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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赴死，是中国儒家精神的一座丰碑。
这座丰碑不仅体现在大义凛然慷慨赴死，或者“国要你死，你不得不死”的悲壮，而是体现在很多人不知道的却留在历史里的番外，在这个故事里，情和理达到了圆满的大和谐。
我们对文天祥的误解，在于认为他是为国尽忠的典范，这当然没有错，但他还是儒家道德的完美实践者。《宋史》上说他“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二十举进士，对策集英殿，翩翩君子如玉，拔为状元郎。考官兴奋地对皇帝说：“臣敢为得人贺。”老丞相抓着他的手殷殷嘱咐：“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宋室飘摇，文天祥读孔孟之书，进而入仕，既没有辜负往圣先贤，也没有辜负国家的信任，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临刑殊从容，尸面如生，“留取丹心照汗青”。
青史留名的是他，而他背后的人，是他弟弟。
文天祥在家中排行老大，底下有三个弟弟，大弟文璧，二弟文霆，三弟文璋。文天祥的父亲，叫文仪，号革斋。宋理宗宝祐四年丙辰（公元1256年），也就是文天祥21岁时，文爸爸送文天祥和文璧两兄弟去临安（当时的杭州）参加省试。二月初一，礼部放榜，兄弟两人都榜上有名；但是五月初八的集英殿殿试，参加的只有大哥文天祥，二弟文璧却不见身影。
放到我们今天来解读这件事，是不可思议的，你试想一下，你高考考到最后一门课，因为什么事情，竟会让你缺席这最关键的一次考试呢。文璧这是殿试啊，比高考可重要多了，过了就能拿到名次。为什么文家二儿子，没去参加殿试呢？
因为文爸爸中暑生病了，两兄弟商量了一下，殿试重要，但爸爸也重要。最后弟弟文璧觉得，哥哥你读书比我好，那你去参加殿试，我留下来照顾爸爸。
文天祥也不负父弟所望，一举中了状元。
五月二十五日，文仪病重，天祥“告于朝，不俟命，亟去侍药。”二十八日，文仪客死临安，终年42岁。其实这一趟科举，本来文爸爸是要带着三兄弟一起来考的。文家确实是非常懂得培养小孩，文家的三儿子文霆，彼年才16岁，有一天在家里抄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却一语成谶，生了一场重病，就一命呜呼，没有来得及参加会试。后来文天祥回忆起这个事，说文仪“哀仲弟不见”，“揽涕伫眙，悒悒痛悼”。文天祥还说文仪起居无状，身患暗疾，却隐瞒着不告诉家人，才导致早早去世。
所以，文天祥中状元没多久，就因为父亲去世，而“寻丁父忧，归”（《宋史》）。
文家四兄弟，都被文爸爸严格教育，培养成才。入则孝，出则悌，尤其文天祥与文璧，因为年龄相仿，尤其感情笃厚。如果那时候有畅销书，文仪也没早逝，应该可以写一本书，叫做《我是如何培养出状元儿子》：“先君子不疾其不令昭苏蒙滞纳之义，方日授书，痛策厉，夜呼近灯诵日课。诵竟，旁摘曲诘，使不早恬，以习于弗懈。小失睡，即示颜色。盛寒暑，不纵检束。天祥兄弟，栗栗擎槃水，无敢色于偷。”文仪爱书成痴，每得一好书，“注意钻研，又以授天祥，俾转教诸弟。”“天祥兄弟奉严训，早暮侍膝下，唯诺怡愉，不翅师友。”
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文天祥全程陪同弟弟再冲科举，得中进士。文璧升任瑞州新昌县知县，临行时，文天祥写《别弟赴新昌》诗，叮嘱文璧：“天渊分理欲，内外一知行。立政须规范，修身是法程。”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沿长江南下，逼近临安，文天祥奉诏在赣州起兵勤王，奏请以文璧为助手。文璧得旨，主管书写机宜文字，事无大小，文天祥都与文璧商议而后行。
宋元战争初期，两人共渡艰难、互相支持。文璧全力支持兄长抗元，为其分担忧患，承担起了全部的家族责任。德祐元年（1275年）五月，祖母刘氏在赣州去世，文璧陪同母亲曾德慈护柩回庐陵富川老家。十月，文天祥出知平江府，前去抗元前线，文璧奉祠闲居，担起事亲的责任。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文天祥出使元营被拘，元兵侵占江西，文璧把母亲、妹妹和文天祥的妻妾子女全部接到惠州奉养。景炎二年（1277）三月，文天祥率同督府军占领梅州，文璧历经艰辛，带着母亲和文天祥的全部家属前来梅州相会。景炎三年（1278年）三月，同督府军驻广东潮、惠间，文天祥命文璧收复惠州。五月，行朝又任文璧为权尚书户部侍郎，总领广东财赋，兼知惠州。九月，文天祥驻军海滨之船澳，母亲曾德慈病亡，文璧从惠州赶来哭殓，与三弟文璋、二妹文淑孙扶母亲灵柩回惠州。十一月，文天祥的长子生病，死在惠州，文天祥在潮阳闻讯悲痛万分，而次子更早在空坑溃败时被元兵俘去下落不明，传闻已死。文天祥感到后继无人，便要求文璧将其次子文升过继给自己为子，文璧慷慨应允。祥兴元年（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在海丰五岭坡被元兵俘获。当时文璧在惠州，他写信给狱中的哥哥：“升子宜为嗣，谨奉潮阳之命。”文天祥被押赴元朝京城大都前，文璧来广州与兄诀别，再次承诺把文升过继给他为子。
