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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臣闻老子曰：“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人物志》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
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议曰：《淮南子》云：“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矣，而不知规矩准绳，而赏巧匠。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宫室也。”
孙卿曰：“夫人主欲得善射中微，则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远，则莫若使王良；欲得调一天下，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己有者也。)
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
(议曰：“《申子》云：“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言百当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也；君者，以用贤为功也。”贾谊云：“臣闻圣主言问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必尽其愚忠，惟陛下财幸。”由是言之，夫君不能司契委任而妒贤恶能，取败之道也。)
汤武日而尽有夏商之财，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悦服；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劝，通乎用非其有也。
(议曰：孙卿云：“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人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是谓上溢下漏。”又曰：“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
昔者周厉王好利，近荣公，芮良夫谏曰：“王室其将卑乎？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利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后厉王果败。
魏文侯御廪灾，素服避正殿，群臣皆哭。公子成父趋入贺曰：“臣闻天子藏于四海，诸侯藏于境内。非其所藏，不有火灾，必有人患。幸无人患，不亦善乎！”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不足？”周谚有言曰：“囊漏储中。”由此言之，夫圣王以其地封，以其财赏，不与人争利，乃能通于王道，是用非其有者也。)
故称：设官分职，君之体也；委任责成，君之体也；好谋无倦，君之体也；宽以得众，君之体也；含垢藏疾，君之体也。君有君人之体，其臣畏而爱之，此帝王所以成业也。
【译文】
我知道老子说过：“以正道治国，以奇正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荀子的说法是：“做帝王的，善于管理别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干为有才能。”西晋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忠于职守，服从命令；让诸侯国的君主分到土地并守住它；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并参政、议政，那么天子就可以悠哉优哉地坐在那里统治天下了。”这个秘诀是怎么知道的呢？看看尧、舜怎样坐天下就明白了。
在尧的时代，舜作司徒，契作司马，禹作司空，后稷管农业，费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专门负责驯练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件也不做，悠悠然地只做他的帝王，而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都各自有什么才能，然后量才使用，而且让他们个个都成就了一番事业。尧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了天下。
汉高祖说：“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资本。”
[三国时的哲学家刘邵在他写的《人物志》中说：“一个官员的责任是以一味协调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以无味调和五味。大臣们以自己能胜任某种工作为有才能；帝王却以会用人为有才能。大臣们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有才能；帝王以善于听取臣民们的意见为有才能。大臣们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帝王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最高统治者正是因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统筹众多有才能的人。”
所以说，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无形的东西，才是有形之万物的主宰；看不见源头的东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鼓不干预五音，却能作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做帝王的严守他的这一准则，政府官员知道他们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正因为做帝王的通晓这一道理，所以他才会把不是他自己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一样支配使用。善于这样做的，才算真正懂得了君道。
[西汉刘安写的《淮南子》做过这样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宫室时，做圆的东西一定要用圆规，做方的东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东西一定要用准绳。东西做成后，人们就不再去理会这些工具了，只是奖赏工匠的奇巧。
宫室造成后，人们也再不会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说，这是某君某王的宫室。”荀子说：“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发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驾车要想做到驰骋万里，就不如用王良；治国要想做到一统天下，就不如任用贤明正直的能人。这样做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却极大。”这就是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象自己拥有一样去支配使用的意思。]
上面说的是通晓治国、用人大法的最高统治者的做法，而那些不明白这个道理的统治者就不是这样做了。他们往往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做才放心，因此不会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贤人。不用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就会讨厌他。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功名、事业受损害，国家、社会出现危机。
[这里还可以引述战国时的法家申不害和尸伎在他们所写的《申子》和《尸子》中的话来说明。《申子》说：“人君应当知道他治国的最高原则，群臣应当知道所负的职责。说话算数，说了就实行，是各级官员的事，并不是帝王必须遵循的原则。”《尸子》说：“举荐贤能是各级官员的功绩；善用贤能才是帝王的功绩。”]
在起用人才上是这样，在对待财富的问题上，道理也一样。从前商汤、周武消灾了夏桀、纣王，一旦拥有了夏、商的全部国有财产，就把土地、财宝封赏给有功的大臣，举国上下没有不欢天喜地，心悦诚服的。用亡国者的财产赏赐功臣，整个国家的臣民都会争相效命。这就是懂得如何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作法。
荀子说：“能修明礼教的，可以为帝王；会巩固统治的，国家就强大；善于拢络人心的，社会就稳定只知道搜刮民财的必然亡国。所以，推行王道的国家是为了老百姓富有，推行霸道的能让有才能的人富有，苟延残喘的国家只会让当官的富有，而将要灭亡的国家，统治音知道大难就要临头，于是开始拼命想把财富统统据为已有，这时就会出现私人的库房、箱柜塞满金银财宝的现象。这种情况叫做当官的‘肥得流油’，老百姓‘四处漏水’。”
荀子又说：“当皇帝的不谈论自己有多少财产，地方请侯不应讲求自己的利害，当官的不应计较自身的得失。”
从前周厉王爱财，因而亲近当时建议他实行专利的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劝谏说：“难道周朝的王室要倾覆了吗？荣夷公这种人，利欲薰心，不知大难就要临头了，你为什么要新近他？利益，是世上万物自然产生出来的，是大地宇宙包容承载的公共财产，有如空气和阳光一样。可是世上偏偏有人妄图独占它，那可就后患无穷了。天地万物是天下众生的共同财富，每个人都要从中获取他的生存所需，怎么能独自占有呢？如果有谁执意要这样做，天下怨恨他的人可就多了！人怨甚多而又不防备大难临头，荣夷公用这种方法来引导国王，这还能长久得了吗？”后来，周厉王果真被放逐了。
战国时魏文候的仓库发生了火灾，魏文侯身穿白衣，离开正殿，以示哀痛。大臣们都哭起来。公子成父却走进来祝贺道：“我听说天子把整个国家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诸候把自己的领地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你现在把国家的财富都储藏在国库里，显然藏得不是地方，这种藏法，不发生火灾也要发生人患。幸亏没有发生人患，不也挺好了吗？”孔子说：“老百姓富裕了，作国王的能不同他们一起富裕吗？”
因此说，圣明的君王用他的土地分封诸侯，用他的财物赏赐功臣，不和老百姓争夺利益，对“算是懂得了做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原则——那就是把不是自己拥有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来支配使用。
所以说设立官位，分配职务；委派任命官员，监督他们完成任务；喜欢运筹谋略而不知倦怠；有宽容大度的雅量而又能获得大众的拥戴；解决各种矛盾，消除各种隐患，这些都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必须掌握的治国大道。能做到这一点，文武百官就会对他既畏惧又爱戴，这就是帝王成就一统大业的根本所在。
任 长
【原文】
臣闻料才核能，治世之要。自非圣人，谁能兼兹百行、备贯众理乎？故舜合群司，随才授位；汉述功臣，三杰异称。况非此俦，而可备责耶？
(《人物志》曰：夫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论其大体，则宏略而高远；历纤理微，则宕往而疏越。亢厉之人，不能回挠，其论法直，则括据而公正；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宽恕之人，不能速捷，论仁义，则宏详而长雅；趋时务，则迟后而不及。好奇之人，横逆而求异，造权谲，则倜傥而瑰壮；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
又曰：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理小则迂；策术之政，宜于理难，以之理平则无奇；矫亢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公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其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
昔伊尹之兴土工也，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推，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隰朋，请立以为大行；辟土聚粟，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以为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不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以为大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则夷吾在此。”
黄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于溪毒(附子也)，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企；及其下也，牧竖能追之。才有修短也。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则悖矣。”
魏武诏曰：“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
由此观之，使韩信下帏，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故任长之道，不可不察。
(议曰：魏·桓范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书策为先。分定之后，忠义为首。故晋文行咎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古语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诸葛亮曰：“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译文】
我听说，考察、衡量人的才能，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之一。既然我们不是圣人，谁又能通晓各行各业，懂得天下各门各科的理论呢？所以舜统管各个部门，根据每个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责任；汉高祖刘邦讲论功臣，对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的才干各有不同的说法。何况一般人不能和这些人相比，怎么可以求全责备呢？
[根据人的个性及其相应的长处和短处，刘邵的《人物志》大略概括如下：
