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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曾会：袁世凯与桐城派
来源|史学月刊
一位是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袁世凯，一个是声名颇显、亦官亦学的群体桐城派，二者在清末民初风云变幻的历史中产生许多交集。一方面，桐城派依靠袁世凯的维系和扶持得以继续发展，并进一步扩大影响；另一方面，袁世凯网罗桐城派名流于幕下，任用以助其施政。通过梳理袁世凯与桐城派之缘、袁世凯对桐城派的扶持以及袁世凯任用桐城派以助施政等方面分析两者之间的交游与互动，进而探讨政要人物与学界的复杂关系以及清末民初桐城派学人的价值取向。
一、袁世凯与桐城派之缘
袁世凯与桐城派可谓缘分不浅，在袁世凯生平的一些重要阶段都有着桐城派的身影存在。袁世凯虽不属于“学而优则仕”的成功样板，但少年时也是一心想要谋取科举功名的读书郎。16岁时，其叔袁保恒将其带至北京以督促学习，袁世凯“昼习词章，夜究兵书”。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常常提及读书之用功及对考取功名的热切期盼，“诵读如故，功夫莫慌，但身弱多病，不敢甚劳。然虽多病，亦不敢自弃。每当卧床，然思功名之不就，无不攘背而起，展书味诵，但不知老天负不负我”，“千里外出，如不能念成，有何面目回家”。这期间袁世凯因夫人生子，居家多日，于家乡创立丽泽山房文社和勿欺山房文社，身边聚拢了一批文人，“寒士多依为生，士绅推戴负一郡望”。且与尚在落魄之中的徐世昌结为金兰之好，并资助徐世昌考取功名。在袁世凯之后的从政生涯里，徐世昌一直是其最重要的谋士之一。而徐世昌与桐城派的关系非同一般，其外祖刘敦元籍贯桐城，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刘大櫆的族从。徐世昌出仕后，他的幕府里有不少桐城派文人。因有这层关系，一些桐城派文人官绅通过徐世昌的介绍结识了袁世凯。
虽然袁世凯热衷科举，可是两次落第让他心灰意冷，他将昔日所作诗文付之一炬，并立志效命疆场，安内攘外。随后便投奔与其养父有莫逆之交的淮军将领吴长庆，这是他人生一个重要转折点。吴长庆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恩，袁称“吴大叔情谊深厚，不可忘也”。吴长庆的父亲吴廷香即是桐城派文人。吴廷香师从方东树、戴均衡、方宗诚等桐城派大师，深得古文义法。吴长庆也是自小受其父教读，文学颇有根底，但常自责“质性愚鲁”，未能继承父业。虽然出身行伍，袁世凯感慨“吴公温雅如书生”。由于家学原因，吴长庆的幕府招纳了不少桐城派名家，如声名显赫的范当世、朱铭盘、张謇，尤其张謇，深受吴长庆器重。当袁世凯1881年来投奔时，吴长庆以故交之子，“命在营读书”，并嘱托张謇“为是正制艺”。可后来张謇发现袁世凯对读书做学问的兴趣远不及对时务的热心，便推荐其任庆军营务处帮办，这使得袁世凯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和展现。袁世凯后随吴长庆出征朝鲜，开始在政坛崭露头角，并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提拔，逐渐成为淮系集团重要的一员。
李鸿章曾居曾国藩幕府，他虽然不似曾国藩在文学上有造诣，但二人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推广桐城派。李鸿章曾亲为姚鼐《惜抱轩遗书三种》作序，曰：“今天下言古文者必宗桐城，盖肇自望溪方氏，而集成于惜抱姚先生……桐城距吾郡二百里，往来相望，其后先辈推引，类多如此，文学渊源固宜非他邑之所可及哉！予故乐为天下言之。”李鸿章幕府之中同样有不少桐城派学人，如吴汝纶、薛福成、范当世、徐宗亮等，而作为后期桐城派的精神领袖吴汝纶更是被李鸿章以国士目之，奏折、文书等多由吴汝纶代笔。吴汝纶于直隶为官为教三十余年，尤其在执掌保定莲池书院期间培育了大批的优秀弟子，“于是燕、蓟之间，始有桐城之学”，形成了以直隶为地域核心的北方桐城派。袁世凯与吴汝纶一武一文，一外一内，聚集在李鸿章的身边，在清末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里同为李鸿章分忧解困。甲午战后，清廷决定编练新军，袁世凯负责其中一支。