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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以强大坚韧的生命意志、昂扬向上的生命精神，为全民族“寻回生命的原点”，将物质界现存的一切，奋然提升为道德界、理想界的国体、国魂、人道等终极真理，犹如惠特曼所谓“打通物体与灵魂的秘密通道”、波德莱尔所谓“感官与精神的应答、激昂”，使历代仁人志士获得内心的自由成长与内外的道德激励，为一个“天下大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美好社会而奋斗不息；这一切的部分渊源，来自于孔子的家学传统：孔子先世乃殷商始祖、尧舜政府的总教化官——司徒契。
《尚书·舜典》载，大舜因孝德美名，受四岳、诸侯、百姓推举，被尧帝采纳，尧帝又仔细考察、历练他以治国、治诸侯宾客、治家等诸多事务，发现他均能胜任，遂任命其为百揆（宰相），总摄国政；大舜摄政之初，即推举高辛氏（黄帝后裔）八子伯奋等人为“八元”，在全国各地发布、推行道德教化大典——“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亦即五大人伦、人道的合理关系，史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徽者，善也，美也，慎重地推行“五典”之教，使天下美善和睦、秩序井然，“五典”确能（克）促使天下顺从王道之化，则大舜、八元之所为，实则为古典宪政制度确立了伟大的道德根基，使天下万民、纷繁百业，获得了“至高的道德约束”；再配合大舜推举的“八恺”（黄帝后裔高阳氏的八位才子苍舒等人）分任百揆治下的诸多事务，政绩斐然，“五典教化”与“百揆诸务”，内外匹配，井井有条，天下诸侯，欣然来朝，大舜、八元、八恺等率百官在国都四门恭迎之，史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民国七贤之一钱穆，字宾四，典出于此），诸侯百姓欢洽而肃立，朝见尧帝所代表的中央政府，中国大一统联邦民主制国家空前团结、巩固，五典之教化遂为中华文明之核心。
尧帝见“唐虞之治”规模树立，遂决心恢复中华古典宪政制度之一的炎黄禅让制度，在祖庙文庙前，举行禅让大典，大舜摄天子位，尧帝退休，安为国老，不问政务。
舜帝登基执政，新政府决策实施的几件重大政务，一是“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在者察也，即重整天文立法制度，“璇玑玉衡”即浑天仪，以定日月五星（七政）之位，措置天下农耕百业，安顿百姓民生；二是祭祀上帝、山川、古昔圣贤等群神，朝觐四岳、十二州牧，巡守各地诸侯，与之修礼乐制度，确立“五载一巡守，群后（诸侯）四朝”的宪政制度，即把全国统一在天子、诸侯、百官、万民彼此守德、共治天下的古典宪政秩序；不从者，天子、诸侯可征讨之。第三件大事是建立十二州的镇守、整山、浚川制度，作为治水初步工程；制作“五刑”制度，实行“法治国家”的问责体系，长期治水无效的鲧等四族因罪错而被诛杀流放，鲧子大禹却被提拔为百揆，负责全国治水，以见善恶分明。
尧帝年117岁去世，天下行三年国丧之礼，八音不作，以寄托哀思。三年礼毕，舜帝再告文祖之庙，重整中央政府各个治理机关，使天下民生焕然一新：
首先是恢复、重申、加强尧帝设立的诸多古典宪政制度——譬如天下要务、官员任命、人才选拔，要征求四岳、诸侯的意见、举荐；又譬如中央政府在尧帝设立“诽谤木、敢谏鼓”的基础上，再设立“四门”、“四目”、“四聪”等制度，以采集民情、民意表达的民主制度等，史称：“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咨（询）十有二牧”，广开言路、广进人才，鲧被大舜诛杀，鲧之子大禹，却受四岳举荐，被舜帝任命为百揆（宰相），大禹谦让相位于稷、契、皋陶，舜帝不允，唯才是举，任命大禹为相，以措置全国平治水土、农耕、赋税、军事拱卫等一系列根本建制，舜帝之举贤不避仇敌，真空前之盛也！
其次是任命稷为大司农，稷又称后稷，擅长农耕制度的措置、农耕技艺的推广，被任命为“大司农”，总掌天下农政，以丰厚民生之供养，稷成为创立西周王朝的周人始祖。
第三件大事，就是任命契为“大司徒”，舜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百姓不能亲和，则“五品”之义、慈、友、恭、孝之“五伦”关系、五种品节，尽皆紊乱，全社会堕入黑暗，多少GDP能救治之？大司徒的职责，就是“敬敷五教”，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之“五典”、“五教”涵养、训诲、教化天下，使天下万民，宽广于道德，则不急功近利；高尚于人品，则不投机取巧，如此，广大自由之人生、和谐美善之社会，乃灿烂成就。（详见孔安国、孔颖达注疏之《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51-75页，北大出版社1999年版）
契为司徒，不仅后来成为殷商始祖，更是孔子远祖；孔子把舜帝、契之“五教”再予提炼，称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遂垂为古典宪政之基石、中华民族之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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