性格刚正、志向高远的人，不善于做细致琐碎的事情。所以应当用全面的观点看待这种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远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处理琐碎小事的粗鲁和大意；严厉亢奋的人，不会灵活处事，这种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据，正直公平，说到变通可能就会变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宽容迟缓的人，往往不讲办事效率，至于说到仁义，其为人则弘大周全而宽厚文雅，但对时势则不能迅速准确地把握；好奇求异的人，放纵不羁，追求新奇，运用权谋、诡计则卓异出众，以清静元为之道来考究，这种人往往违背常规而不近人情。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实行王道德化的统治，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辽阔；讲究权谋的统治，适合于扶危救难，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匡正时弊的统治，适合于纠正侈奢坠落的风气，靠它来治理已经病人膏盲的国家只会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统治，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统治，适合于讨伐内乱，靠它来管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残暴了；注重技能的统治，宜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用来解决贫穷衰弱，只能劳民伤财，给民众增加困苦。
以上种种，都是针对某种流弊而采取的一时之计，对治理天下都不是长远的方略。]
从前伊尹大兴土木的时候，用脊力强健的人来背土，独眼人来推车，驼背的人来涂抹..各人做其适宜做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特点都得到了充分发挥。管仲在向齐桓公推荐人才的时候说：“对各种进退有序的朝班礼仪，我不如阴朋，请让他来作大行吧；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如宁戚，请让他来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二军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来作大司马吧；处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滥杀无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宾肯元，请让他来作大理吧；敢于犯颜直谏，不畏权贵，尽职尽忠，以死抗争，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来作大谏吧。你若想富国强兵，那么，有这五个人就够了。若想成就霸业，那就得靠我管仲了。”黄石公说：
“起用有智谋、有勇气、贪财、愚钝的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贪者发财，使愚者勇于牺牲。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
《淮南子》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子这种草药的，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中，任何才能都会有长短不同。比如胡人骑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种类虽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觉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换过来去做，就显得很荒谬了。”基于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诏说：“有进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陈平有什么忠厚的品德？
苏秦何曾守过信义？可是，陈平却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苏秦却拯救了弱小的燕国。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
由此看来，让韩信当谋士，让董仲舒去打仗，让于公去游说，让陆贾去办案，谁也不会创立先前那样的功勋，也就不有今天这样的美名。所以，“任长”的原则，不能不仔细研究。
[魏时桓范说：“帝王用人的原则是审时度势，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时候，以任用懂得军事战略的人为先；天下安定之后，以任用忠臣义士为主。
晋文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计谋行事，而后在夺取政权时又因雍季的忠言奖赏了他。汉高祖刘邦采用陈平的智谋，临终时把巩固政权的重任托付给了周勃。”古语说：“和平时期，品德高尚的人职位高贵；战乱发生的时候，战功多的人得到重赏。”诸葛亮说：“老子善于养性，但不善于解救危难；商鞅善于法治，但不善于施行道德教化；苏秦、张仪善于游说，但不能靠他们缔结盟约；白起善于攻城掠地，但不善于团结民众；伍子胥善于图谋敌国，但不善于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应变；前秦方士王嘉善于知遇明主，但不能让他来事奉昏君；许子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但不能靠他来拢络人才。”这就是用人之所长的艺术。
贤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于法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道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物；好善乐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这就是贤人。
所谓圣人，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来无踪，去无影，变幻莫测，通达元阻。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有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达到这种境界的才是圣人。
[道家的祖师庄周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分析宇宙的精灵——人，也谈到过圣人的人格。
庄子说：“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把自己显得超凡脱俗，高谈阔论，冷嘲热讽，凡此种种，都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贡高我慢而已。这都是山林隐士，愤世疾俗者的作法，这类人远离红尘，形容枯槁，可他们偏偏喜欢这样。
言必仁义忠信，行必恭俭推让，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标榜品行美好而已。这是天下太平时那些读书人好为人师的作法，有学问的和当老师的，都好搞这一套。一开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样事君为臣，匡正朝野，这都是为追求如何治国济世而已。朝廷里的当官的，为尊君强国而奋斗的，开拓疆土、建功立业的，终生追求的就是这些。隐逸山泽，栖身旷野，钓鱼观花，只求元为自在而已。这是悠游江海之士，逃避现实、闲暇幽隐的人所喜好的。吹嘘呼吸，吞吐空气，做一些黑熊吊颈、飞鸟展翅的运动，只不过为了延年益寿而已。这是导引养生、修练气功 者如彭祖一样高寿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从来不刻意修养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讲求仁义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处江海而尤处不安适悠闲，不练气功而自然高寿，一无所有而又无所不有，恬谈无极而众美会聚，这才是大地之大道，圣人之至德啊。”]
人们常常说，英雄豪杰怎样怎样。但是什么样的人才是“英雄豪杰”呢？
汉代有名的专讲谋略的《玉铃经》（亦即《素书》）中有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的品德足以让远方的人慕名而 来，如果他的信誉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见识足以照鉴古人的正误，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绝当代，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作人中之英；如果一个人的理论足以成为教育世人的体系，如果他的行为足以引为道德规范，如果他的仁爱足以获得众人的拥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烛照下属，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个人的形象足可做别人的仪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决断嫌难，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贫婪，如果他的信誉足以团结生活习俗不同的人们，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个人能恪守节操而百折不挠，如果他多有义举但受到别人的诽谤而不发怒，见到让人唾弃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强，见到利益而不随随便便去获取，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杰。”
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人，才是“英雄豪杰”。
品德行为高妙，进退举止皆可为人楷模，有这种品质的人叫做“清节”
之士。延陵、晏婴就是这样的人。能创建法规、制度，使国家强盛，使人民富足，能这样做的人叫做“法孚”之士。管仲、商鞅就是这样的人。思想能与天道相通，计策谋略出神人化，奇妙无穷，有这种能力的就是“术家”。
范蠡、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其德行足以移风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恶，其权术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换代，这样的人叫做“国体”。伊尹。吕望就是这样的人。其品德可为一国之表帅，其治国的方法能够改变穷乡僻壤的落后面貌，其谋略能够用来权衡时事的契机，这样的人叫做“器能”。子产、西门豹就是这一类人。
具有“清节”之风的人，不足之处是为人不够宽弘大量，喜欢推崇一些人，讥刺河责另一些人，凡事太认真，动不动分辨是非，这就叫做好品评人。
子夏之流就是这样。“法家”这类人，并不能做出具有开创性的计划，其思想缺乏长远性，但能承担独当一面的重任，创意新奇，策略巧妙，这可以称之为手段高超。汉宣帝时的名臣张敞和赵广汉就是这样。“术家”这类人，不能独创新制，垂范后人，但能够在遇到变乱时运用谋略，拨乱反正。他们的特点是谋略和智慧有余，公正平允不足，这可以称之为智囊型的人。陈平和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能写传世奇文，著书立说，可以称之为做文章的大手笔。司马迁、班固就这样的人。能够传承圣人的学问，但不能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做这种工作叫“儒学”。汉代儒生毛公和贯公之类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论辩起来不一定合于真理，但反应敏捷，对答如流，这只能叫做有口才。乐毅、曹丘生就这样的人。胆略、勇气过人，才能、谋略超众，这种人叫做“骁雄”。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
《孔子家语》说：“从前贤明的君主一定要对普天下的名流都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声的好坏，而且知道他们的品质优劣，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们相应的头衔，使他们显得尊贵荣耀。这样一来，天下就好统治了。”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对人才的品行之等级要有个基本估量。
品 目
【原文】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统，莫不劳聪明于品材，获安逸于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格，法)；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
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率，犹述也)；虽不能遍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所谓，言之要也)；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忌，怨害也)，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进之貌也。越，过也。孙卿曰：“夫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不诱于誉，不怨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谓之君子也。”)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闲，法也)，行中规绳，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其身(言满天下，无口过也)，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本亦身也)，富则天下无菀财(菀，积)，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
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究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邻，以喻界畔也)。此圣者也。
(《庄子》曰：“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诲之人也，游居博学者之所好也。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也，致功兼并者之所好也。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闲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
《钤经》曰：“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识足以鉴古，才足以冠世，此则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修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此则人之俊也；身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操足以厉贪鄙，信足以怀殊俗，此则人之豪也；守节而无挠，处义而不怒，见嫌不苟免，见利不苟得，此则人之杰也。”
(《人物志》曰：“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延陵、晏婴是也。思信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
清节之流，不能宏恕，好尚讥诃，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创思图远，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是为伎俩，张敝、赵广汉是也。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胆力绝众，材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
