化，死守“立嫡长子为太子”的古训，一味偏袒老大李建成，而对老二李世民的不满置若罔闻。
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提起，当年著名的“杨文斡（wò）事件”，即李建成指使杨文斡行刺李世民一事，后来幸被朱焕等人向李渊告发，说杨文斡与李建成里应外合，要在李渊等人巡猎的过程中除掉李世民，李渊听后勃然大怒，当即借口别事召见李建成，提早破坏了李建成的图谋，不然以当时李建成准备之周全，那历史很可能就要改写了。
《资治通鉴·唐纪·玄武门之变》：杨文斡尝宿卫东宫，建成与之亲厚，私使募壮士送长安。上将幸仁智宫，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从。建成使元吉就图世民，曰：“安危之计，决在今岁！”又使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以甲遗文斡。二人至豳州，上变，告太子使文斡举兵，使表里相应；又有宁州人杜风举亦诣宫言状。上怒，托他事，手诏召建成，令诣行在。建成惧，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师謩劝之据城举兵；詹事主簿赵弘智劝之贬损车服，屏从者，诣上谢罪，建成乃诣仁智宫。
可事后李渊却听信大臣与妃子的劝言，把犯下谋反大罪的李建成放了不说，其主谋行刺一事也只是草草了结。
杨文干影视剧照
很多人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当做能够证明李渊优柔寡断的依据。
（注：《资治通鉴》里记载为“杨文斡”，《旧唐书》却为“杨文干”，因安史之乱时唐初史料被付之一炬，后又实录不全，所以唐史编撰尚有诸多争议之处，本文暂且以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为主，称“杨文斡wò”。）
而刺客杨文斡行刺失败，心知必死后，当众起兵造反，李渊拉着李世民的手，承诺平复了杨文斡，就废了太子李建成，改立李世民为王储，结果等李世民凯旋回朝后，李渊却提也不提改立太子的事儿，反倒让李世民去洛阳当王爷，明里暗里的想把他调离政治中心长安。
初看这件事的经过，并无不妥，李渊为了平息儿子之间的权力斗争，有意偏袒太子李建成，将李世民调离长安，也算是一种平衡双方的举措，但是怪就怪在，李渊之前所承诺的“废长立幼”，等到李世民带着军功回来，却成为了空谈。
堂堂一国之君，多次食言，尤其是面对功高盖主的秦王李世民，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很低，而且李渊许诺的时候，很多大臣，包括与李建成关系亲密的三子李元吉也在场，但事后仅凭大臣和嫔妃的劝言，却把立储君如此事关国家社稷的大事当成空谈，且出尔反尔，这未免也太儿戏了？
况且李建成指使杨文斡刺杀李世民，当时行刺在场的还有李渊，这本身已经从兄弟相争升级成为谋反大罪，按照常理，当着皇帝的面搞行刺，哪怕主谋贵为太子，必定也少不了一番重罪，可是等李世民回到长安，李渊却把李建成放了，只是随意流放了几个李建成麾下的谋士，算是将行刺了结。
试想这可是证据确凿的公然谋反啊，不是别的罪行，而且杨文斡在刺杀失败后，干脆起兵造反，李建成不仅指使刺客，这刺客还造反了，可谓是罪加一等，结果啥事儿没有，继续当起了太子爷，不论怎么看，这件事儿不合常理的地方着实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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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件事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说：
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谋之，世民曰：“文斡竖子，敢为狂逆，计府僚已应擒戮；若不尔，正应遣一将讨之耳。”上曰：“不然。文斡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这段话的意思大概是：
杨文斡行刺后又造反，李渊命李世民带兵去平反，李世民却说：“杨文斡虽然行刺，但他既然行刺失败了，他府中正直的谋士已经将他擒杀了，如果没杀，那就派一个将军去平复罢了。”
结果李渊却说：“不能如此，杨文斡的事儿牵连建成，恐怕响应人数众多。你身为秦王，最好亲自前往，成功平叛以后，我便立你为太子。我不愿效法隋文帝，诛杀自己儿子，到时候就封建成为蜀王，蜀中那地方兵力薄弱，以后你当上了皇帝，建成在蜀中要是能帮到你，你就保全他的性命，如果他不肯帮助你，或者有违你的旨意，你要捉拿他不也容易吗？”
