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陶渊明的田园居与田园诗：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堪吏职归去来

陶渊明生活在公元365年至公元427年间的东晋时期，被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而且开创了田园文学这一文学潮流。我们熟知他的《桃花源记》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也能随口念出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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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多才的陶渊明

陶渊明是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人，他的家族曾经比较显赫，但在他幼年时陶家逐渐衰微，陶渊明八岁丧父，十二岁丧母，少年时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

陶渊明既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也学了《老子》、《庄子》及神话之类的“异书”，培养了“猛志逸四海”的出世之思和“性本爱丘山”的泉林之志，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人生志趣，在其不同的人生阶段中，因其际遇的不同而时有隐现。

胸怀大志的陶渊明

少年时代的陶渊明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怀着大志，于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出任江州祭酒。在门阀制度森严的当时，出身庶族的陶渊明在官场没过多久就感到郁闷，于是辞职回家；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

但他内心并没有真正安静下来，依然在寻找出仕的机会；7年后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一年后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三年（404年），陶渊明投奔刘裕。经晋历宋后，他对刘裕除异己、徇私情等做法感到失望，遂辞职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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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义熙元年（405年）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时年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不久随刘敬宣离职。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遂授印去职，回归乡里。

这一去，他再也没有出仕刘宋，在乡里生活直至终老。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直至绝望的十三年，也是他对统治阶级由满怀信心到完全失望的过程。

陶渊明虽然从小就有着不同俗流的心志，但他并非生来就看透了人世的沧桑和官场的纷繁，而是经过了十数载官场生涯的体验，才终于走向自然，也走向真正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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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的召唤

在《归去来兮辞》中，我们看到陶渊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也看到了他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热爱。他像一只飞倦了的鸟儿，对过去的官场生涯作了彻底的否定。

他向往着清静悠闲而又惬意自得的田居生活，想象着在自己“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的清静中，在“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美景中体味大自然的脉搏，做一番自在无碍的心灵遨游。

“世与我而相遗”的无奈，“感吾生之行休”的遗憾，都被简朴单纯的田园生活化解，在“怀良晨以孤往，或植杖而芸秄，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悠游自适中日渐从容。他高卧北窗之下，在如水的清风中与自然对话，自谓羲皇上人。

陶渊明归乡之后，对州郡的官员的拜访概不接见，对朝廷的征辟也推托不就；除了常去田舍及山野，便是去庐山游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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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同道合的夫妻

陶渊明的夫人翟氏，与陶渊明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陪伴夫君共同劳动，并在生活中对其百般照顾，使他的田园生活充满了温馨。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的乡居环境，“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的简朴庭院，“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 的劳作之累， “邻曲时时来”、 “言笑无厌时”，的乡里之交，是陶渊明的生活，也是他的慰藉。当然，他并未忘记自己是一个读书人：“即耕亦工种，时还读我书”，在“息交游闲业”后“卧起弄琴书”，“登高赋新诗” ，充满着文人的高情雅趣。

名士本色

他的田园诗不是简单的景物描绘，而是对自己心境的表达和剖析。虽自云忘言，其诗却句句有言、有意、有境。陶渊明他笔下的大自然，是亲切而充满情趣的世界，与玄言诗的意晦景约有异，也与隐逸诗与游仙诗所寻求的那个遥不可及的“仙境”不同。

采采霜菊、悠悠南山，在诗人的笔下与人无限地相亲；在“心远地自偏”的宁静中，感受“山气日夕佳”朝暮之微妙变化，坐看鸟儿在天空自在地翱翔；就算在“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的穷困状态中，犹能“竟抱固穷节”，恪守理想人格而志不移，以一派真纯之心去品味自然之美、万物之荣，登皋舒啸，临流赋诗，尽显名士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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