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的出土可以说非常具有偶然性，但又有它的必然性。在漫长的中国文明史上，丧葬制度作为人民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传统信仰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的孕育之下的产物，入土为安，墓室规制，陪葬物品，人物纪年，也都伴随着入土。

而当西晋时279年，当盗墓贼不准盗掘而出，更经过了西晋士大夫们的研习，却为我们展现了一段不同以往的一千八百年历史。

王国维先生，对竹书纪年存世有重要功绩

从黄帝开始直至战国这被掘墓的主人魏襄王（一说魏安厘王）。事实上，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乏史书，作为一个文字传承，文化传承的国度，从孔子的《春秋》到司马迁的《史记》，更是在儒家确立了内核的年代，形成了系统的编纂史书体系。

但是之所以说它“离经背道”，是因为，它完全给我们呈现了不一样的历史，与司马迁的《史记》相左的更是不胜枚举，《史记》中，尧舜禅让，给我们展现的是有德之君，以德相传的美事，但它却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舜，尧年纪衰老，舜囚禁而得到王位。就连商朝明相伊尹也在《竹书纪年》中成了流放国君太甲，自己称王的人物。而 太甲也从昏聩之君王成为了成汤政权的明君。

古本竹书纪年

而这类与传统的正史相左的记述，也为我们呈现了不一样的历史血腥。就像我们所说的“历史就是一个小姑娘”一般，这与儒家的正史们格格不入。当年秦始皇为甚会“焚书坑儒”？

当儒家在逐步确立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仪制度，这样的一本离经背道的书，自然也就不能流传。

而在西晋因为战争“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涤荡之后，却 在宋朝这个看似文化最为繁荣的年代，原本遗失。中国古代讲究的“盛衰之理”这更加显现。它太过另类，对于儒家的礼传承造成的影响无异于晴天霹雳。而在宋代程朱理学的兴起，儒家制度的近一步僵化也成为其遗失的必然。

竹书纪年

事实上，我们要承认的一点便是，任何历史学家，都会存在于个人情感以及社会认知，而《竹书纪年》的记载就一定正确吗？不尽然，尽管它似乎更符合人性。而伴随着更多历史实物、典籍的出现，我们也相信任何“一言堂”，企图掩盖的历史真相也会进一步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也是历史的任务，去伪存真。

参考资料：《竹书纪年》、《史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