次年在兵马司狱中，文天祥思念弟弟，回忆了此次诀别：“兄弟分离苦，凄凉忆去年。何以有羽翼，飞去堕尔前。”“沙晚鹡鸰寒，风吹紫荆树。忍泪独含情，江湖春欲暮。”文天祥还急切地盼望文璧来大都，以便兄弟见面，托办后事。“棣华晴雨好，风急笔足寒。百战今谁在？羁栖见汝难。”“不见江东弟，急难心惘然。”
但文璧早在文天祥被俘的那年冬天，元军猛攻其驻守的惠州时，就已经开城投降，带民归顺了元朝。
没有人知道兄弟两最后一次见面到底说了什么。
到底是文璧执意投降，还是文天祥劝说了文璧投降？
无论如何，文璧降元是不争的事实，也成为很多人批评文天祥的黑点。元初，就有人指责文天祥的弟弟不够忠烈，还赋诗讽刺：“江南见说好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如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文天祥号文山，文壁号文溪，溪山指兄弟两人；南枝与北枝也指两人，因为文天祥曾写过“江上梅花都自好，莫分枝北与枝南”的诗。
从历史留下的证据看，至少文天祥对这事是默许的。1281年，文天祥写信给文壁过继给自己的儿子：“汝生父(文壁)与汝叔(文璋)，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英志矣……”他有一首写给弟弟的诗《寄惠州弟》，后人可以窥见一二：“五十年兄弟，一朝生别离。雁行长已矣，马足远何知？葬骨知无地，论心更有谁？亲丧君自尽，犹子是吾儿。”言语之中，就是希望弟弟你，替我尽孝，完成家族使命，不至绝后。文天祥曾在文璧以降臣身份朝元时给他写信，向他交代了五件事：在家乡买地安葬自己的骸骨，如骨不能归，可招魂封之；以文升为嗣子，使自己死而无憾；大妹一家流落大都，应竭力救出带回老家；请知心朋友邓光荐为自己撰写墓志铭，如墓志一时不能公开，可暂先收藏以待将来；在文山建祠祭祀自己。
文璧也确实做到了这些事。他降元后，历任临江路总管、广东宣慰使司事、宣慰使广西分司邕管。为官之时，“念广民兵后疮残，凡可以救民于水火与衣冠于涂炭者，尽心焉”。回到家乡后，又为安顿和保护文氏宗族尽了孝心。他把母亲的灵柩从广东河源县殡所移葬于故乡；千方百计把流落大都的大妹文懿一家人领回江西老家；终身供养夫亡家破和身体病弱的二妹文淑。他代为经理弟弟文璋的家事，养活兄长文天祥的家属，收复他们两家被元朝没收的田产。他教育和培养表侄，救济贫病的堂弟妹并为之丧葬，供养岳母和奶娘。纵然经济困难，仍设法买回被元朝没收的祖传老屋，建立家庙，祭祀历代祖先，并为断后的祖宗立嗣。他在文山买田创祠纪念文天祥，请僧人负责日常管理。他命文升间关万里到北方找回了文天祥的妻子欧阳夫人，使之终老家乡。他多方搜集文天祥的遗著刻印流传，以其忠义思想教育后人。此外，文璧还尊重父亲生前的朋友及诚待慕文天祥之名而来的远近亲疏，“家无宿舂，囊无留帛，亲疏远迩，毕用其情。四方来者，各得其所，愿欲而去”。总之，文璧极其所能，尽力而为，弥补文天祥因不能做到忠孝两全而留下的遗憾。
而文家三弟文璋，则走向了与两位兄长完全不同的道路，他隐居避世，终生不仕。
国难之下，文天祥三兄弟，或殉国，或投降，或归隐，作出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却也殊途同归，兄弟一体，完成了忠义孝的圆满。
就我个人来看，很难说是一种偶然。他们幼承庭训，苦学儒术，既有父亲殷殷教诲在前，也有家国感念在后，一定有一套颠扑不破的价值观在维系着他们的选择。
很多历史剧里，英雄人物在自刎/跳江/行刑时都有这样的台词：“恕孩儿不孝……”这里就包含了一个古老的两难困境，忠孝不能两全。儒家的忠孝观，实际是非常宏大的，并不仅仅包含了君子修身内圣外王的次第等级，还包含了对社会秩序理想模型的构建。在这个儒家的社会模型中，虽然家国天下有内外之别，但却没办法分清楚哪个更重要。君主，或者说政府，或者说官修历史，不会主动号召士人阶级弃孝从忠。
一旦官方这样做了，相当于自毁根基，“尽孝”在孔子的“礼”中的地位有多重呢——他说“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虽然这种提倡，在后来漫长的发展中，不免掺杂了功利化的利用，假孝的伪君子也容易凭借着名声获得官场的通行证。但我们从儒家本义来看，孝，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石，奠定在人性论的基础之上，抛弃了孝，就相当于灭绝了人性。
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背后，是忠孝需要两全的大多数。我个人是不喜欢《孝经》的，我觉得《孝经》对儒家伦理的诠释，破坏了孔子确立的大格局，而把儒家的情怀压缩在了实用主义的范围内。但《孝经》开头，就对最总要的忠孝辩证问题做了调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的开始，是对自我的珍惜，孝的终点，是光耀门楣，那么孝的组成部分，就是奉养父母，从物质上照顾（事亲），也从精神上奉养（色难），同时，生要有后，死要守孝。
文天祥殉国，是全了忠，也全了孝之终也；
文璋归隐，是全了气节，家国都抛在后面，只留清风在世；
文璧投降，是尽了孝，反倒是三人之中最艰难的一个，他不到弱冠之年，能够为父亲生病而放弃殿试，成全哥哥拿了状元，后来重考才录取为进士，足以证明他绝对不是贪慕虚荣之辈，诚然人是会变的，但本性和家庭影响在此，我更愿意相信，他是为了成全儒家的精神，是对人性的完美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