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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枞阳坊间，近些年来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枞阳出人，桐城出名。所谓“枞阳出人”一说并没什么问题，毕竟老桐城南乡文化底蕴深厚，文人雅士众多；而“桐城出名”也没任何问题，因为这是海内外都认同的事实。但两句原本都没问题的话联到一起就有问题了。此说的弦外之音，让人觉得说话者有股子酸涩、挑衅味道，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其实，从历史上看，根本就没有和桐城毫无瓜葛的老桐城名人！恐怕就连刘大櫆、吴汝纶这样典型的枞阳人在世，也不敢这样说？更何况那些“非典型的枞阳人”（指那些桐枞间有争议的名人）？桐枞原本一家，世家大族居住并无绝对界限，岂能一概而论谁桐谁枞。我接触过不少枞阳藉的同事和朋友，对这个问题也曾与他们展开过多次探讨，对其时常列举的那些论据也了解，但在我看来他们所说的那些论据都值得商榷，甚至是明显错误。大家若有兴趣，不妨听我细说。
1、“桐城派”三祖都是枞阳人。此观点广泛流传于枞阳人的口口相传，但并不正确。大家不妨看看“桐城派”三祖的生平介绍，立马就能看出端倪。刘大櫆是老桐城（今枞阳）人，而方、姚则与今桐城的关系更为密切些。姚鼐家族世居桐城，姚鼐本人生于桐城县城南门，8岁后移居县城北门；属于桂林方氏的方苞，生于南京六合，生活在南京，但一直以桐城人自居，其在很多作品中常署名“龙眠方苞”。“桐城派”三祖真正生于枞阳的，只有刘大櫆一人。
2、桐城派作家大多是枞阳人。此说也广泛流传于枞阳人的交谈中，但这一说法也不正确。桐城派作家并不都是桐城籍（含枞阳）的，更多的是外地人。在桐城籍代表作家中，毫无争议属于今枞阳的只有刘大櫆和吴汝纶二人。其他人要么属于今桐城，要么与桐枞两地都有渊源。毫无争议属于今桐城的，则有戴名世、刘开、方东树、方宗诚、戴钧衡、马其昶等；而和两地都有渊源的，则有方苞、姚鼐、姚莹、姚永朴、姚永概。其中，方苞的一世祖、宗祠、祖坟都在今桐城境内，其本人一直生活在南京，回桐城祭祖时也多居住在县城的风仪里祖屋，其址今仍尚存。姚鼐的一世祖生活在枞阳麻溪，从五世祖姚旭开始迁入桐城县城，其后人文蔚起，皆在今桐城境内。姚鼐为第十六世，是在桐定居的第十二代，其故居“惜抱轩”前姚鼐亲手所植的银杏树至今仍在；姚莹则为第十八世，是在桐定居的第十四代，故居“慎宜轩”也仍在；姚永朴兄弟为第二十世，是在桐定居的第十六代，故居也是“慎宜轩”。
3、桐城派作家大多出生于枞阳。此说不正确。方苞，生于南京六合；其他桐城派代表性作家中，如戴名世、姚鼐、姚莹、姚永朴、姚永概、刘开、方东树、方宗诚、戴钧衡、马其昶等都是出生于今桐城境内。只有刘大櫆、吴汝纶二人是真正出生于枞阳境内的。
4、桂林方氏都是枞阳人。桂林方氏生于枞阳、葬于枞阳的名人，如：方大镇之墓就葬在枞阳二中校园内，并有后人就一直居住在枞阳县城一带；方以智，曾在浮山华严寺庙当过主持，有著作《物理小识》（今北师大图书馆有收藏），其墓葬在老桐城东乡浮山镇（今属枞阳）。“桂林方氏由桐城走向全国扬名天下，成为仅次于孔府的中国第二大文化世家。”这是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对桐城桂林方氏一脉名人辈出、家族文化影响深远所给予的极高评价。其实际情况是，桂林方的始迁地是桐城县城凤仪里，今址尚存。桂林方氏宗祠、一世祖落脚地与其十世以前的祖坟，都在今桐城境内，如桐城代表性作家方东树、方宗诚等。由此可以看出，“桂林方氏都是枞阳人”的说法不对。
（桐城“六尺巷”边老宰相张英的诗句雕刻。）
5、麻溪姚都是枞阳麻溪人。此说法更不对。因为麻溪姚绝大多数名人，都出生于桐城县城。到姚鼐、姚莹时，姚氏家族在桐城已繁衍生息了数百年，传承十几代人了，而其祖上在桐城北乡麻溪河边生活的时间不过五代而已，也就大约一百年。以姚鼐为例，生于桐城、成长于桐城，家族传承到他时已是在桐定居后的第十二代了，自其五世祖姚旭从桐城北乡麻溪迁居到桐城算起，已有三百余年。但去世后安葬的墓地的确是在今枞阳雨塘（过去属桐城南乡）。
6、高甸吴都是枞阳高甸人。高甸吴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吴汝纶，他是会宫老桥人；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清末的吴越，他一直生活在桐城县城，其故居至今尚存。而其家族吴姓子弟也有不少居住在今桐城、安庆、贵池、铜陵等枞阳周边地区的。因此，这一说法明显不对。
7、桐城姓刘的都是枞阳陈家洲人。刘大櫆是陈家洲人，不能因此就臆断其他刘姓名人也都是此地人。比如：开桐城明代科举先河的刘莹，就是今桐城麻山人；另外，姚门四子之一的刘开，则是今桐城孔城镇人，其故居如今尚在。
8、桐城因枞阳成名。其实，除了桐、枞两地共有的桐城派名人外，桐城还拥有秦末著名谋士范增、汉代大司农朱邑、晚唐诗人曹松、北宋大画家李公麟、父子宰相张英和张廷玉、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等众多名人，他们都是出生于今桐城境内的历史名人。
9、“枞阳出人，桐城出名”一说由来已久。其实，此说只不过是二十年前吴汉卿在他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个人观点，根本谈不上由来已久。
所谓“枞阳出人，桐城出名”，其实就是一个笑话。
在枞阳县整体划归铜陵管辖后，有不少人说这会让“桐城派”文化产生割裂，我觉得此说不妥。虽然古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区域本是自然属性，它对人的成长与造就毕竟有限。老桐城之所以会涌现出“桐城派”文化流派，应与老桐城明清以来一直崇尚的“富不丢猪，穷不丢书”的勤俭持家、推崇读书的文化传承有着很大关系。这种民间传统与家风训诫，当是孕育曾经盛极一时的桐城派文化的推手。作为一个人员庞杂的文化派系“桐城派”，对其“认祖归宗”的，未必都是桐城人，如福建的林琴南、湖南的曾国藩等就不是。如今，随着社会发展、人口流动加速，无论行政区划怎么调整，我以为它对文化的冲击终归有限，根本不值得担忧。我们今天要继承和发扬的，应是桐城派没落之前对于“义理、考据、辞章”的讲究（行文力求言之有物，论证严密、文字清新）；再就是他们希望文以载道，改造世界（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之说“为官恤民，否则诗如李杜，仍是姚门不肖子孙”，即是其代表）的良好愿望；三是狷洁自好的风骨（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的左光斗、方以智、戴名世等，即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
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枞阳出人，桐城出名”这一说法根本不成立。如今，随着枞阳划归铜陵，我们不应人为的割裂和抬杠，而必须认同曾经的桐城派的文化精神，加以传承和发扬。
来源：铜陵社科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