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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如山是中国受过完整、系统旧式教育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他在回忆录里提到1894—1900年之间，在北京同文馆上学的经历。他还提到，在他上学的那几年里，同文馆那个叫于八的厨子富到不能再富了。
北京同文馆是培养翻译人才的地方，设立于1862年，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官家食堂，伙食应该是不错的。但细心的齐如山算了笔帐。
同文馆的学生每人每餐伙食费一两银子，定的极高。食堂是桌餐，每桌六人，就是六两银子，按照市价，足够这六个人拿大碗饕餮参鲍翅了，可桌上明明只有寻常鱼肉。
这些个菜可花不了六两银子，往天上算，不过二两。剩下的四两哪里去了？揣进厨子于八的腰包了。于八这样“节约”开支，虚报就餐人数，顺手再拔一拔供应商的雁毛，一天能入手二百两银子，足足四个大元宝。
齐如山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原来厨子是这样有钱的，真是不容小觑。这类人物还有不少，共同的特点是地位不高，但位置还挺重要，吃拿卡要，从莲花落用的牛骨上都能刮下二两牛油来。
除了于八，这类人物至少还包括部院衙门里承担书写文稿等事的吏人，统称为“经承”。他们是吏不是官，即便见到都纲、巡检这类小官，也必须垂手站立，摆出一副讨好的面容来。但论能耐，他们可不小，具体的事物往往是他们经办的，也只能由他们办。
比如书办，是熟谙《大清律》的一类人，善于找条目、作解释，一支笔秉不正，可能就是一条人命。因为他们的上级往往看不破他们笔下的猫腻，他们那酒色迷了的眼，怎能看破熟稔实务之人的手段。如果有人找上门来，非有要紧的事，要使孔方兄出面说和，这钱该送给谁呢？
再比如炉房，就是铸造银锭的官炉房中的伙计。这类人也没什么本事，就是天天跟银锭打交道，对火耗之事了如指掌。各地交往户部的公帑解上京来，先要给炉房验定成色，化开另铸。成色不足的，就得由地方的解运官补齐。这可不太容易，谁也不可能随身带着大笔银子，若当地钱庄业还不发达，连银票也拿不出，误了交银的日子口，就是丢官革职的大事儿。
谁愿意和自己的顶戴做游戏呢？所以就得想方设法让炉房别找成色的茬，怎么办？要么公帑变私帑，分一部分给炉房和银库管事儿的，大家把账面抹平，吃亏的只是公家，要么随身就预备一份厚礼，这多懂事儿。一个胆大的炉房和一个懂事儿的解运官，就足够把不合规矩本身变成规矩，还让别人想来觉得理所应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做炉房的不拿银子，那指什么吃呢？
于八这样的伙房，经承中这样的书承、炉房，乃至各个地方衙门的师爷和皂役，构成了庞大系统的最底层。他们就像土壤中的微生物，运用得当，可以滋养出一棵参天大树，用得不好，那就是致病的病原菌，地表生机盎然，地下危机四伏。历史上似乎只要是牵涉这大多数，就没有运用得好的时候，奇怪不奇怪。
梁启超看到了这个现象，觉得这么庞大的体系居然日渐崩坏，吏权侵夺官权是重要原因。他在早期的《变法通议》里写道：“以故一切公事，受成于胥吏之手，六部书办，督抚幕客，州县房科，上下其手，持其短长，官无如何也。”
这说法显得官很无辜，好像他就是庭堂上的不倒翁，胥吏们忙前忙后，临了拨拉他一下，他头一歪，像点头同意似的，胥吏们就去办。除此之外这官好像就没了作用。大家看，文人说话就是这样含蓄，轻描淡写地一个论断写下来，就把老爷们全都摘出去了，还都显得很萌。
官好吗？来看看作为候补的“先生”们。于八这样的下人，即便有了每天二百两银子的进项，看见同文馆的学生们，也得起立弓起腰叫先生。这些先生们是未来的翻译人才，沟通中外的桥梁，当然格外受到重视，其中有一些本来就有科名在身。齐如山是世家子弟，费了一番努力，经人推荐进了同文馆，同窗们的身份也都不低，至少奔竞夤缘也能如愿。之所以如此看重同文馆，当然不光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也为了银子和前途。