吴汝纶对袁世凯编练之法表示肯定，接连两封信表达对年辈晚于自己的袁世凯的欣赏和厚望：“闻雄部专以西法教练。此最目前要务，若果练成劲旅，即远邻窥伺之渐可以潜戟，此国家缓急足恃之长策也。”“执事久护属藩，经略素欲，又激于去年挠败之辱，奋然以练兵自任，取资西法，奖率军人，行见苍头特起，大振凌威，使长城高与云连，小丑皆知汉大，非执事其将谁望，抃贺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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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李鸿章去世前，推荐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一下跻位于疆臣之首，从此成为近代中国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袁世凯督直时期，以吴汝纶弟子为核心的北方桐城派已经成长起来。这些弟子大都出自莲池书院，由于吴汝纶的管理彼时的莲池书院在畿辅一带声名远扬，“日以高文典册摩厉多士，一时才俊之士奋起云兴，标英声而腾茂实者，先后相望不绝也。己丑以后，风会大开，士既相竟以文词，而尤重中外大势、东西国政法有用之学。畿辅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取巍科登显仕，大率莲池高第，江浙川粤各省望风敛避，莫敢抗衡。其声势可谓盛哉”。吴门弟子不管在知识水平、眼界视野还是思想上，都是比较开放和先进的，他们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关头亦乘时而起，而袁世凯在署理直隶总督时也是“厉行新政，惟日孜孜，造端宏大”。雄心勃勃的直隶地方最高长官袁世凯与博学多识、积极入世的桐城派有了更多、更直接的交集，加上之前的情感渊源，这使得袁世凯在直隶总督期间及之后的宦海生涯里，一直与桐城派保持紧密的联系，二者之间的互动对彼此的发展都产生一定影响。
二、袁世凯对桐城派的扶持
袁世凯对文章诗词并无多大兴趣，但因和桐城派的关系密切，所以他以自己的政要身份一直在维系和推动着桐城派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庚子事变后，莲池书院毁于一旦，袁世凯重新筹建校舍，先后建校士馆、文学馆，让桐城派学人继续教授古文；
二是袁世凯以直隶总督的身份亲为桐城派学人著作作序，充分肯定和宣扬桐城派古文；
三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大总统任上，在其支持下，桐城派一度在北京大学和清史馆里占据着重要位置。可以说后期桐城派在清末民初依旧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与袁世凯的扶持是分不开的。
八国联军侵华，莲池书院的亭台楼阁几成灰烬，完全恢复已不可能。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后，为延续书院旧有影响，便于莲池书院旧址上筹建了直隶校士馆，“校士馆，莲池书院也”。李鸿章去世后，吴汝纶辞去莲池书院山长一职，欲南归整理李鸿章全集。袁世凯多次挽留以任馆长一职，“袁宫保周方伯诸公不弃衰朽，群拟以校士馆监督见委”，后来管学大臣张百熙力邀吴汝纶担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吴汝纶勉为应允。所以便由吴汝纶弟子、翰林院检讨出身的阎志廉任馆长，吴汝纶之子吴闿生等充教员。为了能让桐城派古文更好地传播和发展，1906年袁世凯又打算专建文学馆，属意吴汝纶的高足贺涛主持，并且亲自写信给贺涛称文学馆可“尽除去学堂科目，一任先生之所为”，并曰“若贺君不至，则此馆无庸虚设”。贺涛之子贺葆真在日记中记载：“保定毛实君方伯来书言，袁宫保将于保定设立文学馆，招吾父为馆长，并录示袁公原涵，词甚切至，并使使者赍路费，请即就道。”此时清廷实施新政，尽废书院而建新式学堂，但袁世凯可以让文学馆独存，而且同意仅授文章之学、专攻词章，是对桐城派莫大的鼓舞。贺涛在袁世凯的真心邀请下，主持文学馆，“人无定类，业有专攻，凡所招致，皆一时知名之士”。李景濂、赵衡、张献群、武锡钰、王式文等一批年轻辈的桐城派前来辅佐贺涛。贺涛“日取所谓五千年相传不失、吾国高于各国之文为诸生说之”，来馆求学者络绎不绝。贺涛任职三载有余，后因眼疾加重辞馆，直至1910年文学馆停办。校士馆、文学馆的设置使得桐城派古文的传播没有因莲池书院的毁坏而中断，且因有着袁世凯的大力支持，使得桐城派传播更加广泛，影响进一步扩大。