《家语》曰：“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然后用天下之爵以尊之，则天下理也。”此之谓矣。
【译文】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国家成就一统天下之基业的资本，没有比辩别人才之高下，并量才使用这件事更重大的了。如果能这样做，那作帝王的就能使良己既显得耳聪目明，又显得安闲良在。
孔子说：“人分五个层次：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若能清清楚楚的分辨这五类人，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
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 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不是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见小利，忘大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总是把持不住自己——有诸如此类的表现的，就是庸人。
那些被称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则。虽不能精通大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多，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既然非常明确，言语既然扼要得当，做事既然有根有据，犹如人的性命和形体一样和谐统一，那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富贵了，也看不出对他有何增益；贫贱了，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损失——这就是士人，亦即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君子特征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但从不向人眩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从不武断。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赶上他，却很难做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对于什么是君子，荀子的看法是：“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但未必一定要让人尊重自己；可以做到被人相信，但未必一定要让人信任自己；可以做到被人重用，但未必一定要让人重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为耻辱，不以被诬陷为耻辱；以不讲信义为耻辱，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耻辱；以无能为耻厚，不以不被任用为耻辱。不被荣誉所引诱，不因诽谤而怨恨，自然率性地做他自己的事，端方正直地约束自己，这就叫君子。”]
贤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于法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道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物；好善乐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这就是贤人。
所谓圣人，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来无踪，去无影，变幻莫测，通达元阻。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有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达到这种境界的才是圣人。
[道家的祖师庄周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分析宇宙的精灵——人，也谈到过圣人的人格。
庄子说：“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把自己显得超凡脱俗，高谈阔论，冷嘲热讽，凡此种种，都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贡高我慢而已。这都是山林隐士，愤世疾俗者的作法，这类人远离红尘，形容枯槁，可他们偏偏喜欢这样。
言必仁义忠信，行必恭俭推让，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标榜品行美好而已。这是天下太平时那些读书人好为人师的作法，有学问的和当老师的，都好搞这一套。一开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样事君为臣，匡正朝野，这都是为追求如何治国济世而已。朝廷里的当官的，为尊君强国而奋斗的，开拓疆土、建功立业的，终生追求的就是这些。隐逸山泽，栖身旷野，钓鱼观花，只求元为自在而已。这是悠游江海之士，逃避现实、闲暇幽隐的人所喜好的。吹嘘呼吸，吞吐空气，做一些黑熊吊颈、飞鸟展翅的运动，只不过为了延年益寿而已。这是导引养生、修练气功 者如彭祖一样高寿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从来不刻意修养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讲求仁义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处江海而尤处不安适悠闲，不练气功而自然高寿，一无所有而又无所不有，恬谈无极而众美会聚，这才是大地之大道，圣人之至德啊。”]
人们常常说，英雄豪杰怎样怎样。但是什么样的人才是“英雄豪杰”呢？
汉代有名的专讲谋略的《玉铃经》（亦即《素书》）中有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的品德足以让远方的人慕名而 来，如果他的信誉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见识足以照鉴古人的正误，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绝当代，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作人中之英；如果一个人的理论足以成为教育世人的体系，如果他的行为足以引为道德规范，如果他的仁爱足以获得众人的拥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烛照下属，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个人的形象足可做别人的仪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决断嫌难，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贫婪，如果他的信誉足以团结生活习俗不同的人们，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个人能恪守节操而百折不挠，如果他多有义举但受到别人的诽谤而不发怒，见到让人唾弃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强，见到利益而不随随便便去获取，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杰。”
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人，才是“英雄豪杰”。
[品德行为高妙，进退举止皆可为人楷模，有这种品质的人叫做“清节”
之士。延陵、晏婴就是这样的人。能创建法规、制度，使国家强盛，使人民富足，能这样做的人叫做“法孚”之士。管仲、商鞅就是这样的人。思想能与天道相通，计策谋略出神人化，奇妙无穷，有这种能力的就是“术家”。
范蠡、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其德行足以移风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恶，其权术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换代，这样的人叫做“国体”。伊尹。吕望就是这样的人。其品德可为一国之表帅，其治国的方法能够改变穷乡僻壤的落后面貌，其谋略能够用来权衡时事的契机，这样的人叫做“器能”。子产、西门豹就是这一类人。
具有“清节”之风的人，不足之处是为人不够宽弘大量，喜欢推崇一些人，讥刺河责另一些人，凡事太认真，动不动分辨是非，这就叫做好品评人。
子夏之流就是这样。“法家”这类人，并不能做出具有开创性的计划，其思想缺乏长远性，但能承担独当一面的重任，创意新奇，策略巧妙，这可以称之为手段高超。汉宣帝时的名臣张敞和赵广汉就是这样。“术家”这类人，不能独创新制，垂范后人，但能够在遇到变乱时运用谋略，拨乱反正。他们的特点是谋略和智慧有余，公正平允不足，这可以称之为智囊型的人。陈平和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能写传世奇文，著书立说，可以称之为做文章的大手笔。司马迁、班固就这样的人。能够传承圣人的学问，但不能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做这种工作叫“儒学”。汉代儒生毛公和贯公之类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论辩起来不一定合于真理，但反应敏捷，对答如流，这只能叫做有口才。乐毅、曹丘生就这样的人。胆略、勇气过人，才能、谋略超众，这种人叫做“骁雄”。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
《孔子家语》说：“从前贤明的君主一定要对普天下的名流都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声的好坏，而且知道他们的品质优劣，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们相应的头衔，使他们显得尊贵荣耀。这样一来，天下就好统治了。”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对人才的品行之等级要有个基本估量。
量 才
【原文】
夫人才能参差，大小不同，犹升不可以盛斛，满则弃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傅子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议。”此量才者也。)
故伊尹曰：“智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辩于万物之情，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
(汉文帝问陈平曰：“君所主何事？”对曰：“陛下不知臣驽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内亲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职。”上曰：“善！”
汉魏相书曰：“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人服。’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之分，以日月为纪。各有常职，不得相干。明主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敬授人事。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人不夭疾，衣食有余矣。此燮理阴阳之大体也。”事具〈洪范〉篇。)
不失四时，通于地利，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举以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
通于人事，行犹举绳，通于关梁，实于府库，如是者，举以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蜀丞相诸葛亮主簿杨颙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卿大夫。”)
忠正强谏而无有奸诈，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举以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义也。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人物志》曰：“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术家之材，三孤之任也；臧否之材，师氏之佐也；伎俩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学之材，保氏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骁雄之材，将帅之任也。”)
太公曰：“多言多语，恶口恶舌，终日言恶，寝卧不绝，为众所憎，为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闾巷，察奸伺祸。权数好事，夜卧早起，虽剧不悔，此妻子之将也。先语察事，劝而与食，实长希言，财物平均，此十人之将也。忉忉截截，垂意肃肃，不用谏言，数行刑戮，刑必见血，不避亲戚，此百人之将也。讼辩好胜，嫉贼侵凌，斥人以刑，欲整一众，此千人之将也。外貌怍怍，言语时出，知人饥饱，习人剧易，此万人之将也。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近贤进谋，使人知节，言语不慢，忠心诚毕，此十万人之将也(《经》曰：“夫将虽以详重为贵，而不可有不决之疑；虽以博访为能，而不欲有多端之惑。”此论将之妙也。)。温良实长，用心无两；见贤进之，行法不枉，此百万人之将也。勋勋纷纷，邻国皆闻，出入豪居，百姓所亲，诚信缓大，明于领世，能效成事，又能救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内，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
(《人物志》曰：“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若聪能谋始，而明不见机，可以坐论而不可以处事；若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虑变；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料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乃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料事，然后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
《经》曰：“智如源泉，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智可以砥砺，行可以为辅警者，人友也；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人吏也；当前快意，一呼再诺者，人隶也。故上主以师为佐，中主以友为佐，下主以吏为佐，危亡之主以隶为佐。”欲观其亡，必由其下。
故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非贤者莫能用贤。故辅佐左右所欲任使者，存亡之机，得失之要。
孙武曰：“主孰有道？
