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枝，字子桑，本姓嬴氏，为秦公室，秦国岐州（今陜西岐山县）人。年轻时游于晋，穆公求才时，复归入秦为大夫，穆公以师礼事之。李斯〈谏逐客书〉中称其"不产于秦"应该不是事实。

公孙枝雕像

知人善举

将公孙枝置于穆公诸贤者之首，乃是根据《吕氏春秋‧慎人篇》中的记载，书中明白叙述百里奚是由公孙枝以五张黑羊皮的代价，买来进献给秦穆公的。这段故事在《说苑》中描述的更加清楚：

以上两则故事的情节，虽然略有异同，但公孙枝自愿将上卿之位让给百里奚，即所谓"让贤而下之"的说法，应属可信。因此，他到秦国任官的时间一定比百里奚还要早。《左传‧文公四年》称许他："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指的也是荐举百里奚的这一件事。

再说"知人举善"的贤臣在春秋诸国的历史中并非仅此一例而已。在公孙枝之前，有齐国的鲍叔牙举荐管仲，并且自愿作管仲的属下；《史记‧管晏列传》云："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确为公允之论。在公孙枝之后亦有郑国子皮授国政给子产（公元前543年）。子产在当时夙有贤名，其执政时，不但国政清明，甚至于晋国也因"郑有人，子产在焉"的关系，而中止了攻郑的计划。

公孙枝之贤于百里奚，孔子推崇备至

与他同时期的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说他只是吟诵了一首诗，就让郑国避免了一场战祸，赞赏之意可谓溢于言表。然则管仲之于鲍叔牙，或者子产之于子皮，谁才是真正的贤臣呢？是"知人举善、进贤于君"的鲍叔牙、子皮，还是"戮力从公、用力于国"的管仲、子产呢？这一个有趣的问题，孔夫子也给了我们一个标准答案，那就是"进贤者为贤"。因此"知人举善"的鲍叔牙和子皮无疑地才是孔子心目中真正的贤人。如此说来，公孙枝之贤于百里奚也是一个合理的推论了。

孔子雕像

我们从以上孔子、左丘明、太史公的言论，可以发现在秦穆公时，诸子百家的言论似乎尚未萌芽，也就不能说他是受到哪一种思想的影响比较多，但是我们若细查先秦典籍，道家之《老庄》、墨家之《墨经》，固然不用说，并无一语及于秦穆公；可是连身为其后世子孙的秦孝公、秦始皇等人，所赖以为立国和强国基础的法家思想，竟然亦罕有提及穆公事迹的相关记载，这个中的原因就十分耐人寻味了。

反而是儒家宗师的孔子，对其可说是推崇备至，后世儒者亦多有褒辞，我们检验其朝廷中诸贤臣的言行，尤其是公孙枝的"恤邻不期报、陵人为不祥"的作为，更是儒家所推崇的一种典范，所以，如果我们以此来解释，为什么秦穆公会得到后世儒家的特殊评价？相信是可以说得通的。

秦穆公对公孙枝的信任

我们从《左传》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秦穆公是非常信任公孙枝的。如《左传‧文公九年》提到，晋献公死后，诸公子争立为君，晋国发生内乱，大夫里克弄权，接连杀害晋献公生前所属意的接班人公子奚齐和公子卓于朝，并且造成大夫荀息为守诺言而自杀。当此之时，另一位晋国大夫郄芮建议公子夷吾给秦国送重礼换取姻亲秦穆公的协助，以求入晋为君。

秦穆公雕像（左）

后来秦穆公在征询了公孙枝的意见之后，看出了夷吾是一个猜疑又好胜的庸才，并非是安邦定国的良君，想要安定晋国的内乱恐怕是很困难的。然而让这种人出任晋君，对亟欲扩张势力与版图的秦国来说，却是最有利的发展，因此答应了夷吾的请求，派遣百里奚率领军队护送夷吾回国接任君位，是为晋惠公。

没想到夷吾回国后，却立刻翻脸不认帐，迟迟不肯履行诺言，造成了两国交恶。我们细查整件事情的原委，秦穆公基于秦国自身的最大利益，答应夷吾以大片土地赂秦作为交换条件，出兵助其回国为君。这种行为充其量只是反映当时尔虞我诈的国际现势罢了，行为本身并无可议之处。

《左传》在叙述这段史实时，也只是借着穆公和公孙枝、晋臣郄芮彼此之间的对话，来彰显夷吾的轻诺寡信和不孚众望，对穆公决定帮助夷吾一事并无褒贬之意。而后人却把穆公"是吾利也"这句话，拿来大作文章，并且对其颇有微辞，说什么"穆公绝不是对姻亲有什么无私的援助，所谓的'秦晋之好'只是块遮羞布而已。乘人之危，从中渔利才是其真正意图。"

《左传》

这样的看法，笔者认为是大有商榷余地的。一来，秦穆公在当时并未真正跃上国际舞台，跻身于强国之林。因此他想要借着此次良机，扩大秦国影响力的这种用心，似乎不该被曲解成"从中渔利"的小人行径。