清末新政期间直隶地区各种新式学堂纷纷兴起，需要编写各种教材。吴汝纶高足刘乃晟、常堉璋为保定高等学堂编写了一套历史教材《中国历史课本》，1904年9月刊行，“刘常二子，皆故京卿吴挚甫先生高等弟子，湛深经史，贯通中外之学，而文辞尤有师法。是书经二子之手，反复研究而后成，其审慎完善为何如也”。1904年1月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其中正式规定在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等各级学堂开设历史课程，从此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进入到学校教育中。《中国历史课本》的编撰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历史教材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该课本由袁世凯审定，且作序于书前，作为直隶总督能为一本教材作序，实在是不多见的。袁世凯在序中充分肯定这套历史教材的优点，“余批揽是编，条分缕析，词约义丰，凡历代用人行政，存亡得失之大纲，靡不隐括其要旨”，还特意指出该教材文辞方面的不俗，批评当时学界著文不讲文法的现象，“东西洋学风流衍，吾国学子，大抵用其率易不文之词，著书行世，而文事忽焉不讲。意以为浅近易通也，究之不足取于文者。其意且无由以达，往往枝蔓轇轕，不足于义，而徒费于词。后生传习，或至执笔而不能自明其所言。此一弊也。是编文词具有家法，括四千余年之故事，约以十余万言，而条理明达，奥如旷日，自高等小学以上之生徒，苟得此本而研究之，固将以述往思来，充扬国粹，而以其间绎其文词，且可为文法学科之一助也”。袁世凯认为该教材不但可以作为历史教科书使用，还可以有助于“文法学科”。该书因自身特点突出，且又有了袁世凯的支持和赞许，因此身价倍增，供不应求。“中外各校，购求者益多。而书罄无以应，乃复取元书损益勘定而重印之。”1904年初版，1905年再版，1907年三版，1908年四版，第四版印刷之前已印两万多册。显然以袁世凯的声名、威望与地位，为教材作序文，无疑有助于宣扬和推广桐城派古文，自然对桐城派的发展和影响扩大是非常有益的。
民国成立，袁世凯任大总统后，聘请严复执掌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严复因而成为第一任北大校长。严复与后期众多桐城派名家交往密切，令其声名远扬的《天演论》的序言便由吴汝纶所作，其翻译讲究用雅洁的古文更是深得桐城派之精髓。严复入主北大后不断引进桐城派学人，姚永朴、姚永概、李景濂、林纾、吴闿生、刘培极、尚秉和等纷纷任职北大，可谓“达于彬彬之盛”。他们在北大多是教授国文，姚永概更是担任了文科教务长，一时间北大成了桐城派文人自由、尽情舒展的天堂。尽管严复仅任职八个月，但离职后又先后被袁世凯聘为大总府政府顾问、参议院参议、约法会议议员，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同时，一些桐城派学人依旧留在北京大学或是在北京其他高校任教，继续宣扬桐城派古文，并以此享誉京师，如姚永朴1914年在北大讲课人满为患，其讲义《文学研究法》出版也是产生不小的影响。
1914年春，袁世凯决定开设清史馆修清史“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鉴于无穷”，“由大总统延聘专员，分任编纂”。桐城派文人被纷纷聘用。1914年8月22日的《新闻报》上有《清史馆聘定各员名单》一文，记载了开馆之初所拟聘请的编纂人员。其中桐城派的严修、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李景濂、吴闿生均在被聘之列，严修、马其昶为纂修，姚永朴、吴闿生、李景濂为协修。1916年清史馆再次聘请修史人员，直隶大儒王树楠及吴汝纶女婿柯劭忞作为总纂进入史馆，柯劭忞后期代理馆长职务。戴逸先生曾说：“《清史稿》写作者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桐城派，另一部分是满洲的才子。”桐城派对《清史稿》的编撰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王树楠、柯劭忞等都是久居史馆，时间长者多达十余年，只是很可惜《清史稿》后被金梁篡改，今已难见桐城派所编史稿的原貌。继吴汝纶之后，桐城派进北大、入史馆，似又恢复了往昔风光，一时呈现出耀眼的光芒。