(昔汉王见围荥阳，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赏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人少礼；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宜各去两短，集其两长，天下指麾不足定也。”
魏太祖谓郭嘉曰：“袁本初地广兵强，吾欲讨之，力不能敌，何如？”嘉对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惟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
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
绍以逆动，公以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
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故不慑；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
绍外宽内忌，用人而旋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耳；公外简易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能所宜，不问远近，此度胜，四也。
绍多计少决，失在事后；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
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之，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
绍见人饥寒，恤念之情，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相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
绍以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
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
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
曹公曰：“吾知之，绍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所以为吾奉也。”
杨阜曰：“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后事。今虽强，终为所擒。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必能济大事也。”)
将孰有能？
(袁绍率大众攻许，孔融谓荀彧曰：“袁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为其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令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许攸贪而犯法，必不能纵，不纵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擒也。”后许攸贪不奉法，审配收其妻子，攸怒，奔曹公。又颜良临阵授首，田丰以谏死。皆如彧所料也。)
吾以此知胜之谓矣。
【译文】
人的才能大小是不同的，就象用升无法盛下斗中的东西一样，盛不下就会溢出来，溢出来就全浪费了。用了不该用的人，怎么能没有危险呢？[傅玄说：“品评人才可分九类：一是有德行的，这类人可用来作为政权的根基；二是治理之才，可以让他们来推究事物变化的规律；三是政务之才，可以让他们从事政治体制的运作；四是学问之才，可以让他们搞学术研究；五是用兵之才，可以用以统帅军队；六是理农之才，可以让他们指导农民耕作；七是工匠之才，用以制作器具；八是经商之才，可以用他们来振兴国家经济；九是辩才，可以发挥他们讽谏和议政的长处。”这样做就叫量才使用。]
成汤的辅相伊尹说：“如果心智能与天道相通，能不断地顺应事物的变化，了解万物发展的情况，言论足以用来调合阴阳，正确地核准四时，掌握风调雨顺的规律。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三公。所以，三公的职责是不懈地研究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
[对于相当于三公的宰相的职责，西汉时的陈平说得更明白。当年汉文帝问陈平：“你所负责的都是些什么事情？”陈平说：“陛下不嫌我愚钝，让我当宰相。当宰相的任务就是，对上辅佐皇上，调理阴阳；对下要使万物各得其便；对外镇抚四方，对内团结民众。要让各级官吏各尽其职。”汉文帝说：“讲得好！”
汉代魏相（宣帝时为御史大夫）上书说：“我知道《周易》中讲过：‘天地协调，所以日月运行正常，四时相宜；圣明的君臣统治天下配合协调，少有严刑峻法但百姓悦服。’大地运行，生于阴阳消长。阴阳的规定由日月限定，各有各的责任，不能互相冲犯。贤明的君王谨慎地遵守自然的法则并尊养人才，所以设立柔顺如月的宰相，以顺应四时，掌管政务。君主言行合乎自然法则，遵顺阴阳的变化规律，就使日月光明，风调雨顺，寒暑适宜。这三者秩序相得，就会使天灾不作，百姓康乐富足。这就是为什么要曼理阴阳的主要原因。”以上道理在《洪范》中讲得很明白。]不违背一年四季的农作节令，懂得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能把堵塞不通的环节疏通，能把废弃不用的东西变成财富。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九卿（相当于各部委的部长）。所以，九卿的职责在于全国文明道德的建设。通达人情事故，作风正派，了解税收的关卡，充实国家的府库，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大夫。所以，大夫的职责是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诸葛亮的主薄杨颙说：“坐而论道的是三公，去具体贯彻执行的是卿大夫。”]
忠心正直，犯颜直谏，没有奸诈之心，大公无私，讲话符合国家法规，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列士。所以，列士的职责是常行仁义。道、德、仁、义确立之后，天下就得到治理了。”[有“清节”之风的，可以担任君王的老师，有“法家”之才的可以负责司法工作，“术家”可以作为智囊团，善于评论和研究儒学的也可作太子的老师，会写文章的可以让他去研究历史，“骁雄”之才可以去让他带兵打仗。]
姜太公说：“嘴里唠唠叨叨，不干不净，整天如此，躺下都不停，让众人讨厌。这种人可以让他管理街区，盘察坏人，发现灾祸。爱管杂事，晚睡早起，任劳任怨，这种人只能当妻子儿女的头儿；见面就问长问短，什么事都要指指划划，平时实际上言语很少，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这种人只能做十个人的小头目；整天忧心忡忡的，一付严肃认真的样子，不听劝说，好用刑罚和杀戮，刑必见血，六亲不认，这种人可以统率一百人；争辩起来总想压倒别人，遇到坏人坏事就用刑罚来惩治，总想使一群人统一起来，这种人可以统率一千人；外表很谦卑，话偶尔说一句，知道人的饥饱、劳累还是轻松，这种人可以统率一万人；谨小慎微，日胜一日，亲近贤能的人，又能献计献策，能让人懂得何为气节，说话不傲慢，忠心耿耿，这种人是十万人的将领[《玉钤经》说：“大将虽以周详稳重为贵，但是不可以犹豫不决；虽以多方了解情况为能，但不能顾忌太多，患得患失。”这可说是评论将领之最精妙的言论]；温柔敦厚有长者之风，用心专一，遇到贤能的人就举荐，依法办事，这种人是百万人的将领；功勋卓著，威名远扬，出入豪门大户，但百姓也愿亲近他，诚信宽怀，对治理天下很有见识，能效法前人的伟大事业，也能补救败亡，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普天下的老百姓，都好象他的妻子儿女一般，这种人是英雄的首领，天下的主人。”
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英雄”的应该具有哪些素质呢？
[聪明出众，叫做“英”；胆力过人，叫做“雄”。这是对“英雄”所作的大体上的区分。聪明，是英才本来就应有的，但是英才没有雄才的胆力，其主张就不能推行；胆力，是雄才本来就应有的，但是没有英才的智慧，事情也办不成。假如其睿智足以在事前就有所谋划，但洞察力却看不出行动的契机，这样的人只能坐而论道，不可以让他们去具体施行；假如能谋划在先，洞察力也能跟上去，但没有勇气实行，这就只能处理日常工作，却不能应付突然变故；如果是力气过人，但没有勇气实行，这只可以作为出力的人，不能作为开路的先锋；力气过人，也有勇气实行，但智慧不能预谋事变，这只可以作为先锋，不能作统帅。一定要能谋划在先，明察在后，行动果断，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英才。张良就是这样。气力过人，又有勇气去做，智慧足以料事在前，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雄才。韩信就是这样。如果能一人身兼英、雄两种素质，那就能够掌管天下。汉高祖刘邦、楚 霸玉项羽就是这样的人。]
《玉钤经》说：“智慧有如泉涌，行为堪为表率，这样的人可做导师；智慧可以磨砺他人，行为可以辅助和警策他人，这样的人可为良友；安分守已，奉公守法，不敢做一点出格的事，这样的人可为官吏；还有一种人，你要是只图眼前的方便快意，只要你叫他一声，他就会连连答应，这种人只能做奴隶。所以最好的君主要用堪为导师的来辅佐自己，中等的君主要让良友来辅佐自己，下等的君主要用官吏来辅佐自己，亡国的君主却仔用奴隶来辅佐自己。”要想知道一个国王是否会亡国，只要看他的手下是些什么人就够了。
本来，有同样见识和同样追求的人才会相互亲近，不是贤德的人，就不会任用贤能。因此，任用什么样的人来辅佐自己，实在是存亡的关键，得失的根本啊！
孙武说：“那一方的君主有道义？那一方的主将有才能？我凭这一点就知道胜利属于谁了。”
楚汉相争，曹袁之战，可为孙子这句话作一最好的注脚。
[从前汉王刘邦被围困在荥阳，对陈平说：“天下纷纷扰扰，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啊？”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仁爱，廉节好礼的能人有很多都投奔了他。等到论功行赏、分封爵邑时，项王却很看重这些爵位和土地，这些有才能的人因此与他离心离德。现在大王你对人傲慢不讲礼数，能人中那些顽劣愚钝和贪图小利的也大多投奔了汉军。真应该各自去掉对方的短处，吸收对方的长处，那么天下很快就会安定了。”
魏太祖曹操对郭嘉说：“袁绍地广兵强，我想讨伐他，但力量不足，怎么办？”郭嘉回答说：“刘邦打不过项羽，你是知道的，汉祖刘邦只能用智谋战胜项羽。虽然项羽强大，最终还是被刘邦打败了。我私下想，袁绍有十败，你有十胜。
其一，袁绍虽然兵力强大，但此人没能耐。袁绍礼仪繁琐；你不讲礼节，体任自然。这在管理方法上就胜了。
其二，袁绍虽然强大，但是逆潮流而动；你是顺应历史潮流来率领天下百姓打仗。这在道义上就胜了。
其三，汉末的统治失败在宽松和缓上，袁绍是用宽缓来拯救宽缓，所以没有威慑力；你用刚猛来纠正汉末的宽缓，从而使上下都懂得规矩。这在法治上就胜了。其四，袁绍表面宽缓内怀猜忌，任用了某人马上又怀疑他，重用的只是亲戚子弟；你外表简易内心明智，用人不疑，任人唯才是用，不管远近亲疏。这在度量上就胜了。其五，袁绍计谋有余而决断不足，失败在谋于事后；你有了好计策就实行，不断地顺应各种变化。这在谋略上就胜了。第六，袁绍因出身名门，有几代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故意拿出架式，以获取好名声，能人中那些好说漂亮话的阿谀奉承之徒都投奔了他；你诚心待人，实实在在做事，不喜奉承，以朴素的作风带领下属，赏赐有功的人也一点都不吝啬，能人中那些忠厚正直有远见而又有实际才能的人都愿意为你效劳。这在品德上就胜了。其七，袁绍看见别人挨饿受冻，怜悯之情马上就表现出来，看不见的时候，想也不去想，这只不过是人们常说的‘妇人之仁’；你对眼前的小事，常常忽视，至于说那些大事，却能想到很远，给别人的恩惠，都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期望。即使看不见，都考虑到了，没有不接济扶助的。这在仁爱上就胜了。其八，袁绍因大臣争夺权力，被谗言搞昏了头；你用自然之道去领导部下，让他们慢慢地去熟悉自己的职责，这在明智上就胜了。其九，袁绍不能明辨是非；你认为是对的就以礼相待，认为不对的就依法查处，这在策略上就胜了。其十，袁绍好搞花架子，不懂得兵法的要旨；你以少胜多，用兵如神，你的军队仰仗你，敌人害怕你，这在军事上就胜了。”曹操说：“我知道了，袁绍为人，志大才疏，表面严厉，胆子却很小，猜忌苛刻却又没有威严，兵力虽强但布署混乱，将帅骄横，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然丰富，但那都是给我准备的。”
魏明帝的少府杨阜在谈到曹操时说：“袁绍宽缓而不果断，好谋划而少决断。不果断就没有威望；少决断就会谋在事后。现在虽然强大，最终还是要被打败的。曹操有雄才大略，决断的时候毫不犹豫，法令一致，军队精干。一定能成就大事。”]
[袁绍率领大军攻打许都，孔融对曹操的谋士荀或说：“袁绍地广兵强，有田丰、许攸这样的谋士为他出谋画策；有审配、逢纪这样的忠臣辅佐他；有颜良、文丑这样勇冠三军的人给他带兵。恐怕很难战胜他吧？”荀或说：
“袁绍兵力虽然强大，但法令不严；田丰刚愎犯上；许攸贪图小利不律已；审配专横而没有谋略；逢纪果敢但自以为是。有这几个人在他身边，其后果就不难知道了。许攸贪图小利就会犯法，袁绍一定不会放过他，不放过他就一定会生变。颜良、文丑是一夫之勇罢了，可以一战而擒。”后来，许攸贪图小利而违法，审配收监了他的家小，许攸一气之下投奔了曹操。颜良在战场上被斩首，田丰因劝谏袁绍而死于非命。一切都没有逃出荀或的预料。]
知 人
【原文】
臣闻主将之法，务览英雄之心。然人未易知，知人未易。汉光武，聪听之主也，谬于庞萌；曹孟德，知人之哲也，弊于张邈。何则？夫物类者，世之所惑乱也。故曰：狙者类智而非智也，(狙，音自舒反。慢也。)愚者类君子而非君子也，戆者类勇而非勇也。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幽莠之幼似禾，骊牛之黄似虎，白骨疑象，碔砆类玉。此皆似是而非也。
(《人物志》曰：“轻诺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无效，进锐似精而去速，诃者似察而事烦，诈施似惠而无终，面从似忠而退违。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有大权似奸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内明，博爱似虚而实厚，正言似讦而情忠。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得其实也？”)
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知于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长，音竹两反。)，有顺懁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焊(音汗)。”
太公曰：“士有严而不肖者，有温良而为盗者，有外貌恭敬、中心欺慢者，有精精而无情者，有威威而无成者，有如敢断而不能断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有倭倭迤迤而有效者，有貌勇狠而内怯者，有梦梦而反易人者。无使不至，无使不遂，天下所贱，圣人所贵，凡人莫知，惟有大明，乃见其际。”此士之外貌而不与中情相应者也。
(桓范曰：“夫贤愚之异，使若葵之与苋，何得不知其然？若其莠之似禾，类是而非是，类贤而非贤。”扬子《法言》曰：“或问难知曰：‘太山之与蚁蛭，江河之与行潦，非难也。大圣与大佞，难也！于乎！唯能别似者，为无难矣！’”)
知此士者而有术焉。微察问之，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谋，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远使以财，以观其廉(又曰：委之以财，以观其仁；临之以利，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又曰：悦之以色，以观其不淫。)；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又曰：告之以危，而观其勇。又曰：惧之，以验其特。)；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又曰：醉之以酒，而观其则。又曰：醉之以酒，观其不失。)。
