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初一，是注定要被写入历史的一天。这一天，赵宋正统余脉、呼声最高的天下兵马大元帅赵构正式上位。

虽然是“众望所归”，但赵构仍是一脸的难为情。当时，他不想急着往龙椅上坐。刚刚经历国破家亡，父皇、生母、皇兄、姊妹、王妃都被掳走，生死未卜，哪有心情啊？再说，金人还没有全部撤走，这么急吼吼地高调上位，总让人战战兢兢。

但一帮大臣们管不了那么多。于是，经过群臣默契地“劝进”“推迟”，“再劝进”“再推迟”，几个回合之后，群臣搬出了“为苍生黎民百姓计”这等大命题，一套不需预演就轻车熟路的上位程序终于走完了。当然，这不能怪他们心急，就好比某商场开业酬宾，搞个东西免费赠送的活动，难免让人们争先恐后。

一片欢欣鼓舞之中，赵构实现了由大元帅向皇帝的华丽嬗变，那帮急吼吼的大臣们也可以排排坐分果果了。看守总理张邦昌送来大宋的传国玉玺，又率百官上表请赵构即位，于是被拜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在金人扶植张邦昌为大楚皇帝时，黄潜善第一个把消息告诉赵构，并催促他赶紧登基，因此被封为大元帅府副元帅……其他官员也各自找好自己的座位，对号入座，新朝一派和谐。

历朝历代，做皇帝的要让自己江山稳固，无非要解决好“出路”和“活路”两大问题——帮自己统治天下的文官武将的“出路”和老百姓的“活路”。现在，文官武将们排好了新的座位，算是暂时解决了“出路”，但老百姓的“活路”怎么办？高宗虽然坐上了龙椅，但能不能坐安稳，还是老百姓说了算。高宗明白，门市算是支起来了，但怎么经营，目前还比较难办，他急需一位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明星来为自己代言。

高宗想起了一个人——曾令十万京城百姓伏阙上书要求重用的李纲。

二

高宗一边以“主和误国”的罪名将钦宗时的宰相李邦彦外放，一边拜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宰相），以顺应民意，收买人心。

但李纲接到任命的同时，也接到了一个意外的考验。

新朝御史中丞颜歧在高宗打算拜李纲为宰相的时候，就站出来发难，大呼李纲不适合做宰相，理由很简单：“纲为金人所恶。”高宗简直哭笑不得：这是理由吗？但新政权刚刚建立，他必须以一颗宽容的心对待这个在鸡蛋里挑骨头的人，便说：“我即位，恐怕金人也不喜欢吧？”颜歧无言以对。

但无言以对并不代表颜歧认同高宗的决定。颜歧把自己写的几封反对李纲入相的奏疏盖上御史台的官印后，派公差直接送给李纲，用意很明确：你识趣点，趁早别来，即便来了，我也要把你弹劾走！

但李纲还是来了，还带来一个“议十事”的札子。

这个札子里，李纲对国事、定都、大赦以及治军、整顿吏治和对金防御都有详细说明。当时南宋初建，很多方面的问题都亟须解决，李纲也给出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可谓很合时宜。

不过，李纲给高宗呈送札子时，也对高宗说：陛下你批准了，我才敢上任，你不批准，我不敢上任。意思是让高宗必须接受，否则这宰相我是不会当的。这让高宗的脸上多少掠过一丝不快，但考虑眼下用人之急，李纲也是出于忠心，便口头答应。

然而，回过头来细看李纲的札子，有些地方又明显带有文人的义气和个人的迂直，难免矫枉过正。比如李纲在“议僭越”中，把矛头直指张邦昌。张邦昌是宋钦宗时期的宰相，靖康之难后，被金国强立为“伪楚”皇帝，金兵撤退后，他还政赵氏。李纲因此痛斥他身为朝廷宰执，没有一点文人的骨气，国家临乱，不以死明节，还恬不知耻地做金人册封的伪楚皇帝，这样的人应该去死。

当然，张邦昌只是为首的一个，后面还有一大批人，凡是在大是大非上有问题的，都应明正典刑，以便垂戒万世。

李纲有清理门户的意思。但如果真这样清理，无疑要打倒一片。

张邦昌身为当事人，不作解释，任凭李纲往死里泄愤。但张邦昌的追随者们可不会坐视不管。知枢密院事汪伯彦首先站出来，在朝堂上与李纲吵得脸红脖子粗。

在钦宗朝，张邦昌担任少宰时，一意主和，汪伯彦就是其追随者，与张邦昌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汪伯彦现在是朝廷的当权派，也是主和派，怕过重处置张邦昌，金人会怪罪，不利于议和。

