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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城厢内的西北隅，古时为一旷野，盛产桃花，每逢春季，姹紫嫣红，曲水花坞，颇似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梦幻意境。
游人骚客，慕名来此亦吟亦游，长期以往，并沿成了雅适的民间访桃问李的风俗。一条由阊门注入的水巷和岸边的长街，便因以名曰“桃花坞”。
由于这种历史原因“桃花坞街”成为众多艺术手工作坊集中经营地段，如竹木作坊、制扇作坊、年画作坊、装裱作坊，漆器店、棕刷店等。
“桃花坞街”地理范围大约东起报恩寺，西至阊门横街，南至下塘街神仙庙，北至唐寅坟双荷花池一带。而这条街在明代因出了一人一物更是名冠全城，一人，即是唐寅；一物，即是桃花坞木刻年画。
唐寅原住在苏州阊门内皋桥吴趋坊口，该口地处闹市，人声鼎沸。一天，三十六岁的唐寅来到桃花坞散步，为其绮丽的风光所吸引，便选定在此筑室居住，并亲自规划设计，建成了有名的“桃花庵”，还在庵中种植桃花等。
每逢春天，园内花开，烂漫如锦，他便邀沈周、祝允明、文征明等在此饮酒赋诗，挥毫作画。充分抒发自已对桃花坞的一腔豪情。
他在《桃花坞》一诗中这样写道：“花开烂漫满村坞，风烟酷似桃源古，千林映日莺乱啼，万树围春燕双舞……”如果说才气横溢的唐寅为这条色彩斑烂的小街增添了无尽诗意的话，那么桃花坞木刻年画则以其特有的古老民间艺术为这条小街增添了浓郁的历史厚重感。
桃花坞年画前身为苏州木版年画，在明代已有印行，清初更有发展，乾隆时代达到鼎盛期。最多时开设的大小画铺有数十家之多，且大多集中于阊门外的山塘街和阊门内的桃花坞。
较为有名的画铺有季长吉、季祥吉、张星聚、张文聚、魏鸿泰、吕云林、陆福顺等，较为有名的画师有丁应宗、刘德、蔡已源等，还有化名为“墨林居士”“墨浪子”。
这两处的画铺竞争较为激烈，并为此不惜重金招聘画师和雕版艺人。桃花坞年画在清代乾隆时期曾受到西方传入中国的泰西笔法和版画影响，对描绘才子佳人、市舍桥宇很注意透视，并以平行的细密线条托出阴阳面。人物仕女，宛若绣像，运线隽畅飘逸，套色淡雅透明，大有唐寅和仇英的余韵。
不过到了近代，尤其是鸦片战争后，桃花坞木刻因受到西方月份牌式的美人画冲击起了很大变化，其市场重心也由城市转向农村。
为降低成本以适应农村购买力，年画采用了一些洋色和洋纸张。同时为使年画作品适合农民的审美倾向，其颜色也由典雅精致转向大红大绿，使其具有明显的民间美术特色，构图丰满，色彩鲜艳，刻线加粗，题材也由市民趣味而转向农民风格，富有装饰性和朴实感。
太平天国时由于山塘街、枫桥一带遭受战乱火灾，山塘木版年画作坊迁移至城内桃花坞，使桃花坞成为木版年画的集中地，后来人们也因此将苏州木版年画统称为桃花坞木版年画。
桃花坞年画内容题材极其丰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平民百姓，社会生活新闻，历史故事、传奇及三百六十行等无所不包，而以吉利喜庆题材最受欢迎。
每到春节，家家户户贴上年画，花花绿绿，喜气洋洋，鲜艳夺目的木版年画把节日气氛烘托得浓烈闹猛，把居住环境装点得光彩夺目。
桃花坞木刻年画的尺幅也是多种多样的，诸如门画、中堂、挂屏、斗方等等，大凡室内外适于张帖之处，都有有相宜的幅式，其中以门画销量最大，据说是因为它能把邪恶拒之门外的缘故。
桃花坞木刻年画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风格闻名海内外，与几乎同时期—明末清初发展起来的天津杨柳青年画齐名，有“南桃北杨”之美誉。
桃花坞木刻年画艺术影响远及东瀛日本甚至某个时期的作品还陆续传到俄、英、法、德等国。因苏州与日本长崎海途较近，海船往来频繁。据史料记载苏州制造的海船每年出海贸易多达上千艘。
桃花坞木版年画也借此得以通过海路带往日本，并对日本“浮世绘”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有为日本版画家仿制的。日本早期浮世绘版画的作品，其中约略还能看到桃花坞年画的影子。
日本学者成濑不二雄在其《试论苏州版画》一文中写道：“江户时期的长崎，输入很多苏州版画。由于长崎岖位于中国江南地方的对岸，侨居的中国人中亦多来自苏州，苏州版画之输入，开始主要供应侨居长崎的中国人对年画的需要。
随后因爱好者之推广传至京都、大版和江户等地。宝历五年（１７７５年）左右，圆山应举以《姑苏万年桥》为范本作眼镜绘，活动于享保年间（１７１６—１７３６）的江户浮世绘师羽川冲信，模仿桃花坞木版年画《寿字吉祥图》制作了《寿字江户名胜图》。苏州版画对江户时代的莫大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桃花坞木版年画传入日本后，便又通过日本浮世绘辗转传入欧洲，对欧洲十九世纪兴起的“后期印象派”油画的技法和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至于桃花坞木刻年画对于国内美术家们的影响那更是不用待言了，凌虚便是其中的一位，从受桃花坞木刻年画艺术薰陶而走上美术创作之路到成为一名桃花坞木刻年画专家，凌虚的艺术生命与桃花坞木刻年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上文字来源于苏州团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