《庄子》曰：“远使之，而观其忠(又曰：远使之，以观其不二。)；近使之，而观其敬(又曰：近之以昵，观其不狎。)；烦使之，而观其能(又曰：烦之以事，以观其理。)；卒然问焉，而观其智(又曰：设之以谋，以观其智。太公曰：事之而不穷者，谋。)；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太公曰：使之而不隐者，谓信也。)；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又曰：纵之以视，观其无变。)。”
《吕氏春秋》曰：“通，则观其所礼(通，达也。)；贵，则观其所进(又曰：达，视其所举也。)；富，则观其所养(又曰：富，视其所与。又曰：见富贵人，观其有礼施。太公曰：富之而不犯骄逸者，谓仁也。)；听，则观其所行(行则行仁)；近，则观其所好(又曰：居，视其所亲。又曰：省其居处，观其贞良；省其交游，观其志比。)；习，则观其所言(好则好义，言则言道。)；穷，则观其所不爱(又曰：穷，则视其所不为非。又曰：贫，视其所不取。)；贱，则观其所不为(又曰：贫贱人，观其有德守也。)。喜之，以验其守(守，慎守也。又曰：喜之，以观其轻。)；乐之，以验其僻(僻，邪僻也。又曰：娱之以乐，以观其俭。)；怒之，以验其节(节，性也。又曰：怒之仇，以观其不怨也。)；哀之，以验其仁(仁人，见可哀者则哀。)；苦之，以验其志(又曰：检之，以观其能安。)。”
《经》曰：“任宠之人，观其不骄奢(太公曰：贵之，而不骄奢者，义也。)；疏废之人，观其不背越；荣显之人，观其不矜夸；隐约之人，观其不慑惧；少者，观其恭敬好学而能悌(《人物志》曰：“夫幼智之人，在于童[齿乙]，皆有端绪。故文本辞繁，辩始给口，仁出慈恤，施发过与，慎生畏惧，廉起不取者也。”)；壮者，观其廉絜务行而胜其私；老者，观其思慎，强其所不足而不逾。父子之间，观其慈孝；兄弟之间，观其和友；乡党之间，观其信义；君臣之间，观其忠惠(太公曰：付之而不转者，忠也。)。”此之谓观诚。
(傅子曰：“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设所修出于为道者，则言自然而贵玄虚；所修出于为儒者，则言分制而贵公正；所修出于为纵横者，则言权宜而贵变常。九家殊务，各有所长，非所谓难。所谓难者，以默者观其行，以语者观其辞，以出者观其治，以处者观其学。四德或异，所观有微，又非所谓难也。所谓难者，典说诡合，转应无穷，辱而言高，贪而言廉，贼而言仁，怯而言勇，诈而言信，淫而言贞。能设似而乱真，多端以疑暗。此凡人之所常惑，明主之所甚疾也。君子内洗其心，以虚受人，立不易方，贞观之道也。九流有主，贞一之道也。内贞观而外贞一，则执伪者无地而逃矣。夫空言易设，但责其实事之效，则是非之验立可见也。”
故韩子曰：“人皆寐，盲者不知；人皆默，喑者不识。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穷矣。发齿吻，视毛色，虽良、乐不能必马；连车蹴驾，试之行途，则臧获定其驽良。观青黄，察锻销，虽欧冶不能必剑；陆断狗马，水截蛟龙，虽愚者识其利钝矣。是知明试责实，乃圣功也。”)
《人物志》曰(凡有血气者，莫不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着形。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也。)：“骨植而柔立者，谓之宏毅。宏毅也者，仁之质也(木则垂阴，为仁之质。质不宏毅，不能成仁。)。
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火则照察，为礼之本。本无文理，不能成礼。)。
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为信之基。基不贞固，不能成信也。)。
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金能断割，为义之决。决不勇敢，不能成义也。)。
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达，为智之原。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
故曰：直而不柔则木(木强僥讦，失其正色。)，劲而不精则力(负鼎绝髌，失其正劲。)，固而不端则愚(专己自是，陷于愚戆。)，气而不清则越(辞不清顺，发越无成。)，畅而不平则荡(好智无涯，荡然失绝。)。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神者，质之主也。故神平则质平，神陂则质陂也。)，明暗之实在于精(精者，实之本。精清则实明，精浊则实暗。)，勇怯之势在于筋(筋者，势之用也。故筋劲则势勇，筋弱则势怯。)，强弱之植在于骨(骨者，植之机。故骨粗则植强，骨细则植弱。)，躁静之决在于气(气者，决之地也。气盛，决于躁；气冲，决于静。)，惨怿之情在于色(色者，情之候。故色悴由情惨，色悦由情怿也。)，衰正之形在于仪(仪者，形之表。故仪衰由形殆，仪正由形肃。)，态度之动在于容(容者，动之符。故哀动则容哀，态正则容度也。)，缓急之状在于言(言者，心之状。故心恕则言缓，心偏则言急也。)。
若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崇容直，则纯粹之德也。”
夫人有气。气也者，谓诚在其中，必见诸外。故心气粗讼者，其声沉散；心气详慎者，其声和节；心气鄙戾者，其声粗犷；心气宽柔者，其声温润。信气中易，义气时舒，和气简略，勇气壮立。此之谓听气。
(以其声，处其实。气生物，物生有声。声有刚柔清浊，咸发乎声。听其声，察其气，考其所为，皆可知矣。)
又有察色。察色，谓心气内蓄，皆可以色取之。夫诚智，必有难尽之色(又曰：诚智，必有明达之色。)；诚仁，必有可尊之色(又曰：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难慑之色(又曰：诚勇，必有矜奋之色也)；诚忠，必有可观之色；诚絜，必有难污之色；诚贞，必有可信之色。质色浩然固以安，伪色曼然乱以烦。此之谓察色。
(《人物志》曰：“夫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仁目之精，悫然以端；勇胆之精，晔然以强。夫忧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疢之色，乱而垢理；喜色，愉然以怿；愠色，厉然以扬；妒惑之色，冒昧无常。是故其言甚怿而精色不从者，中有违也；其言有违而精色可信者，辞不敏也；言未发而怒色先见者，意愤溢也；言已发而怒气送之者，强所不然也。”凡此之类，虽欲违之，精色不从，威愕以明，虽变可知也。)
又有考志。考志者，谓方与之言，以察其志。其气宽以柔，其色检而不谄，其礼先人，其言后人，每自见其所不足者，是益人也。若好临人以色、高人以气、胜人以言，防其所不足，而废其所不能者，是损人也。(太公曰：“博文辩辞，高行论议，而非时俗，此奸人也。王者慎勿宠之也。”)
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饰其美、不隐其恶、不防其过者，是质人也。(又曰：与之不为喜，夺之不为怒，沉静而寡言，多信而寡貌者，是质静人也。议曰：太公曰：“朴其身头，恶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得，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之。夫质人之中有如此之伪者也。”)
若其貌曲媚，其言谀巧，饰其见物，务其小证，以故自说者，是无质人也。(议曰：晏子云：“谗夫佞人之在君侧，材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诚于中者，必谨小诚于外，以成其大不诚。此难得而知也。荀悦曰：“察人情术，观其言行，未必合道，而悦于己者，必佞人也；观其言行，未必悦己而合于道者，必正人也。”此察人之情之一端也。)
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烦乱以事而志不惑，深导以利而心不移，临慑以威而气不卑者，是平心固守人也。(又曰：荣之以物而不娱，犯之以卒而不惧，置义而不迁，临货而不回者，是果正人也。议曰：孔子称：“取人之法，无取健。健，贪也。夫健之弊有如此者矣。”)
若喜怒以物而心变易，乱之以事而志不治，示之以利而心迁动，慑之以威而气恇惧者，是鄙心而假气人也。(又曰：若格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诺而不决者，是情弱之人也。)
设之以物而数决，惊之以卒而屡应，不文而慧者，是有智思之人。(议曰：太公云：“有名而无实，出入异言，扬美掩恶，进退为功，王者慎勿与谋。夫智思之人，弊于是矣。”)
若难设以物，难说以言，守一而不知变，固执而不知改，是愚佷人也。(议曰：志士守操，愚佷难变。夫不变是同，而愚智异者，以道为管也。何以言之？《新语》云：“夫长于变者，不可穷以诈；通于道者，不可惊以怪；审于辞者，不可惑以言；达于义者，不可动以利。故君子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学问欲博而行己欲敦。目不淫炫耀之色，耳不乱阿谀之辞。虽利以齐鲁之富而志不移，设以松乔之寿而行不改，然后能一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观其道业。”此其所以与愚佷异也。)
若屏言而勿顾，自私而不护，非是而强之，是诬嫉人也。(议曰：刘备以客见诸葛亮而贤之，亮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忤数。奸形外露，邪心内藏。必曹氏刺客。”后果然。夫奸人容止，大抵如是。
何晏、夏侯玄、邓扬等，求交于傅嘏而不纳也。或怪而问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也；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败衅，妒前而无功。以吾观此三人，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后皆如嘏言。夫妒者之行，有如此者。)
此之谓考志。
(《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质欲懿重，志欲宏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堪物侄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诗》咏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以色，心小也；‘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论之，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心大志大者，豪杰之隽也；心大志小者，傲荡之类也；心小志小者，拘懦之人也。”)
又有测隐。测隐者，若小施而好得，小让而大争，言愿以为质，伪爱以为忠，尊其行以收其名。此隐于仁贤。(孙卿曰：“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言霸道者，何也？彼非本政教也，非服人心也，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桀耳，曷足称大君子之门乎？”)
若问则不对，详而不穷，貌示有余，假道自从，困之以物，穷则托深。此隐于艺文也。(又曰：虑诚不及而佯为不言，内诚不足而色亦有余，此隐于智术者也。《人物志》曰：“有处后持长，从众所安，似能听断者；有避难不应，似若有余而实不解者；有因胜情错失、穷而称妙，似理不可屈者。此数似者，众人之所惑也。”)
若高言以为廉，矫厉以为勇，内恐外夸，亟而称说，以诈气临人。此隐于廉勇也。(议曰：太公云：“无智略大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将。”此诈勇之弊也。)
若自事君亲而好以告人，饰其见物而不诚于内，发名以君亲，因名以私身。此隐于忠孝也。此谓测隐矣。(《人物志》曰：“尤妙之人，含精内真，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违。而人之求奇，不以精微测其玄机，或以貌少为不足，或以瑰姿为巨伟，或以真露为虚华，或以巧饰为真实。”何自得哉？故须测隐焉。)
夫人言行不类，终始相悖，外内不合，而立假节以惑视听者，曰毁志者也。(《人物志》曰：“夫纯讦性违，不能公正，依讦似直，以计讦善；纯宕似流，不能信道，依宕似通，行傲过节。故曰：直者亦讦，讦者亦讦，其讦则同，其所以为讦则异；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则同，其所以为宕则异。观其依似，则毁志可知也。”)
若饮食以亲，货赂以交，损利以合，得其权誉而隐于物者，曰贪鄙者也。(太公曰：“果敢轻死，苟以贪得，尊爵重禄，不图大事，待利而动，王者慎勿使也。”)
若小知而不大解，小能而不大成，规小物而不知大伦，曰华诞者也。(文子曰：“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诚其大略非也，闾里之行，未足多也。”)
又有揆德。揆德者，其有言忠行夷，秉志无私，施不求反，情忠而察，貌拙而安者，曰仁心者也。有事变而能治效，穷而能达，措身立功而能遂，曰有知者也。有富贵恭俭而能威严，有礼而不骄，曰有德者也。(议曰：鱼豢云：“贪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处所然耳。”是知别恭俭者，必在于富贵人也。)有隐约而不慑，安乐而不奢，勋劳而不变，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有恭敬以事君，恩爱以事亲，情乖而不叛，力竭而无违，曰忠孝者也。此之谓揆德。
(桓范曰：“夫帝王之君，历代相踵，莫不慕霸王之任贤，恶亡国之失士。然犹授在凶愚，破亡相属，其故何哉？由取人不求合道，而求合己也。”故《人物志》曰：“清节之人，以正直为度，故其历众材也，能识性行之常而或疑法术之诡；术谋之人，以思谋为度，故能识策略之奇而或失遵法之良；伎俩之人，以邀功为度，故能识进趋之功而不信道德之化；言语之人，以辩析为度，故能识捷给之慧而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驳，莫肯相是。凡此之类，皆谓一流。故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矣。”又曰：“夫务名者不能出陵己之后，是故，性同而材倾，则相援而相赖也；性同而势均，则相竞而相害也。此又同体之变，不可不察也。”)
夫贤圣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识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又曰：夫天下之人不可尽与游处。何以知之？欲观其一隅，则终朝足以识之；将究其详，必三日而后足。何谓三日而后足？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然则何以知其兼偏而与之言乎？其为人务以流数，抒人之所长，而为之名目。如是者，谓兼也；好陈己善，欲人称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谓偏也。)是故，仲尼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爱物，蔽在无断；信者露诚，蔽在无隐。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率此道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译文】
我听说领导将帅的原则是，一定要了解手下英雄的内心世界。然而，人不容易了解，了解人不容易。汉光武帝刘秀是很善于听其言知其人的皇帝，但却被庞萌迷惑；曹操是明察将士的高手，还是给张逸骗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事物之表面现象相似但实质不同，是很容易迷惑人的。所以目空一切的人看样子很聪明其实并不聪明；愚蠢得可爱的人看上去象个正人君子其实不是君子；鲁莽的人好象是很勇敢的人其实不是。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大多给人一种颇有智慧的印象，亡国之臣往往表现出忠心耿耿的样子。混杂在禾苗里的莠子在幼苗时期与禾苗几乎没有区别；黑牛长上黄色的花纹很象是老虎；白骨象是象牙；色泽象玉的石头很容易与玉石混淆。这都是似是而非的事物以假乱真的情况。
宋镏尽匪担骸八嫠姹惚阈砼档娜烁说挠∠笪怂欤导噬险庵?