另一层不能言明的隐痛是，高宗即位，汪伯彦以“乳妪护赤子之术”而得志，“自谓有攀附之功”，以为相位势在必得，谁知半路杀出个李纲，嫉妒就像毒蛇一样在汪伯彦的心灵四处游荡。

而李纲表现出的特立独行，不仅让汪伯彦目瞪口呆，也让高宗无所适从。

李纲泣拜，说：“臣不可能与张邦昌同朝为官，只要我在朝堂上碰到他，我一定用笏敲烂他的头，陛下如果非要用张邦昌，那我就罢相。”

按他的逻辑，是与否必须是绝对的，不可能有中间的过度和缓和。

很快，高宗下旨贬张邦昌到潭州（今湖南），汪伯彦恨恨地表示：“李纲气直，臣等不及。”

当初，御史中丞颜歧极力阻止李纲入相，因为颜歧是张邦昌的故旧，他知道李纲入相对张邦昌意味着什么。张邦昌被贬潭州不久，朝廷下旨：请自尽。于是，张邦昌在潭州城内天宁寺被自缢。

三

其实，作为宰相，李纲也知道这个角色在帝国权力中枢的重要性。上任伊始，他就对高宗说：“自古人主，惟论一相。相得其人，则朝廷正而天下之事举；相非其人，则朝廷乱而天下之事废。”

关于宰相的职责，西汉初年的丞相陈平有过总结：宰相除了上佐天子，下亲百姓，还要协调各职能部门，推动政权机器正常运转。

但李纲在践行这一职能时，却多被自身个性所左右。

建炎元年（1127年），李纲拜相，刚到南京行在（这里指天子巡行所到之地），高宗打算给他搞个隆重的接风宴会，就命副相黄潜善去准备。尚书右丞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等帝国大佬——起在南都门外迎接。这对李纲而言，本来是件非常有面子的事。

但李纲一方面上奏说宴会不用搞了，一方面和高宗见面问好之后径直回到住处，用实际行动让汪、黄等人知道什么是热脸贴上凉屁股，一干帝国政要就这样被晾在了城门外。

有史家分析，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磨合机会，但此事之后，李纲与帝国大佬们之间的嫌隙就像管涌一样，开始小股渗漏。

小股渗漏如果不修防加固，势必有决堤的危险。李纲也曾在修防上做了一些努力。

他的军事防务方针是“战方可守，守方可和”，其核心是战。为此，李纲起用张所为河北招讨使。张所为徽宗朝进士，靖康元年，金围汴京，他以书信招募河北兵民，应者17万之多，因此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出色的军事能力。

但张所一向与副相黄潜善不和，经常上奏说，黄潜善及其兄长是奸邪小人，不可用，用这等人，对国家不利。因此黄潜善和张所的关系非常不好，李纲常常发愁。

现在为军事防务计，张所无疑是个很难得的人才，但若用张所，黄潜善这儿必定是通不过的。李纲主动找黄潜善示好，说：“现在国家处境艰难，但是四方的士大夫，没有多少愿意真正效力。上次朝廷提议设置河北宣抚司，唯独张所可以胜任，但是张所曾经以狂妄的言辞冒犯过您，以他所犯的罪，再委任他确实不恰当，可是情势所迫，不得不试用他。不如任命他为招抚使，让他冒死立功赎罪，您意下如何？”黄潜善对李纲的主动示好没有拒绝，欣然同意了。

如果李纲都像这样去处理帝国政事，可能也不至于和汪、黄等宰执们闹翻，并最终让自己深陷孤境，使帝国中兴也成为难以企及的梦。

四

李纲主政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对与自己政见相同的人，肯委曲求全；但对政见相异的人，眼里容不下沙子，决不妥协！

李纲主政后，施行“募兵、买马、括财”的强军方针——“募兵”以增强军力，“买马”以增强骑兵实力，对付金人骑兵，“括财”则劝募民间出财以助，有捐资多者，可给官职作为补偿。