三、袁世凯任用桐城派以助施政
袁世凯因署理直隶总督而进一步结交桐城派，之后便一直有意拉拢桐城派为其所用，被袁世凯网罗入其幕府的便有如严修、严复、张謇、周学熙、傅增湘、吴闿生、王振尧、刘春霖、吴笈孙等人，他们认为袁世凯有着过人的才能，并对袁世凯寄予厚望，“非有环绝中外，旷代不世出之才，曷克臻此”。袁世凯身边的桐城派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不参与具体政治的文人学者，如刘春霖、王振尧、吴闿生，他们或是袁世凯的家庭教师，与袁世凯及其后辈建有较深厚的私人情感，或是担任袁世凯总统府的内史，做文字和秘书类的工作，吴闿生还曾与另一位幕僚合撰了袁世凯的传记《容庵弟子记》；二是热心时务、积极参与政事的桐城派，如严修、周学熙、严复等人，纷纷被位高权重的袁世凯重用，他们聚集在袁世凯周围，成为辅佐袁施政的得力助手，对中国近代的教育、经济、政治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
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袁世凯在直隶大力铺展、坚定落实，积极推进教育近代化的改革，而他所依仗的幕僚便是严修。严修（1860—1929），天津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是吴汝纶的弟子。吴汝纶1880年任天津府知府，将严修收入门下，“六年起，复守天津府，严范孙侍郎修始甄录在门”。严修在吴汝纶逝世后建议吴闿生编辑《吴门弟子集》，吴闿生听取建议编辑成书，将严修列入其中。郭立志著《桐城吴先生（汝纶）年谱》末附“门弟子表”，严修位列首位。严修早年通过徐世昌结识袁世凯。袁世凯督直后，严修在家乡天津办学已颇有声名。袁世凯聘严修为直隶省学校司（后更名直隶学务处）督办，掌管直隶的教育工作。袁世凯曾将练兵、兴学作为治直隶之两大法宝，“兵事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所为，予供指挥而已”，给予严修最大的施展空间。严修在任，注意招揽桐城派文人，高步、李景濂、吴闿生、李刚己、王振尧、刘登、刘培极、马鉴滢、齐福丕、吴鼎昌等都曾任职于学校司、学务处，他们或在编译处从事纂书、译书工作，如高步瀛编纂的《国民必读课本》《国民镜》《民教相安》，李景濂、王振尧共同编纂的《中国地理》，李景濂编译的《东亚史要》《心理学教科书》等。此外亦或充当省、府查学人员以指导、监督地方上的教学。严修督学直隶时，各种公办的新式学堂纷纷创立，不少桐城派学人被任命为这些学堂的领导者，如王振尧任北洋师范学校提调，邢赞亭为直隶优级师范学堂监督，邓毓怡为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斋务长等，而桐城派学人充任教员的人数更是不在少数。在袁世凯的支持及严修的精心筹划下，直隶教育事业蒸蒸日上，执全国新学之牛耳。1905年清政府设学部，袁世凯力荐严修，认为严修是教育方面的特别人才，要求清政府不拘成例，破格重用。清政府最后接受了袁世凯的建议，任命严修为学部右侍郎，后擢升左侍郎，为二品官员。桐城派一些文人也先后被调入学部任职，如高步瀛、李景濂、马其昶、姚永朴等。严修执掌学部，将其督学直隶的一些经验开始在各地推行，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经济方面，袁世凯任用周学熙推动实业发展。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及后期民国大总统任上，财政上一直多得力于幕下干将周学熙。周学熙（1866—1947），安徽建德（今东至）人。其父周馥与袁世凯关系交好，同为李鸿章幕僚，在李鸿章逝世后曾短暂代理过直隶总督一职直到袁世凯接任。周学熙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但他并不纯粹是一位实业家。周学熙与袁世凯一样，年少时都曾一心热衷举业。“从李莼客研习掌故，从邵班卿研求舆地，从阮仲勉、姚仲实讲习经学、理学，师友过丛，皆一时俊彦”，“从阮仲勉先生问学……阮笃信程朱，余闻其说，颇有所悟。