人却少有信用；什么事都要插一手的人好象多才多艺，一旦要他拿出真本事就会露馅；锐意进取的人似乎精诚专一，可是这种人的热情不会持久；吹毛求疵的人好象是很精明，实际上只能添麻烦；动不动答应给人这样那样的好处的人好象乐于施惠，但是这种人常常说了不算；当面百依百顺的人貌似忠诚，然而这种人大多是阳奉阴违之辈。这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典型现象。也有似非而是的情况。大政治家看似奸诈，却是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有大智慧的人看似痴愚，然而其内心却一片空明，聪明盖世；博爱的人看似虚幻，其心胸实际上非常宽厚充实；正直无私的忠言虽然听了让人不高兴，但其情感却是出自一片至诚。人世间诸如此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现象，如果不是天下最精明的人，谁能分辨得清呢？”]
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知人比知天还难。天还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可人呢，表面看上去一个个都好象很老实，但内心世界却包得严严实实，深藏不露，谁又能究其底里呢！有的外貌温厚和善，行为却骄横傲慢，非利不干；有的貌似长者，其实是小人；有的外貌圆滑，内心刚直；有的看似坚贞，实际上疲沓散漫；有的看上去泰然自若，迟迟慢慢，可他的内心却总是焦躁不安。”姜太公说：“人有看似庄重而实际上不正派的；有看似温柔敦厚却做盗贼的；有外表对你恭恭敬敬，可心里却在诅咒你，对你十分蔑视的；有貌似专心致志其实心猿意马的；有表面风风火火，好象是忙得不可开交，实际上一事无成的；有看上去果敢明断而实际上犹豫不决的；有貌似稀里胡涂、懵懵懂懂，反倒忠诚老实的；有看上去拖拖拉拉，但办事却有实效的；有貌似狠辣而内心怯懦的；有自己迷迷糊糊，反而看不起别人的。有的人无所不能，无所不通，天下人却看不起他，只有圣人非常推重他。一般人不能真正了解他，只有非常有见识的人，才会看清其真相。”凡此种种，都是人的外貌和内心不统一的复杂现象。
[南北朝时的政论家桓范说：“如果贤惠和痴愚的不同，像葵花和苋菜那样容易区别，那还有什么不好辨认的呢？可是贤惠和愚劣却像莠与禾苗一样，常常似是而非，那就难办了。”战国时哲学家杨朱在《法言》中说：有人问到知人之难时说：“人和人的区别如果像泰山与蚂蚁，河海与小水洼一样，那太容易分辨了！可是如果要区别大圣与大奸，就太难了！鸣呼，只有把似是而非的现象辨别清楚后，才可以说知人不难的话！”]
知人难，但不是不能知。我们的古人对如何彻底了解一个人总结出许多非常实用的方法。下面就是作者的介绍和归纳。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语言的表达能力，可以向他隐晦含糊地突然提出某些问题；连连追问，直到对方无言以对，可以观察一个人的应变能力；与人背地里策划某些秘密，可以发现一个人是否诚实；直来直去地提问，往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德如何；让人外出办理有关钱财的事，就能考验出是否廉洁[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钱财交给他，由他支配，可以观察他是否仁义，或者让他面临有利可图的事情，也可以看出他是否廉洁]；用女色试探他，可以观察一个人的贞操[或者让他呆在令人兴奋的美女身边，就能知道他是不是一个yín乱的人]；要想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勇气，可以把事情的艰难告诉他，看他有何反映[或者突然告诉他危险在即，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勇气；或者猛地恐吓他，看他是否有特别之处]；让一个人喝醉了酒，能看出人的定力[有人用让人醉酒的方法来考验一个人会不会乱性]。
《庄子》说：“派人到遥远的地方办事能知道一个人是否忠诚[或者说有没有贰心]；而在跟前办事则能观察出他是否尽职[还有一种说法是近在身边与他亲昵，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一个轻薄无仪的人]；一个劲让人做繁杂的工作，可以看出他有没有临烦不乱的才能[或者说调理烦杂事务的本事]；突然间向一个人提问可以观察其机智[或者与之共同策划来看他的智力。姜太公说：有连续不断之应变能力的人是有谋略的人]。可以用仓猝间和一个人约定的办法来观察他是否守信用[太公说：办事过程中不向你隐瞒消息，就可以称作有信用]。使一群人杂然而处，看某个人的神色变化，就能发现其人的种种隐情[或者让人随便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观察出他对什么事情是坚持不变的]。”《吕氏春秋》说：“仕途顺利时看他所尊敬的人是谁；显达的时候看他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或者在一个人青云直上时要看他提拔的是些什么人]；富裕的时候要看他所抚养的对象[或者看他帮助些什么人。太公说：富贵了仍然那么朴素诚恳，就叫做仁]。听其言，观其行，可以知道一个人是否仁善；看一个人经常接近些什么东西就能知道他的爱好[或者通过观察一个人的居室，就能大致估计出他的亲朋好友是些什么人，志向如何]；经常接近一个人要体味他说话的真义[是否谈论仁义道德]；一个人倒霉、穷困时要看他不喜欢什么东西[或者看他不敢做的是什么，会不会做坏事]；贫贱时要看他不爱做什么事，这样就能看出他有没有骨气；在一个人高兴时能检验出他是否有自制力或者是否轻佻；快乐时能检验出他的嗜好是什么或是否俭朴；让人发怒可以考验他的本性优劣[或者用仇人触怒他，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个记仇的人]；让人悲伤能知道一个人是否仁爱，因为宅心仁厚的人见别人悲哀也会与之同哀；艰难困苦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志气或是否有随遇而安的修养。”《经》书说：“受重用、宠爱的人，要看他会不会骄奢淫逸[姜太公说：富贵而不骄奢的人有仁义]；被当权者疏远、闲置的人，要看他会不会背叛或有什么越轨行为；荣贵显达的人，要看他是不是见人就夸耀自己，显得了不起；默默无闻的人，看他是不是有所畏惧；青少年要看他能不能恭敬好学又能与兄弟和睦相处。[《人物志》说：“从小聪慧的人，在小时候就能有所表现。所以说，文才本于辞藻丰富，辩才始于口齿灵俐，仁爱出于慈善怜恤，好施生于大方，谨慎生于畏惧，廉洁起自不拿别人的东西。”]壮年人，要看他是否廉洁实干，勤恳敬业，大公无私；老年人，要看他是否思虑慎重，各方面都衰退了，身体精力都不济了，是否还要拼命挣扎。父子之间，看他们是否慈爱、孝顺；兄弟之间，看他们是否和睦友善；邻里之间，看他们是否讲信义；君臣之间，看君主是否仁爱，大臣是否忠诚。”[姜太公说：“给他权力但不变心的才是忠。”]这些用以识别人的方法叫“观诚”。
[傅玄说：“知人的难处，最难的是辨别真伪。如果一个人的修养是源于道家，他就会言谈自然，崇尚玄妙虚无；如果是出自儒家，一开口就是礼仪制度，崇尚公平正直；如果是出自纵横家，就好谈论权力、机变，崇尚改革、变法。诸子百家各有不同的追求，各有不同的长处。分辨他们的不同，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知人之难。当一个人静默不动的时候，怎样才能知道他将如何行动？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怎能知道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在他从政的时候，会做出怎样的业绩？在他赋闲的时候，他的学识如何？这四种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仔细观察，总能发现他们的不同。所以这也不是我们所说的难处。
我们所说的难处是，有的人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阴谋奸诈找理论根据。看风使舵，八面玲珑，受了侮辱却标榜自己如何如何品德高尚；贪得无厌却满口清正廉洁；残害众生却偏说自己多么仁慈；怯懦无能却说自己英勇非凡；为人奸诈却要信誓旦旦；淫荡好色偏偏装出坚贞不二的样子。凡此种种的伪君子，都有一套以假乱真的技巧，会花样翻新地迷惑人们的视听。这在普通百姓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然而对于当权者来说，却是最为痛恨、忌讳的。有德行的人，力求使自己的心灵纯洁虚灵，虚心平和地待人，任凭外界人欲横流，但永不动摇端方正直的立身总则。明白了这些，才算明白了最正确的观察人的方法。百家九流，都有他们一贯坚持的原则。内心有了正确的观察人的方法，对外坚持原则，那些千方百计伪装的奸险小人就无处藏身了。空头高调谁也会唱，但只要以实践检验其实质，那么是非正误马上就暴露无遗了。”
因此之故，韩非子说：“在人们都睡着的时候，就无法分辨谁是盲人；当人们都不说话的时候，就无法知道谁是哑吧。醒了之后让他们看东西，提出问题让他们回答，哑吧和盲人就无法隐瞒了。看口齿，观毛色，即使是最优秀的伯乐也看不出哪个是好马，只要让马驾车奔驶，就是不善相马的奴仆臧获也能辨别是好马还是驽马。从一把宝剑表面的颜色和铸锻的纹理去鉴定，就是善观剑的欧冶子也未必知道好坏，只要在地上宰狗杀马，水里斩截蛟龙，即使是蠢人也能分辨剑的优劣。由此可见，能够明白通过实践考查事情、人物的真伪，是最高明方法。”]