通过这段记载，怎么看李渊都是许诺的言之凿凿，口口声声说等李世民平复了杨文斡的叛乱，就立他为太子，可是等李世民凯旋而归，李渊却又不认了，这实在显得他太过荒唐，丝毫不把自己对儿子的承诺放在眼里，而且还是对功高盖世的李世民，并非其他人。
而仅仅是李世民去往平叛的过程中，支持东宫的大臣和嫔妃，包括齐王李元吉，都为李建成求情开脱，劝说了一番李渊，李渊就把大儿子刚刚派人刺杀李世民的罪行抛之脑后，更让人看不懂的是，他接着把李建成从牢里放了出来，而且用的理由是：
唯恐兄弟不合。
李建成·李世民·影视剧照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唐纪七》：世民既行，元吉与妃嫔更迭为建成请，封德彝复为之营解于外，上意遂变，复遣建成还京师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太子中允王、左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并流于州。
看到这，我真是有点儿想不通，这还担心兄弟不合干啥？
老大李建成可是要弄死他亲弟弟，李渊作为父亲，竟然还担心他们兄弟俩不合？
这不合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甚至到了一种要弄死彼此的地步，不惩罚要弄死亲弟弟的李建成，反倒把刺杀李世民的锅又加给了太子中王允和左卫率韦挺，以及天策兵曹参军杜淹，接着把这三个替罪羊给流放了。
李世民心里会怎么想？他肯定一百个不乐意。
主谋逍遥法外，反倒还要让他跟行凶者握手言和，美其名曰：珍惜手足之情。
即使李世民是个普通人，家里的长兄要杀死他，事后父亲不追究大哥的责任，他肯定也会当场发怒，更别说他是秦王李世民，又身处权力斗争的核心了。
这就是我觉得史书中对于李渊形象的记载，最不合理的地方之一，即李渊为平息斗争而做的这些举措，根本就是火上浇油，不仅没有起到一点积极作用，反而还更加激化了李世民的不满，这让李世民更加觉得李渊偏袒李建成，从而对自己产生更大的威胁。
按照这个思路来想，退一万步说，李渊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正常的逻辑就该是，大哥李建成要杀亲弟弟，他作为家长，对主谋李建成该罚就罚，而不能选择让受害的李世民去跟他示好。
李渊影视剧照
同时我想提出疑问：
这段描述，是北宋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里的记载，但唐朝时期自唐武宗以后，史料就没完善过，修史这件工作甚至一度停摆，再加上安史之乱时，一把火烧毁了整座长安史馆，唐初时期的史料尽数成灰，所以对这一段历史，司马光本人也是只能通过之前所修的《新唐书》等晚唐时期的史料去写，而《新唐书》也是北宋初年由欧阳修等人编著，所依据的史料大多也是费尽心思从各地收集的各类史籍，难免就有疏漏及撰补之处。
换言之，以前的史官编著了一部史书，由宫廷妥善收录，之后不管是改朝换代，这些参考性极高的史料都保存下来，后代的史官再凭借这些较为可靠的史书去撰写本朝或前朝的历史。
可是等到欧阳修与司马光等人编著史书，去翻找唐初史料的时候，俩眼一抹黑，因为就连当时的后唐也没有一本完整的唐史，且《旧唐书》里的内容因为上述种种客观原因而存在纰漏，甚至可以说是出现断代的情况，所以在一些涉及重大问题的历史上，就只能通过各种不一定客观的史料去尽量还原。
至于能还原多少，那就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画：玄武门之变
与此同时，也反应出一个根本问题，即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假设：
李渊到底有没有许诺要改立李世民为太子？他多次许诺，又多次食言，在国家大事上出尔反尔，当真是老糊涂了吗？
如果能搞清楚这一点，相信就能还原出一个更为真实的李渊，即：
李渊并非是一个昏庸到极点的昏君，也不只是一味的偏袒大儿子李建成，而对功劳极高的李世民不管不顾，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的真实原因，很可能另有隐情。
这也是目前最可疑的一点，立储一事非同小可，事关国家未来，如果李渊一而再，再而三的许诺又食言，那岂不是将此当成儿戏？
可是既然能率领太原兵马毅然起兵的李渊，怎么又会在事关国本的大问题上犯糊涂？
这显然又是一个大矛盾。
李渊
总而言之，结合史料中的种种不合常理之处，大抵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所谓的多次许诺改立李世民为太子，大概率是李世民一方，在后来玄武门事变成功后，所放出来的谣言，或者换言之，就是后来修改史实时，人为添加上去的情节。
基于这个角度，大抵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李渊从来没有摇摆过，更没有许诺李世民为太子，那当年发动玄武门事变，诛杀兄长和弟弟的李世民，可能就真的只是单纯的野心为之了，而并非像《唐书》里所言那般被逼无奈。