自是始服膺圣贤语言，时时省察克制涵养，后数十年持身涉世，稍有把握，实得力于此”。姚仲实即姚永朴，阮、姚二人皆是桐城籍的桐城派名家，阮仲勉为周馥的家庭教师。1921年周馥去世，周学熙乞桐城派学人陈澹然撰墓表，马其昶撰神道碑铭。1922年周学熙在家乡创办秋浦弘毅学舍，以中国旧道德旧文学为根本，聘姚永朴主讲。1924年在天津家中设立师古堂教育子孙，所授文课分诗、文、字三种，聘请桐城派殿军马其昶侄子马振彪为师。《吴门弟子集》《桐城吴先生年谱·门弟子表》都将周学熙纳入吴汝纶弟子之列，周学熙的长子周明泰师从吴汝纶之子吴闿生。周学熙因屡次会试不第，后以异路功名而发达，政商之间游走多年，两任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总长。“其在北洋办理启新洋灰、开滦煤矿公司，成绩卓著，根据实业而言财政，自较踏实，故项城信任之……终项城之世，财政巨大计划皆出于周。”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周学熙创办银元局、直隶工艺总局、北洋工艺学堂等，以各种方式引导和支持民间振兴实业，他自己也投身到创办实业的大潮中。在周学熙的大力倡导下，直隶地区实业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贺葆真在日记中记载“今既大举兴办新创事业，人亦敢从事矣”，“一二年来，稍识时务，莫不斤斤言生计、论实业”。其日记中还记载了不少桐城派文人于当时以极大热情创办各种实业。贺葆真本人成立阜康砟店、制袜肆，为天津商会会员；贾恩绂与尚秉和组织阜平银矿公司，阎风阁、王振尧于奉天洮南府组织垦殖公司，贾恩绂与邢赞亭领办力田公司。贾恩绂的孙子贾肇谦在《怀念先祖父》的文章里提到“为振兴实业，先祖父还集资开矿，惜用人不当，几乎倾家荡产。先祖父还投资于开滦煤矿和耀华玻璃厂”。直隶大城人的梁建章于1913年任直隶省实业司司长，在天津首创内河行轮，并借鉴日本经验，参与创办恒源纺纱厂和天津炼钢厂，促进直隶省工业的振兴。这些学人办实业虽然大都影响不大，成果不佳，甚至有的经营不下去，却是实业救国思想的具体实践与开拓精神的体现，有着积极的意义。
政治方面，民国成立袁世凯利用严复等人，推动尊孔复古。桐城派对袁世凯执政时期政治方面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支持并促进民初的尊孔读经的复古运动。严复在这场尊孔复古狂潮中表现得积极主动，与袁世凯一唱一和。1912年年底，严复与陈焕章、康有为等人一起，成了鼓吹孔孟之道新的发起人。1913年6月，严复领衔北京知识界名流二百余人发起成立孔教公会。1913年8月，严复又与陈焕章、夏曾佑、梁启超等联名上书参众两院，提出“请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将尊孔读经的鼓吹推向高潮。1914年严复在《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中详细列出六个条例，提出以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为中国自古以来的立国精神。袁世凯将严复的建议以总统令的形式通令各省“饬属晓谕人民，一面悬挂各校讲堂，刊登各课本简端，以资儆惕，务期家喻户晓，俾人人激发其天良”。由于严复的社会影响，他的言行客观上对尊孔复古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外，其他一些桐城派学人也是积极支持并参与到运动中来，如当时参加北京孔教公会的桐城派名家非常多，如林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陈澹然、李景濂、吴闿生、吴芝瑛、陈衍，等等。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参政的马其昶兼任安徽孔教分会会长，林纾是孔教会的讲经大师。总统府参议陈澹然在1913年曾上书袁世凯力争定孔教为国教，并自称要进行“死谏”。同年，周学熙与徐世昌等还在山东成立了“尊孔文社”。1914年王振尧撰四千余言的《上袁大总统书》，尽述尊孔读经之用处，“凡一国之存立必有共同信仰者以隐摄乎人心，此隐摄乎人心之势力较政令威权尤为博大。西洋之所谓宗教，吾国之所谓六经是也”。这些无疑都促进了尊孔运动的发展。桐城派对于尊孔读经的复古运动显然是热情高涨的。