《人物志》说[由血和气构成血肉之身的生物无一不是由阴阳和合而确定其性质，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其形体。因此人的身体也是可由这五种物质表示：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这都是五种元素在人身上的体现。五种物质的实体，各有各的功用]：“骨骼坚硬而柔和，本性就坚强刚毅。
坚强刚毅是仁爱之本质表现[木的本质低垂而阴湿，本质不刚毅，就不会构成仁的本性]；气质清朗而高洁，就是有文理。文理是礼的基础[火的本性是能照亮万物，所以是礼的基础。基础没有文理，就无法成为礼]；形体端正而坚实，就是坚贞安定。这是信的根基[万物皆由土生，这是信的根基。根基不坚固，就不能成为信]；筋脉强劲而精纯，就是勇敢。勇敢是义的前提[金能削切，所以是勇的前提。前提没有勇气，义就不能成立]；态度平和而爽快，这是通晓幽微之理的条件，通晓幽微之理是智慧的本质[水流通畅，是智慧的源泉。源流不能无处不至，就难以成为智慧]。人的这五种属性是不可变更的，所以称之为五常。因此说，只有劲直但不柔软就是僵直[木性太僵直就枯干，就将丧失其本色]；强劲而不精纯就是徒有死力[用死劲扛鼎就会压折腿骨，这是因为不会用用巧劲的缘故]；光是坚定但不端正就是愚钝[只考虑对自己有利，自以为是，就会陷入痴愚戆直]；有血性但不精纯就会放纵[说话不清楚，不顺畅，就会过火而坏事]；性格开朗但心气不平和就是放荡[好表现自己聪明，无拘无束，放荡不已，就会失去自己]。然而，性情坦荡还是猥琐的本质取决于神[人的神主宰着智，所以神气平和的人，气质上也显得平和；神气猥琐的人气质也不佳]；聪明还是愚昧取决于精[精是心的根本，精气清爽心地就明快；精气浑浊心智就愚昧]；勇敢或怯懦取决于筋脉[筋脉是气魄的基础，筋脉强就显得有气势，弱就显得怯懦]；坚强或懦弱的根源在于骨质[骨骼是人的质地的关键，所以骨植粗壮就显得强悍；骨植纤细就显得懦弱]；急躁还是宁静取决于气[气是决断的基础，气盛就急躁；气平则宁静]；由面部的气色可以发现一个人的苦乐[气色是精气的外现，所以内心悲惨就脸色憔悴；心情愉悦就显得容光焕发]；悲伤还是严肃会在仪表上反映出来[仪表是形体的外在表现，身体有了毛病，仪表就显得疲惫；身体肃穆，仪表也显得端正]；态度的变化表现在脸上[表情是内心活动的标签，内心悲哀表情也悲哀；内心镇静表情也适度]；和缓、急躁的情绪会在言谈中流露出来[言为心声，宽恕必然言语平和；心急必然语快]。
“如果是心性质朴纯洁，怡淡平和，内心聪慧，外表开朗，精力充沛，声音清雅，颜色和悦，仪表高洁，容颜端方，这乃是具有纯粹之品格的象征啊！”
《人物志》还说：“人有精气，精气如果是内在实有，就一定会表现出来。因此，心气粗糙的人，他的声音就会沉重而散漫；心气周详谨慎的人，他的声音就显得平和而有节制；心气鄙陋乖戾的人，他的声音就粗犷；心气宽缓柔顺的人，他的声音就温和圆润。讲信义的人心气柔和平易，讲义气的人心气从容不迫，和气安详的人心气简易随和，有勇气的人心气雄壮奇绝。”
用这种方法来观察人，叫做“听气”。
[因为声音处在一个实体中，阴阳二气产生物质，物质就会生出声音。声有刚柔清浊，听声音，体察发声之物的气质，再思索其目的，对其内心活动就可以有所了解了。]
要想了解一个人，还可以用“察色”之法。
察色所以能知人，是因为人的心气虽然隐藏在内心深处，但可以通过人的脸色去把握它。真正聪慧的人一定会表现出难以言说、无法穷尽的神色[还有一种说法：真正聪慧的往往流露出明朗、坦然的神色]；真正仁厚的人一定具有值得尊重的神色[或者说有温柔的神色]；真正勇敢的人一定具有不可威慑的神色[或曰自负奋发的神色]；真正忠诚的人一定具有一种耐人寻味的神色；真正高洁的人一定具有难以玷污的神色；真正有节操的人一定具有值得信任的神色。质朴的神色浩气凛然，坚强而稳重；伪饰的神色优移不定，让人烦燥不安。这就叫做“察色”。
[《人物志》说：“心地光明正直的人，他的仪容显得强劲而宁定；心地平和的人神态也安闲自在。一个人的仁爱之心到最纯粹的时候，就会显得正直而端庄；勇敢到了极至的时候，神色就显得骠悍而刚强。心有忧患，神色一定疲乏而枯槁；身有疾患，就显得篷头垢面；喜色让人愉快；怒色眉横目竖；心中困惑不解，神色就莽莽撞撞，反复无常。所以，如果一个人说得非常动听，而表情与言语却不协调，心中一定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如果一个人语无伦次，可是底气十足，神色又很诚恳，那是因为他不善言辞，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疑的用心；没有说话就怒形于色的，是因为太愤怒了；言语和怒气同时喷发的，是这人急于要强迫别人改变他认为不对的事情。凡此种种，虽然当事人想竭力遮掩，但内心的真实活动与外在的对应表现却总难随意支配。即便是受到了威吓或惊恐，临时改变他的面孔，仍然骗不了人。”]
除了“察色”，知人之法还有“考志”一说。
“考志”的办法是通过与对方谈话来考核他的心志。如果一个人的语气宽缓柔和，神色恭敬而不谄媚，先礼后言，常常自己主动表露自己的不足之处，这样的人是可以结别人带来好处的人。如果说话盛气凌人，话语上总想占上风，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不足，故意掩饰他的无能，这种人只会损害别人。[姜太公说：“夸夸其谈，抬高自己的为人，喜欢高谈阔论，非议时俗的人是奸险的人。作君王就提高警惕，不要宠信他。]如果一个人的神情坦率而不轻慢，言谈正直而不偏私，不掩饰自己的美德，不隐藏自己的坏处，不防备自己的过失会使自己被动，这是质朴的人。[姜太公还说：“给他好处不因此而高兴，不给他好处也不因此而恼恨，沉静而寡言，多守信用但不在外表上炫耀，这是淳厚而宁静的人。”太公说：“不打扮，不修饰，篷头垢面，破衣烂衫，讲的是清静无为，求的是功名利禄；说是无利无欲，实际上贪得无厌，这种人是伪君子。君王千万不能亲近这种人。那些貌似质朴的人中就有这种伪君子。]如果一个人的神情总是讨好别人，他的言谈竭尽阿谀奉承，好做表面文章，尽量表现他微不足道的善行，因此而自鸣得意，这种人是虚伪的人。[晏子说：“如果君王的身边尽是些好进谗言的奸佞之辈，他们会施展出非常的才能，以获取君王的恩宠。心中隐藏着极大的不诚实的人，会把小小的诚实表露出来，以便成就其居心叵测的目的，这种人是最难察知的。”
荀悦说：“观察人的技术是如果发现一个人的言行并不合乎道义，但他很会讨人欢喜，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奸佞之徒；如果其言行虽然不一定能让自己高兴，但却合乎道义，这样的人必然是正人君子。”这也是知人的一种办法。]
假如一个人感情的喜怒不会因外界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来；乱七八糟的琐事虽然使人心情烦乱，但心志不被迷惑；不为厚利的诱惑所动；不向权势的威胁低头，这种人是内心平静、坚贞不屈的人。[还有一种说法：得到足以使人荣耀的财物但不高兴得手舞足蹈，猛地惊吓他也不恐惧，坚守着正义而不见异思迁，面对财宝心不动摇，这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孔子择取人的方法是这样：不取强行进取的人。强行进取就是贪。贪取的流弊竟然如此之大！]
如果由外在事物的变化而或喜或怒；因事情繁杂而心生烦乱，不能平静；见了蝇头小利就动心；一受威胁就屈服，这种人是心性鄙陋而没有血气的人。[如果设法说服一个人，他在动听的言辞诱惑下意志动摇，已经答应又犹豫不决，这种人是感情脆弱的人。]如果把一个人放在不同的环境中都能果断地处理事情，以无穷的应变能力面对猝然的惊扰，不用文彩就能表现出灵秀，这是有智慧、有头脑的人。[姜太公说：“有名无实，在家里和在外面说的话不一样；宣扬自己的善行，掩饰自己的不足，当官和归隐都是为了功名。作君王的千万不能和这种人同谋大事。”有智慧有头脑的，其弊端也恰恰在这里。]假如一个人不能适应各种变化的情况，又不听人劝说，固守一种观念而不懂得变通，固执己见而不懂得改正，这是愚钝刚愎的人。[志士坚守节操，愚蠢刚愎的人不知变通，从表面上看，在坚持自己的观念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实际上一个表现了智慧，一个表现了愚蠢。为什么这样说呢？西汉陆贾写的《新语》中讲：“善于应变的人无论对什么样的诡诈都有办法应付；通达事理的人对任何怪异的事都不会惊慌；善于辨别言辞真义的人，任何花言巧语都不会使他上当；秉性仁义的人不会为利而动摇。所以一个君子的特点是虽然竭力使自己博闻多见，但是他对所闻所见的择取却非常谨慎；学问虽然非常渊博，但其行为却很忠厚质朴；五彩缤纷的颜色不能玷污他的眼睛，甜言蜜语不能扰乱他的听觉；把整个齐、鲁的财富给他也不能动摇他的志向；就是让他活上千年，其高尚的品行也不会改变。在这一原则的前提下，他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道义，保持自己的节操，推进事业的成功，建立不朽的功勋。观察对待道德、事业的不同，就可以发现有智慧的人与愚蠢的人之根本区别了。”]
如果别人说什么也不听，自私自利，毫不掩饰，强词夺理，颠倒黑白，这种人是好诬陷他人、嫉妒他人的人。
[这里可以举例说明一下。
有一次刘备让一个客人去见诸葛亮，并说这个客人很不错。诸葛亮见过后对刘备说：“我观察来客的言谈举止，神情游移畏惧，低着头好几次显示出桀骜不驯的样子，外露奸俭，内藏邪恶。此人必是曹操派来的刺客。”后来果然证明了诸葛亮的预测。一般奸佞之徒大抵都是这样。
