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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洋务运动的启动,建立一所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的学校,已成了当务之急。为此,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于1861年1月奏请开办京师同文馆。
按照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设想,京师同文馆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设英文馆(后增设法文、俄文、德文、日文、天文、算学、格致、化学等馆),咨取翰林院并各衙门正途人员,聘请英籍传教士包尔腾担任首任总教习。由于京师同文馆统一设置课程,不学“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被视为中国第一所近代新式学校。
照说,开设学校这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应该赢得所有人的支持才对。然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开办京师同文馆的消息一传出去,便遭到不少顽固派人人士的群起攻之。
他们编了对联,来对京师同文馆冷嘲热讽:“孔门弟子,鬼谷先生;未同而言,斯文将丧!”“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御史张盛藻更是奏报朝廷,大发议论:“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他认为,咨取“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科甲正途人员,会让他们误入歧途。
张盛藻的观点,连慈禧太后、慈安太后都觉得荒唐,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发布谕旨进行申饬。
然而,顽固派人士并没有收手。这时候,一个更重量级的人物出来了。他就是同治皇帝的师傅、文渊阁大学士倭仁。
倭仁,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生于1804年。倭仁家庭出身较为低微,所以他只能发奋读书,走科举之路。1829年,倭仁金榜题名,考上进士,步入仕途,几经宦海浮沉,官至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倭仁性格老成持重,学问优长,被慈禧太后、慈安太后特命为同治皇帝的师傅,那就是天下读书人很向往的“帝师”了。
倭仁是程朱理学大家,曾国藩对他钦佩不已,将他视为自己的偶像,还在日记里以十分尊崇的语气评论:“(倭仁)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曾国藩写日记的习惯,就深受倭仁的影响。
倭仁还是顽固派的领袖人物。他见张盛藻的意见被申饬后,便公开站出来反对开设京师同文馆,认为这样做将会导致“变夏为夷”——这就不就是亡国灭种吗?
在倭仁的影响下,京师同文馆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几乎没有科甲正途人员前来报考。而一旦没有学生报考,那么京师同文馆的开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对倭仁的阻扰大动肝火。怎么办呢?他们经过反复考虑,利用倭仁奏折中的一句话“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大做文章,奏报朝廷,请他“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
这就是说,既然倭仁那么厉害,那就再建一个学馆,与京师同文馆一起比赛。
恭亲王以退为进,着实“将”了倭仁一军。倭仁满肚子程朱理学,讲三天三夜都没有问题,但是哪里懂什么天文算学?他只好如实奏报朝廷:“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
然而,恭亲王并不打算轻易放过倭仁。他对倭仁穷追猛打:“倭仁现在既无堪保之人,仍着随时留心,一俟咨访有人,即行保奏,设馆教习,以收实效。”同时,又奏准两宫太后,命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外交事务,专门与外国人打交道,让倭仁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入值,岂不是要了他的老命?
倭仁哭笑不得,心想如果再强撑下去,下场必将很难堪。怎么办呢?最后,他骑马进紫禁城时,故意摔下马来,养了一段时间的病,以此躲过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入值。
一场纷争,暂时告一段落。
此后,朝廷不再强令倭仁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入值,倭仁也不再公开反对开设京师同文馆。
【参考资料:《清史稿》《玉座珠帘》《京师同文馆成立始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