同时也能直接反映出，李渊并非像部分史料中那般边缘化，也不是毫无作为，相反在唐朝初期起到了难以否定的巨大作用，并且也不是很多人所说的昏君。
诚然，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始终无法回避，后世该如何去解读这一段没有真相的历史？
是任由史书粉饰涂抹，还是该质疑李世民的英主形象？
即使我们翻遍史书，这一大疑点，也依旧毫无痕迹可循，更无真实答案可解。
然而我个人仍旧倾向于，在李唐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唐高祖李渊并非属于边缘化的人物，相反他主导了早期最为关键之一的历史大事件，即太原起兵，又在后来的二子相争中，尽力去维护两个儿子之间的关系平衡，但无奈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因权力争斗，而酿造出手足相残这种人伦悲剧。
褪去皇帝的身份，对于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来说，这实为李渊人生中的大不幸。
当然也无法否定李渊的幸运，暂且不说当年太原起兵是谁主使，只说能有秦王李世民这种南征北战，为李唐打下半数江山的杰出儿子，也算是李渊人生一大幸。
至于是非功过，现阶段的史料暂无法盖棺定论，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与史料完善，相信最终历史会带给我们想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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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旧唐书·本纪第二·太宗上》：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八年，加中书令。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等于玄武门诛之。
《旧唐书·高祖本纪》：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李世民劝李渊起兵）
《新唐书·高祖本纪》：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说李世民制定完起兵大计后，要告诉李渊，然而李渊害怕起兵会闹出大乱子，承担不起，因此“惧不见听”。）
《新唐书·太宗本纪》：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
《旧唐书·裴寂传》：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从寂饮，酒酣，寂白状曰：“二郎密缵兵马，欲举义旗，正为寂以宫人奉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
《资治通鉴》：右勋卫长孙顺德，晟之族弟也，与右勋侍池阳刘弘基，皆避辽东之役，亡命在晋阳，依渊，与世民善。
《资治通鉴·唐纪·玄武门之变》：杨文斡尝宿卫东宫，建成与之亲厚，私使募壮士送长安。上将幸仁智宫，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从。建成使元吉就图世民，曰：“安危之计，决在今岁！”又使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以甲遗文斡。二人至豳州，上变，告太子使文斡举兵，使表里相应；又有宁州人杜风举亦诣宫言状。上怒，托他事，手诏召建成，令诣行在。建成惧，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师謩劝之据城举兵；詹事主簿赵弘智劝之贬损车服，屏从者，诣上谢罪，建成乃诣仁智宫。
《资治通鉴·唐纪·玄武门之变》：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谋之，世民曰：“文斡竖子，敢为狂逆，计府僚已应擒戮；若不尔，正应遣一将讨之耳。”上曰：“不然。文斡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唐纪七》：世民既行，元吉与妃嫔更迭为建成请，封德彝复为之营解于外，上意遂变，复遣建成还京师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太子中允王、左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并流于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