西晋时的何晏、夏候玄和邓扬等希望与傅嘏交好，遭到了傅嘏的拒绝。
有人感到奇怪，问傅嘏为什么。傅嘏回答说：“夏候玄志大才疏，徒有其名而无真才实学；何晏说起话来玄虚邈远，其实内心急功近利，喜欢辩论但没有诚意，这种人是所谓利口亡国之人；邓扬貌似有为，实际上有始无终，既要贪求名利，内心又没有一个自我约束的尺度。抬高与他意见相同的人，嫌恶与他志趣不同的人。整天滔滔不绝，对于贤能心怀嫉恨。言多伤人，易起争端；嫉贤就会失去亲近的人。依我看，这三个人都是道德败坏之辈。离他们远远的还怕招惹祸患，便何况与之亲近呢！”后来这三个人的结局与傅嘏说的一模一样。嫉妒他人者的下场就是这样。]
以上知人的办法，就叫做“考志”。
[《人物志》上还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它说：“有修养的人，总是努力做到精神要深沉悠远，气质要美好凝重，志向要远大，心态要谦虚谨慎。只有精神幽微才能进入神妙的境界，只有修养美好才能尊崇道德和品操，志向远大才能担负重任，谦虚谨慎才会时时警惕。正因为此，所以《诗》中歌颂文王‘小心翼翼’，意思是说，连讲话都不敢大声，是因为小心谨慎的缘故；‘王赫斯怒’，意思是说，文王有胸怀天下的大志。”由此而论，心小志大的人，是可以与圣贤比肩的人；心大志大的，属于豪杰一类；心大志小的，是不知天高地厚、放荡任性的狂妄之徒；心小志小的，是庸庸碌碌、怯懦无为之辈。]
还有用探测人的内心世界的办法来认识人的，称之为“测隐”。
所谓测隐的意思是，看一个人，如果发现他要吃小亏而占大便宜，让小利而争大得，言语恭顺装作者实，假装慈爱以充忠诚，小心翼翼地做事以博取好名声，这就是用仁爱贤惠来包藏祸心的人。[荀子说：“孔子门中的孩童都以谈论霸道为耻辱，为什么呢？霸道之类的学说不合他们的正统教育，不能让人心悦诚服，是一种披着仁义的外衣。以谦让为幌子而驱使人争名夺利的伪真理，是势利小人争雄称霸的工具。这样的学问，怎么配得上伟大人物的门徒去谈论呢！”]
考查一个人时，如果向他提问他不回答，详细追问他又含糊其辞；外表让人感到很有学识，打着传播真理的幌子放纵自己；为环境所困时，一旦没招就故作深沉。这是借学识理论来藏匿其良苦用心的人。[还有一种说法是：
有的人思想本身就不老实，却以沉默不言来掩饰；本来没有诚心，但在神情上却装得诚恳之至。这是用智谋来伪装的人。《人物志》说：“有的人特别善于甘居人后，安安隐隐的随大流，表面上很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做事果断；有的人善于不动声色地回避困难，好象是胸有成竹，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办法；有的人善于趁别人工作中的成功、失败或一筹莫展的时候，绽开生花妙舌，说得头头是道，使别人理屈辞穷。凡此种种，人们最容易被迷惑欺骗了。”]
观察人时，如果他大唱高调以示廉洁，装作雷厉风行给人造成他勇于作为的假像，内心恐惧却在虚张声势，屡屡自我矜夸，狐假虎威，盛气凌人，这是用廉正和英勇来包藏私心的人。[姜太公说：“没有超人的智谋，只因为贪求重赏和官位而逞强好胜，轻率请战，抱着侥幸的心理想在战场上达到个人目的。作君王的千万不能让这种人领兵。”这就是假装英勇的弊端。]
若事奉君主或双亲时，喜欢向人炫耀他如何如何忠诚、孝顺，好做表面文章，其实并没有忠孝的诚心，打的旗号是事奉君亲，真实目的却是为博取美名，这就是用忠孝来达到个人目的的人。[《人物志》说：“最为高妙的人内心的清纯精神充沛饱满，形象、仪表毫不修饰，内心和外表的美好一任自然。最为虚伪的人总是大唱高调，刻意塑造形象，心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可是人们的普遍心理是追求新奇，不善于用精微的洞察力发现其中的奥妙，或者还会因为形象不够理想而遗憾，或者只看其仪表非凡就把他当作伟大人物，或者把真情流露误以为华而不实，反而把巧妙的伪装当作真实。”
怎么才能得知一个人的真面目呢？这就需要“测隐”。]
也可以通过为人处事的方式来考查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言行不一，开始和结束背道而驰，内心和外表不相符合，假立名节以迷惑他人耳目，这叫“毁志”。[《人物志》说：“真正的人品不端与人性是相抵触的，对人对事都永远不会公正。按照这种心性行事，看上去仿佛很直率，实际上只能互相攻讦，好人受气；真正的宕拓不羁表面上很率直，但是永远不能走上正道，依照这种性情行事，似乎很痛快，然而其行为狂傲，必将违背礼节。所以说，直率的人和狂放的人在揭人短弊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出发点则不同。明快的人和放浪的人在率性自然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本质却不同。考查其出发点是不是相同，就可以知道“毁志”的含义是什么了。”]
如果一个人与别人因吃吃喝喝而相亲，因行贿送礼而结交，以损人利己而臭味相投，一旦有了权力和名誉就把感情隐藏起来，这种人就是贪婪而卑鄙的人。[姜太公说：“假如一个人不是为了事业，而是为了升官发财、飞黄腾达，就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只要有利，就闻风而动。这种人作君王的千万不要使用。”]
如果有人只有一些小聪明而没有大学问，只有小能耐而不能办大事，只看重小利益而不知大道理，这就叫做虚假。[老子的学生文子在其《文子》一书中说：“每个人都有其短处，只要大节不坏，就应该肯定；人有微小的过失，不应因此而背上包袱，但是如果大节不好，就要否定。愚夫愚妇的行为，不值得去赞扬。”]
知人还有“揆德”之法。所谓“揆德”，就是用估量一个人的品德的办法来判断人。
如果一个人言语忠实，行为稳重，由于意志坚定而大公无私，做了好事不求回报，内心忠厚而明察，其貌不扬但性情安静稳健，这是宅心仁厚的人。
如果一个人遇有突发性变故而能卓有成效地处理，身处穷困之境而能奋发向上，进身立功能够如愿，这是有智慧的人。如果一个人富贵显赫之后仍然恭敬勤俭而不失威严，对人彬彬有礼而不骄横，这是有福德的人。[三国时魏人鱼豢说：“贫穷的人无须学习俭朴，卑贱的人无须学习谦恭，这不是人性的不同，而是人的处境决定的。所以要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俭恭，必须在富贵人身上才能鉴别出来。”]有的人处在简陋清贫的状况下而无所畏惧，处在安乐富裕的情况下而不奢侈，功劳卓著而不反叛，高兴或愤怒时都很有节度，这是有操守的人。有的人恭恭敬敬地事奉君王，恩恩爱爱地孝敬父母，与人感情不和但决不背叛，竭尽全力也始终不渝，这是忠孝的人，这就叫做“揆德”。
[桓范说：“历代帝王都羡慕成就王图霸业的人能任用贤能，惋惜亡国的人失去了人才。然而他们依然要任用那些凶险愚顽的奸臣，结果国破家亡的事连绵不绝。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择人不看是否合乎道义，只求意气相投。《人物志》说：‘高风亮节的人，以正直为标准，所以虽然阅人无数，也能依照其人品、德行是否合乎伦常而用人，对于其法术是否诡诈持怀疑态度；推崇谋略的人以计策是否高明为标准，所以能够鉴别策略的奇特还是平庸，但是往往违背了对正确法度的遵循；玩弄权术的人以是否能立功为标准，所以能够看清进退的效用，但是不明白道德的教化作用；讲究口才的人以能否折服别人为标准，所以能够把握辩论的技巧，但是不明白文彩的内在美质，因此互相争辨但都不服输。凡此种种，都属于人才中的一流。
同一个档次的才能看清对方的长处。要想做到诸长皆备，无所不通，就必须广聚众才。’”
桓范又说：“追求名声的总是不甘人后，因此对心性相同而才情稍差的就互相帮助，互相依赖；但是如果心性虽同而旗鼓相当的，就会互相竞争，彼此伤害。这又是同气相求的一个变数，不能不详加考较。”]
圣贤最赞赏的是聪明，聪明者最注重的是知人。能知人识才，各种人才就会都有合适的位置，小事大事就都能办好。
[还有一种说法：我们不可能和天下所有的人交游相处，如何才能知道与准相处最好呢？如果要了解一个人的某一方面，有一天就够了。如果要全面了解，最起码也得三天。为什么是三天呢？能做国家柱石的人，必须兼备三种才能，所以说不谈三天，就不能全面了解他。第一天要用来谈道德；第二天用来谈法制；第三天用来谈谋略。然后才能尽显他的长处以便举荐他。但是，又凭什么知道他是全才还是偏才以便与他交谈呢？如果他在为人上务求与他人相容，不断他讲别人的长处并为之寻找相应的理由，这种人就是全才。
如果是喜欢光讲自己的优点，希望别人赞赏他，而不愿看到别人的长处，这种人就是偏才。]
所以孔子在教导弟子们时提出“六蔽”[仁者爱人，蔽在优柔寡断；信者坦诚，蔽在不善保密，等等。这是偏才最容易失误的地方]的说法，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偏才的失误。指出狂敖与耿介的偏失，以疏导有偏执拘谨或高做刚直之缺陷的人才；痛斥空泛而无信的流弊，向人们提醒那些似是而非的人是无法信赖的；明察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考究他所作所为的动机，借以了解他的日常行为。依照这样的原则和办法去观察人，无论他是怎样的人，又怎么能伪装、掩饰得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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