面对混乱、动荡的社会环境，面对社会上道德堕落、人心衰败、风纪陵夷等种种现象，他们认为重提儒家伦理是治国之必要途径。但这不代表他们支持袁世凯进行复辟，尊孔读经运动与复辟二者之间一开始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当袁世凯称帝的意图逐渐暴露出来时，很多桐城派学人是不赞成的，且极力劝阻。袁世凯曾表示希望马其昶支持其复辟，并许诺复辟后的高官厚禄，但马其昶不为所动，其《抱润轩文集》里有收录乙卯年（1915）的《上大总统书》，非常直接地劝袁世凯不要称帝，并力述称帝之危害：“近者都中忽有筹安会之设，大旨以共和政体不适于中国。共和之不宜于中国，固不待讨论而知，然今既以共和为名，建立未久，国基未固，无端而动摇之，则其事所关厉害甚巨。其昶虽愚，不敢漫然附和。”见袁世凯不听劝言，便辞去参政院参政偷偷离开北京回到桐城。陈澹然也同样竭力反对袁世凯的称帝之举，直面谏言：“望我公切不可轻动，关系实非小可。忆我公就大总统时，曾宣告全球，定国体为共和，今若突改国体为帝制，各国以前照会质公，公将何以对之？再则外人勾结宵小，鼓煽人心，假护国之名揭竿而起，是内外交困矣。今尚萌芽之际，制止非难，请速决！”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后，陈澹然仰天长叹道：“国必大乱，吾将归欤！”愤然离京南下，寄寓安庆。最受世人诟病的严复，其实也是不支持袁世凯复辟的。严复位列于“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实非本愿。综观严复在袁世凯称帝时期的活动，一直是消极的，持不合作态度，“由是筹安开会，以至请愿，继而劝进庆贺，仆身未尝一与其中”。还有面对袁世凯种种独裁行为时，直接竖起反袁大旗的谷钟秀，民国成立谷曾任众议院议员并兼宪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便到上海创办《正谊》杂志，反对袁世凯专制，支持共和。桐城派提倡、参与的尊孔复古运动是单纯地在宣扬传统中国的礼教文明，更多的是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以及他们所看重的传统儒家文明背后的治国之价值。
四、结语
桐城派绵延两百余年，期间经历诸多变化，“有所变而后大”是桐城派一直所提倡的。他们因时而变，以适应变化中的时代需要。从曾国藩之后，桐城派已不再仅仅是纯粹、传统意义上的学人团体，“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于一途”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他们在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的清末民初时期，选择积极入世，奔走呼号，希冀有补于国事。“或任官有声绩，或客游各省佐行新政，或用新学开导乡里，或游学外国归而提倡风气，或以鸿儒硕颜为后生所依归……颠覆帝制，建立民国，多与有力焉。国体既更，诸君大氐居议院，为代议士，或绸缪政学，驰骋用力于上下。”所以这一时期的桐城派较之从前与政要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袁世凯以他显赫的政要身份扶持和促进桐城派的发展，扩大了桐城派在清末民初的影响力。而袁世凯作为中国近代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他的身上也曾被寄托了引领中国走出困境、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的美好愿望，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桐城派也不例外。他们依靠袁世凯践行着自己的各种理想和抱负，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但当袁世凯不听劝告一步步实施违背历史潮流的复辟行动时，他也正在走向从被人仰慕到被人唾弃的深渊，很多原先归附他支持他的桐城派开始离他而去。
作者为安徽大学历史系讲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9年第9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