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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元嘉四年（公元427年），陶渊明卒于浔阳。
谢灵运(385年-433年)，原名公义，字灵运，以字行于世，小名客儿，世称谢客。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旅行家。
谢灵运出身陈郡谢氏，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 )，生于会稽始宁(今绍兴市嵊州市三界镇)。为东晋名将谢玄之孙、秘书郎谢瑍之子。东晋时世袭为康乐公，世称谢康乐。曾出任大司马行军参军、抚军将军记室参军、太尉参军等职。刘宋代晋后，降封康乐侯，历任永嘉太守、秘书监、临川内史，元嘉十年(433年)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年四十九。
一个曾出身高贵而且爵禄在身、名满天下的诗坛领袖，竟然落了这样一个可悲的下场，说起来真是令人叹息。
谢灵运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工诗善文，盛名早著。这些都规范和锻铸了谢灵运高人一等、傲视万物的性格。他有与生俱来的爵禄，有前有湖、后有山的田庄，富比王侯，诗誉远广，名动京师。
与此相反，后来废东晋建宋的刘裕，则出身寒微，而且曾经是谢家掌管的“北府兵”的属员。矛盾和冲突就在这里产生了。出身高门望族的谢灵运，在东晋刘宋易代之交，竟然戏剧般地成了曾是本族下属的刘宋皇帝的臣子。对这样一个新皇帝，谢灵运从骨子里是瞧不起的。因而他与刘裕的对立和敌视以及他对新政权的鄙视，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公元420年，刘裕践帝位，拉拢旧士族中的某些人为新政权服务，谢灵运被起用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刘裕此举，不过是做做样子，内心却只把谢灵运视作文学侍臣。
与此同时，却在登位诏书里毫不客气地宣布：“……康乐公可即封县侯”,使谢灵运承袭的康乐郡公被削降为县侯，食邑由二千户减为五百户。这对谢灵运来说，无疑是既丢面子又伤实惠的沉重一击。不难想象，仇恨的种子也从此种下了。
问题很清楚，一方面是刘裕不买谢灵运的账，又拉又打，杀鸡儆猴。另一方面是谢灵运根本看不起刘裕，既顺又逆，不甘屈就。因此，谢灵运在时移主易的情况下，做出了一桩又一桩糊涂事儿。
刘裕在位时，他因得不到信任和重用，转而投靠刘裕次子刘义真。不料在此后的斗争中惨遭打击，只好远离京师，到永嘉(今浙江温州)去做太守。永嘉一年，荒废职事，整日以游山玩水为务。
文帝刘义隆执政时，被征为秘书监，“令灵运操《晋书》”。谢灵运对文帝交办的撰史工作，始则敷衍应付，“粗立条流，书竟不就”,终则“称疾不朝…,,…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同样以游山玩水发泄对朝廷的怨恨。后来以患病为由，告假东归。
闲居期间，谢灵运又役使奴僮门生，凿山浚湖，扩大耕地，兴修水利。不料遭太守孟顗弹劾，以“灵运横恣，百姓惊扰”为辞，上书朝廷“表其异志”,并调兵遣将，声称防备灵运反叛，后虽经谢灵运赴京辨明实情，未曾治罪，却也不再放归会稽而滞留京师。
不久，文帝又假作施恩，任命他为临川内史。临川任上，灵运不励精图治，“在郡游放，不异永嘉”,结果很快又被有关当局参奏弹劾。
一次次对抗，一场场较量，谢灵运终于不顾一切地走上了兴兵反叛的道路。山阳赵钦行盗被捕，供出灵运“给钱令买弓箭刀盾等物……”至此，一切的一切都了结了，正值英年的谢灵运在广州被送上了断头台。
谢灵运临死作诗："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
赵维寰在《评陶渊明集序》里叹道：“灵运浮沉弹代，袭爵康乐，晚乃自悔，有韩亡秦帝之语，博浪未锤，身名并殒，以堕家声，惜哉！”
《宋书》中关于谢灵运的评价，具有代表性的如“为性褊激，多愆礼度”,“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著，纳受邪说，每相容隐”等等。
总括起来看，谢灵运的命运悲剧，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其自身性格的原因。他心高气盛，不懂进退之术，又值江山易主，心灵失衡。
两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使他一生团团如磨牛，动辄得咎，进退失据，少乖巧而多乖戾，或以言或因行，在时时处处显露对新朝不满的同时，也无时无刻地把自己全部性格的、命运的缺陷和悲剧展露在皇权面前。人家迫害他，他也确实授人以柄，其结局当然可想而知了。
汉魏六朝八百年间，若就诗而论，其中翘楚当非陶渊明、谢灵运莫属。陶渊明为中国古典诗坛田园诗的鼻祖，而谢灵运则为中国古典诗坛山水诗的先锋。就整个中古时期而言，陶谢二人可谓双峰并峙，两水分流，春兰秋菊，各有千秋。然陶渊明得善终，而谢灵运英年获诛。
唐代刘禹锡的一首凭吊兴亡的《乌衣巷》诗，大概更令人替灵运感到悲哀吧：“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