据齐如山的回忆，同文馆的学生一进馆就有每月三两“膏火银”，这时当时官学的惯例。过个一年半载，如果学业有所长进，银子可以加到六两。齐如山进馆两三年后，每个月能拿到十二两，当然不能算少，请翰林来做家教才每月八两，齐如山们拿着十二两的“膏火银”，享受着每顿饭一两银子的补助，可真的太舒服了。
也可能是舒服过头了，同文馆的学生能提起来的不多。据说有学生学俄文十三年，才终于背下了字母表。还有的学生除了每月发放“膏火银”的日子在馆里露个面，其余时间不是泡在八大胡同的堂子里，就是福寿堂、正兴楼，过神仙日子。
即便日子如此舒服了，他们中的很多还是不满意，因为有人比他们拿银子还多，占的便宜还大——于八。每月十二两和每天四个大元宝，这种对比当然不能让身份尊贵的“先生”们满意。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占便宜，每天从饭堂顺走几个鸡蛋、一瓶白糖，都是小事，饭堂的于八们也总有办法对付，但先生们使泼耍赖，就不太容易对付了。
有人逛完窑子，大半夜叫开饭，不开饭就大吵大嚷。有人坚决抵制集中在饭堂就餐，勉强去了，也要想出法子来捣乱。吃火锅，先把汤水喝干，任凭炭火腾着锅底，一顿饭下来，饭堂损失三十多只大铜锅。需要添饭，就远远把碗往厨子身上扔，接不到摔地下，活该。齐如山去吃饭，看见这满地的瓷片，对他的同窗几多鄙夷，下笔绝无温言。虽然他也参与了对于八们贪渎的集体想象，虽然他们对于八们的恶意揣测也并非完全不符合事实，但他们的选择不是据理力争、犯颜直谏，而是秉持着自己吃亏了的心态，誓要让于八们也不好过。
试想，如果于八们愿意把每天的二百两拿出来，跟这些学生们分润一二呢？那想必伙食只有阳春面、豆汁儿饭，他们也不会有意见的吧。过去常有学者说中国农民是不患寡、患不均，这评语在农民身上是用窄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谁不是呢？
于八们的存在，是历史的一道风景线。梁启超怪他们扰乱了正常秩序，吏权侵夺了官权，导致百事皆废，这可太冤枉他们了。权在手谁里？若非实在无能而不知学，轻实务而重钻营，谁会悄悄地放权给胥吏呢？若非虽无官职名分，却担了莫大的责任，手里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在灰色地点游走的权力，谁能这么轻易地拿走每天四个大元宝，吃了这家吃那家呢？结果是大家都觉得自己吃亏了，他吃我也吃，大家不吃亏。在这场蠹妖竞食的闹剧中，就没有吃亏的吗？当然有，谁吃亏谁知道。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至少说对了一件事，士、农、工、商、兵分属五类，但根本在士，这里的士应当是求学上进，追求卓越的专业人士。农、工、商、兵也都应该有些士的精神，不然农业、工业、商业、兵业无一能兴。可惜长期以来，不讲这个，不仅农、工、商、兵，连士本身也并不如何士，“聚千百帖栝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瞢然未有所闻”，专业一点不懂，视野一点没有，实务一窍不通，只剩下厚黑学、潜规则、钻营术，不拿来做于八，能拿来干什么呢？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现如今各行各业精英辈出，在其位谋其政，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砥砺奋进，于八们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就算是普通人，也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祖国的各项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我们要坚信，未来是闯出来的，希望是干出来的，事业是做出来的，只要努力，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