再者，此事件的起因，并非是穆公君臣有意设计的，主动的一方是晋国君臣，秦穆公的决定，只不过是选择了一种他所认为最有利于己的方式而已。如果我们观察穆公日后对晋国输粟的种种作为，便可了解其为人并非是后人所批评的那么不堪！研究者实在不必任意扩充解释或作过度之引申，以免唐突了古人，甚至徒增日后的滋扰。

影视剧中秦穆公

《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载，当年冬天，晋国发生饥荒，晋惠公派人向秦求购粮食。秦穆公问计于公孙枝，公孙枝回答说："我们之前帮助夷吾入晋为君，现在又卖给晋国粮食，这双重的恩惠，晋人如果还报我们，大王又有何求呢？如果再给一次恩惠却不回报我们，晋国百姓一定会离心离德，如果他失去民心，我们就有正当理由出兵讨伐，晋君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必败无疑。"

这段《左传》的记叙，我们对照《史记‧秦本纪》中公孙枝的话："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再看百里奚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我们相信这两位老成持重的秦国贤臣，是基于"救灾恤邻"的人道考量，才建议穆公给予晋国协助，他们的意见显然是一致的。而穆公也从善如流，他说："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因此决定输粟于晋。当时运米的粮船，从秦都雍城到晋都绛城，船首船尾相望，接续不断。这一幕幕"人道援助"的善举，令人何等动容！无怪乎连《左传》都要戏称之为"汎舟之役"。

汎舟之役

不同的声音——居心叵测？

然则和春秋战国时代大多数"强凌弱、众暴寡"的无情战役比较起来，此"汎舟之役"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温情攻势"，让人觉得更加难能可贵！若无明君贤臣相得益彰，又岂能共谱此段历史佳话？可是遗憾的是，仍然有人对此事持不同的意见：晋国荐饥，乞籴于秦。秦大夫公孙枝、百里奚都主张输粟救灾，其用意何在？公孙枝是求晋还报，如不还报或还报不合秦的要求，将乘机攻伐。还报什么？显然意在掠夺其土地。这可谓居心叵测。

百里奚则认为救灾恤邻是正道，行正道必"有福"。有福就是有好处，与公孙枝的意思差不多，只是说的含蓄不露罢了。但对秦来说，公孙枝、百里奚皆为贤臣，穆公用之，终成霸业。而丕豹之流只是跳梁小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幸穆公毕竟不凡，决定输粟救荒，自雍至绛，粮船不绝。当然这决非无私援助，"汎舟之役"相继的可能是兵戎相加。可惜晋惠公对此并无清醒的认识，以致再次失策而自食恶果。

汉剧折子戏中的百里奚形象

这样的评论，大体上是言而有据的，但是将公孙枝和百里奚的输粟"义举"，说成是"居心叵测"，意在掠夺晋国土地的不义之举，实在大有商榷余地，理由已如上述。至于丕豹之流，是否即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跳梁小丑"？

秦、晋韩原之战（公元前六四五年），是两国势力消长的一次关键战役。战事的起因乃在于晋惠公一再地食言背信，甚至恩将仇报，在秦国发生饥荒时，闭关不理不睬；进而想乘秦之危，"因其饥伐之"，终于给了秦国兴兵伐晋的口实。

秦、晋韩原之战

两国决战之前，晋军在人数上虽然享有优势，但是决战的意志和军队的士气却远不如秦国的军队。晋军败象早露，而惠公却浑然不觉。连身为晋军主帅的韩简，对晋惠公"三施而无报"的行为都深感不齿！并且认为自己如果能在此战役中，侥幸苟全性命就是万幸了。

晋国君臣之间，如此的离心离德，貌合神离，岂不正应验了先前秦国大夫公孙枝的预言："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我们看韩原之战的结果，除了慨叹晋国君臣的颟顸无知与无能之外，真是不得不佩服公孙枝的先见之明！

韩原之战，秦国大获全胜，并且"生得晋君"以归。当此之时，秦国君臣对于如何处置晋惠公，曾经有过一番争论，除了发生前文已有述及的穆公夫人欲自焚以救弟的插曲之外，君臣的意见并不一致，大夫大都主张将俘虏带回秦国都城庆功并祭告天地；公子絷则主张，不如将晋君杀了，以免其再聚众为恶。

韩原之战地图

穆公则因已经先答应了晋国臣民会善待晋君，再加上夫人以死相逼，所以倾向释放晋君回国。就在意见僵持不下之际，公孙枝心中明白，此时秦国的国力还不足以吞灭晋国，若轻率地杀人国君，不但对于秦国大为不利，而且将会制造许多不必要的祸端。因此，他提出了折衷的解决办法，也就是释放晋君，但是以其太子为人质。

这个办法不但顺了穆公的心意，而且他还引用了先贤史佚的警语："不要埋下祸源，不要乘人之危，更不要激怒敌人"来说服众人，一语而止纷息争，除了公孙枝有此能耐以外，恐怕不作其他人想了？从这里也可以推知，他在穆公心目中的份量，远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

《左传》称赞他："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又说："'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其一生忠心为秦国谋事，受此赞语，应该是当之无愧才是！王蘧常先生亦评其为"廓然尤见大体，洵足为兴秦之冠冕矣。"

参考文献：

《新译左传读本》

《秦集史》

《秦史》

《史记》

《史记今注》

《新译吕氏春秋》

《新译说苑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