高宗觉得可行，但谏议大夫宋齐愈反对，他说：“民财不可尽括，西北之马不可得，而东南之马又不可用。至于兵数，若郡增二千，则岁用千万缗，费将安出？”

高宗觉得也有道理，这样搞很扰民，现在新朝刚立，还是少惹是生非的好，便让三省停止买马，劝民括财也停止实行。自己的治兵方针遭到拆台，李纲很生气。

就在此时，有人弹劾宋齐愈有政治问题，李纲便向高宗作了汇报。

当初金人在挑楚政权领导人选时，众大臣皆不吭声，唯宋齐愈推选张邦昌。这表明宋齐愈政治立场有问题。高宗让御史台审讯，宋齐愈供认不讳。高宗表态：“齐愈奸佞悖逆如此，岂可不正典刑！假使邦昌事成，置朕何地？”结果宋齐愈被腰斩。

这件事促成了另一场政治风暴。

殿中侍御史张浚与宋齐愈私交甚笃，对好友的被杀，他深感悲痛，继而化悲痛为力量。他累次上书弹劾李纲，从最初的“他擅杀侍从，不可当宰相”，到“他独断专行，堵塞言路”，再到“他让他弟弟带着数千贯家产和数千顶红巾跟反贼联络，不知何意”——由弹劾政事到诬陷谋反，“臣恐国家之忧不在金人，而在萧墙之内”，张浚简直穷凶极恶。

李纲对政敌的不包容，让自己深为被动。

不仅如此，李纲也时常挑战高宗的底线。每当高宗意见与己不合时，李纲便自请离去。高宗也常恼怒李纲专权，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甚至发出“李纲孩视朕”的愤懑。

李纲主政仅七十五天，便遭罢相。最终，在张浚的疯狂弹劾和高宗的心怀不满下，李纲被一贬再贬，最后远放海南。

五

李纲是个“官二代”，父亲是进士出身，累官至集贤殿修撰，家境优渥，重视教育，给李纲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绍圣三年（1096年），李纲年方13，跟随父亲在延安戍边。有一次西夏兵数十万围城，人心惶恐欲弃城而逃，李纲跨马扬刀，临城御敌，毫无惧色。

22岁时，李纲以榜首成绩进入京师的太学，这个荣誉，他的父亲曾获得过，他的一个堂弟也获得过，一门三个太学榜首，如此盛事，“时人荣之”。

29岁时，李纲考中进士，得到徽宗皇帝的青眼，名次从乙科特别提至甲科……

可以看出，李纲从少年成长为青年，一直都是非常有骄傲资本的，也并没经历多少挫折。但是太学毕业之后，一直饱读的儒家经典与治世的脱节，以及官场的腐败，让李纲遭遇了官场之惑。

政和五年（1115年），李纲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到任一个月，便对“内侍建节”“宰相任用后堂官”颇多非议。他的另一个过激举动更在大宋官场掀起不小风波：他居然拿着上朝奏事用的笏，追着官员狂打，直至把人打跑。这在当权者看来，简直有伤斯文。这些过激举动，也反映出李纲是一个对社会现状不满，而急于改变现实的青年，简而言之——愤青。

这三件事，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李纲触怒权贵，直接被外放。

宣和元年（1119年），京城水灾。此时，李纲刚复出一年，按规定不能言事，但他却上书直指当权者蔡京，指责其穷奢极欲，只顾劳役工役，搜集花石纲，使得国库亏空，无财力兴水利。很快，李纲以“越职言事，议论不当”被远贬福建。

李纲一生在朝二十余年，却经历了六起六落，既有官场腐败的缘故，也与他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个性有关。

如果说，胸怀决定未来，那么李纲的宰相生涯势必也决定了南宋的格局。

李纲历仕徽宗、钦宗、高宗三朝，目睹了生灵涂炭，经历了王朝的山崩地裂，感受了国家的生死存亡和命悬一线。但在历史重新洗牌后，他也迎来了自己的时代——真正属于他的时代。但这一切来得实在仓促，仓促得他都来不及精心装扮就被推上场；同时，他在舞台上停留的时间也很短暂，短暂得来不及将精彩绽放，就被清场。

而在他之后，新政尽废的南宋进入了“中原盗贼蜂起”、奸臣执政的黑暗时期。这，是历史的宿命，还是李纲个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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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齐 谐

文章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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