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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经·魏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坎坎：伐树时的象声词。 河之干：河岸。 廛（音缠）：束，捆。 县（音旋）：悬挂。 貆（音环）：獾，一种野兽。 辐：辐条，车轮的部件。 亿：束，捆。 特：三岁之兽叫特。 河之漘（音纯）：河岸。
我上高中时，语文教材《诗经》入选了两首，其中之一便是这首《伐檀》。现在当语文老师教《诗经》，教材（北京版）中还有《伐檀》。
毫无疑问，《诗经》中的优秀篇章俯拾皆是。为何单单这首《伐檀》能阴魂不散呢？我猜，大概认为它是一首反映阶级压迫与反抗的作品，符合教育的需要。
翻开2006年审定通过的北京版语文教材，上面写着：
《伐檀》是伐木的奴隶斥责不劳而获的贵族的歌。
“旁批”又说：
“不稼不穑”等几句，有凛然的质问，辛辣的嘲讽，无情的斥责。
这种评价渊源有自，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顾颉刚便曾说：
《伐檀》是一首骂君子不劳而获的诗。
胡适也曾说：
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
郭沫若也曾说：
阶级的不平等已经发现了。
高亨也曾说：
劳动人民在给剥削阶级砍树的劳动中唱出这首诗，讽刺剥削者不劳而获，过着寄生虫的生活。
顾颉刚、胡适、郭沫若、高亨堪称“四巨头”，足够权威。顺着他们的思路，诗歌就应该这样理解：
我们这些命苦的奴隶呀，一刻不停地伐檀造车。那些贵族老爷们呐，不种地却有那么多的粮吃，不打猎却有那么好的肉吃。他们简直是不劳而获、吃白食的呀！
无疑，这是以奴隶们（或说劳动人民）的口吻吼出的战斗檄文，既有“匕首、投枪”般的直接斥责，又有故意使用反语的“冷嘲热骂”。
显然，这样的理解是诗歌的A面。然而，清代及以前的“封建社会”对此诗的理解，却有与A面判若云泥的B面。毛、齐、鲁三家诗都认为，《伐檀》的吟唱者是诗中的“君子”，而不是奴隶们（或者劳动人民）。
清人方云润在《诗经原始》中折中各家观点后，认为《伐檀》：
伤君子不见用于时，而耻受禄无功也。
大意是：《伐檀》是一首伤感君子被排挤、居非其位的诗，且君子以吃白食、不发挥应有作用之现状为耻辱。
同一首诗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理解，哪个更符合诗歌原意呢？
我的看法是，B面比A面靠谱，即古人的理解更合理。
诗歌的理解当然可以因人因时而异。不过，诗歌的文本本身的“召唤”是理解的基础。正如虽说一千个读者可以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但哈姆莱特毕竟是哈姆莱特，绝不变成猪八戒。
前面提及的“四巨头”的理解显然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上世纪初期，中国内忧外患，国人一心向西方看齐，以否定传统的方式来寻求自救。将《诗经》拉下“经”的神坛，目为所谓的“民歌”。诗意上也将古人的理解打入冷宫，极力出新。加上后来受“阶级斗争”思潮的影响，《伐檀》更是成了反映阶级压迫与反抗的“排头兵”。
然而，今人的理解很有断章取义的嫌疑。
我们先不去计较奴隶们能否唱出有如此水平的诗歌（我认为绝无可能），单就理解的准确性与全面性来看，诗中“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两句便被A面忽略了，成了可有可无的陪衬。
伐檀造车后，将其放置到河岸是要干什么？奴隶们制造的难道是水陆两栖战车？所以，“置之河之干兮”应理解为“比”，意味着君子被弃置于无用之地。正如南宋人范处义所说：“檀，木之良者，可以为车之轮辐，今乃伐而置之无用之地。”
“河水清且涟猗”，描绘的景色柔和美好，显然也不宜用来渲染奴隶们劳苦愤怒的心情。如心中真有怨戾之气，描写河水波涛汹涌才更合情理。
再者，“河水清且涟猗”一句也并非眼前之景。《伐檀》属于“魏风”，流经古魏国的黄河并不清澈。李山先生说：
河水在古魏国的流段，南有崤山，北有中条山，两山相夹，为巨大谷地，水流汹涌，河水也不会变清。这就是说，诗人所谓的“河水清”，不是实见之景，而是祈愿之辞。（《诗经析读》）
由此，“河水清且涟猗”一句应理解为：何时眼前才能见到“清且涟”的黄河水？这显然是诗人渴盼政治清明的委婉表达！
退一步讲，就算这是一首饱含愤慨的诗，斥责别人总要讲究逻辑吧！如果真是一群伐木的奴隶在怒斥压迫他们的贵族，是不是该这样说：车是我制造的啊！你什么也不干，却舒舒服服地坐着我造的车呀！对不对？让身为“造车工人”奴隶们去斥责贵族不种地不打猎之事，不能算逻辑严谨吧！
读书也要讲“真善美”。“真”字当头，即首先要仔细分析文本，绝不能主观臆断来“屈文就己”。
当然，我也并没有说古人的理解就完全对。比如《毛序》就有问题。《毛序》说：
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
《毛序》所谓的“刺贪”、“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显然是指“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这四句而言。但是，不亲身从事农牧业生产，是不是就是“无功而受禄”呢？
我看未必。这需要历史地看问题，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清人姚际恒说：君子何必从事体力劳动呢？种地、打猎这都是老百姓该去做的。君子如果也去做这些鄙事，怎么能显示他们的贤德呢？
姚际恒的话听起来很不符合现代意识，但却是古人的常识。战国时期的孟子便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力挺脑力劳动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他还专就《伐檀》发表过意见：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大意是：公孙丑问孟子，君子为什么能“不耕而食”，这岂不是吃白食？孟子说，“不耕而食”恰是君子能做出更大社会贡献的体现。只有从事脑力劳动的君子出手，国家才能富强，社会道德才能提升。
劳动，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别。脑力劳动也是劳动，且是更高级的劳动。然而，这几千年来的共识却在几十年前被严重打压，当局愚蠢而狡猾地说知识分子（当然这是脑力劳动者的主体）不劳而获，是社会的蠹虫。知识分子要接受改造，要向满面煤灰、两手老茧工农工农学习。这种观点荒谬之极，其后遗症至今仍在。
可见，《毛序》所谓“刺贪”的理解，也并不一定符合古人的观念。当时的社会认知不会去嘲讽统治阶层“不稼不穑”与“不狩不猎”，因为其所从事的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劳动，且是更高级的劳动。（至于管理能力与水平如何，姑且不论。）
而《毛序》的最后一句，说君子不受重用（“君子不得进仕尔”），基本是符合诗歌原意的。
如此，《伐檀》的主旨，应该如清人方玉润所说：
君子仕于闲曹之秩也。君子食禄必有所报，今但尸位，无所为用，故又以素餐为耻。
大意是：君子忧伤不已，因其被闲置在不能施展才能的位置上。他享受着俸禄就想做事，而以吃白食为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