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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建安七子”，大家或许并不陌生，他们每个人都有建树，也都有故事，留给后人话题最多的当属王粲。遗憾的是，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晓离我那么远的王粲，又离我那么近，我竟然能一次次走进王粲的故乡。
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今秋再一次行走在王粲故里，渴望能听到驴鸣的念头尤为强烈。
可是，又是遗憾。走遍山阳郡高平县（今邹城郭里一带）的街道巷陌，偶见卧在墙脚悠然反刍的老牛，却未见驴之影踪，又何谈驴鸣？再看看同行的一干文人，悄悄揣测这些人中谁的性情能像王粲一样爱好驴鸣？又肯学之？观察了一圈，未敢发问。
毕竟时代不同了，当代文人虽也不失个性，不失才华，却很难再如王粲般悲壮卓绝。如今的官员虽也有能文，且与文人感情甚笃成为至交者，恐也再难如曹丕般亲率众文士为其送葬。
想起曹丕念其及王葬生前有爱听驴鸣、学驴叫之好，在王粲的墓前说：“仲宣平日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送他入土为安吧！”随即率先模仿起驴叫。于是，一场以声彻四野的驴鸣悼其亡灵的特殊葬礼，成了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
那么，只活了四十一岁的才子王粲，又凭什么能得曹丕如此厚爱，能让曹植为其作《王仲宣诔》？当然除了文学才能，还有政治韬略。
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王粲为“七子之冠冕”。所谓“七子”，乃建安时期的一群才子 ——王粲、孔融、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而王粲不仅名列七子，还是其中成就较大的一个，曾与曹植并称“曹王”。
在那人才辈出的东汉，建安文字冲破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禁条，各种政治思想开始活跃，思想的解放表现在人的觉醒，特别是文人的觉醒，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繁荣昌盛的文化局面，涌现出了“三曹”、“七子”、蔡琰、杨修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最重要的是从建安十三年到建安二十二年的十年间，王粲在邺城结识了建安文坛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曹植。曹植和曹丕倡导发起的“南皮之游”，可谓盛况空前，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曾深情地回忆：“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
从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知晓，南皮之游主要是“读书论学，弹琴博弈，调筝弄笳，更重要的是吟诗作赋，抒情写心。在这浓厚文学氛围中，王粲独树一帜的五言诗，以其文辞优美、深情缅邈的“仲宣之体”活跃了整个建安文坛，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粲创作的《初征》、《登楼赋》、《槐赋》、《七哀诗》等作品，乃建安时代抒情小赋和诗歌的代表作。写有“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诗句的《七哀诗》，是最早反映汉末战乱的优秀诗篇。
在政治才能上，王粲因劝降刘琮投曹有功，又在曹操建立魏国的过程中表现突出，深得曹操重用。被曹操任命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军师祭酒、侍中等，并凭着深厚的儒学和礼教功底，参与制定魏国朝仪，草创典章制度，充分体现了山阳王氏家学的渊源。又因其博闻强记、才学超众，得以跟随曹操南征北战，服务于军国大事，其间也有根据从军感慨和征途见闻创作的诗赋，以及得以传世的《从军诗》。
当年的王粲可谓红极一时，只是可惜天不假年，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王粲再次随军出征，没想到在次年春天返回邺城的途中病逝。由于王粲在魏国功勋卓著，又与曹家私交深厚，他的英年早逝令同好文学的曹家兄弟伤怀不已，也才有了以驴鸣送葬的传奇。
驴鸣之于王粲，绝非笑谈，而是一个真性情才子的可爱标签。翻开《世说新语》，其中的《伤逝》篇就记载了王粲与孙楚学驴叫的史实。
现代人一定难以理解，王粲与孙楚都是生活在魏晋时期的上层人物，又都才高八斗、名噪一时，为何会放下身价、不顾颜面的喜欢学驴叫呢?而驴这种牲畜，其叫声不甚动听，给人的印象又那么蠢笨，但关于“驴文化”，史上却有许多美谈。
《宋高僧传》记载：唐末的普化禅师“尝与临济玄公相见。乃对之以之驴鸣。旁侍无不哂笑。”，而在佛学典籍《传灯录》中却记载了有关普化禅师在义玄面前学驴鸣，引导义玄开悟的禅宗公案。禅师还有颂语说：“一个驴鸣两个贼，堪与诸方为轨则。正贼草贼不须论，大施门开无塞塞。”
翻看史料，未见王粲和孙楚与佛家的渊源，只说王粲心情好的时候爱学驴叫，叫后则才思泉涌，佳作迭出。孙楚在西晋王济死的时候，前去吊唁，哀伤哭过，对着灵床说：“您素来喜欢我学驴叫，今天再给您学一学。”于是放声大叫。
或许，正是魏晋文人的这种率真旷达，再加上两人孤傲、狂放、怪诞、不羁的性格，才是他们敢于学驴叫，且热爱学驴叫的根源所在。而自古以来，文人有时被说成文能载道，有时又被说成文人无行，文人无状。
所谓文人无状，不管是位高权重之人对文人不屑计较的一种搪塞之词，亦或是世人对文人的一种宽容，诸如王粲学驴鸣之类的文坛逸闻趣事，都没必要追根溯源，但“驴鸣”藏四声的说法，不得不说是汉字音韵史上一个惊人的发现。
古人为诗为赋讲究声韵，“平、上、去、入”是“四声”最为根本的音调，因此，也就有人说，王粲、孙楚等人均以文、赋闻名于世，想必定于“四声”下了不少苦功，不排除“师驴”的可能。
当代书法家启功先生在北师大讲到汉语音韵时，也说过，在那绵长的驴叫声里，有着文字学家赖以生存的四声，而注意到汉字有四声，大概是汉魏时期的事情。王粲活着的时候爱听驴鸣学驴叫，大概是发现了驴的叫声有“四声”。他还说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和陆志韦先生，也都有与他持相同看法，说着，启功先生还当着数百名学生的面，学了一声驴叫。
却原来，驴子这“欧啊———欧啊———欧啊”的仰天长鸣，有四声在里边，有音律在里边，还有寓意在里边。也难怪当众文友在王粲墓前学驴叫寄哀思的瞬间，就已经注定千古流传。
遗憾的是，如今既便行走在王粲故里，也难寻驴之踪迹。在交通日益发达的今天，养驴的少了，骑驴行走者就更难觅。那抑扬顿挫的驴鸣也留在了那渐行渐远的乡愁里，停在了古人的趣谈中。
令人欣慰的是，郭里镇已对当地悠久的历史文化倍加重视，说不定将来有一天，也会把王粲故里与驴联系起来做篇大文章，演一演这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