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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史学家汤恩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这个宋朝,当然指的是北宋。
因为北宋有《清明上河图》里的清平景象,有高薪养廉的公务员制度,有文人雅士的精致生活,有极为宽松的社会氛围,有令人向往的大国气象。
在北宋极盛的时候,世界上70%的GDP在中国,80%的超级大都市在中国。泉州、开封和临安这些大城市,白天行人摩肩接踵,晚上流光溢彩,灯火通明。
中国古代的唐宋八大家,光北宋就占了六家。他们以自己的旷世绝学和不朽之作,不但照亮了大宋的天空,更辉煌了整个中国文学的悠长岁月。
北宋,是无数人心中瑰丽的梦。
在这个梦境深处,我看到了一个历经沧桑、孤独悲怆的背影,在无涯的时间的隧道里,正踽踽独行。
他,就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
1\\从小立定青云志
1021年,江西临川,王安石出生。
从小,王安石的身上就笼罩着天才的光环。他记忆力超群,所学诗文皆过目不忘,几近神童。加上父亲对他后天的培养教育,王安石逐渐成长为一个才华横溢、天赋异禀的才子。
王安石的父亲是一个地方官吏,这一点对王安石的成长特别有利。
王安石从小就跟着父亲宦游大江南北,这使他有足够的机会,得以了解各地的风俗民情,得以体察老百姓的饥寒冷暖。
也正是这段经历,使王安石看到了大宋王朝存在的种种弊病。因此,王安石少年时期就在心里默默立志:待我长大成人,我必为我的国家奉献全部心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1岁那年,王安石一举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了他的仕宦之路。
和他同中进士的同学们,在找工作的时候,纷纷托关系,寻门路,挤破头地想留在京城。王安石可倒好,主动写申请,递报告,说他想到地方去锻炼。
皇帝一听,心想:见过低调的年轻人,没见过这么低调的年轻人。此人对自己如此严格要求,他日必成大器。
王安石就这样到下基层锻炼去了。
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吧,王安石在当地方官的时候,总是和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
他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民谈庄稼的长势,谈各种谷物的收成。甚至亲自卷起裤管,向农民学习如何施肥种地。
他访民情,察民意,不断地寻找和发现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本着百姓利益第一的原则,想尽办法去解决。
他知道自己仅仅是个父母官,但他想为一方的百姓,发出最大的光和热。
事实证明,王安石任地方官时的政绩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他每到一地,“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此时的王安石踌躇满志,《登飞来峰》是他心境的最好写照: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2\\应召进京为变法
1067年,在正月喜庆祥和的氛围中,宋神宗继位。
在宋神宗之前,宋朝对外基本上采取的是防御政策。宋神宗一上台,就想变这种被动局面为进攻态势。他想对外扩张,使大宋恢复昔日的汉唐雄风。
要实现这个宏图伟业,就必须打仗,而打仗就必须有钱。国库里的钱是不能乱动的,因为那些钱要留作国家的正常开销。
那么,谁能有奇思妙想,谁能拿出锦囊妙计,使得国家的钱迅速地多起来?
宋神宗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当时还在地方上默默呆着的王安石。
一纸诏书,王安石欣然进京。
宋神宗要他变法,要他改革,要让大宋在他们的变法和改革中,去掉积贫积弱之气,迎来新一轮的辉煌。
变法和改革正是王安石内心最想做的事情,多少年在地方上的艰苦历练,就是为了等到去中央施展拳脚的这一天。
沉寂许久,王安石终于站到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上。
此时,王安石的眼里,天地光明,万象更新。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3\\改革之路多阻力
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它的出发点非常好:发展生产,富国强兵。
熙宁变法的具体内容并非异想天开,它是王安石在多年的亲身实践中,研究和总结出来的。
其中有些做法已经在地方上实施,且效果很好,所以王安石才决定,将它们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但是,因为新法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加上在它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预想不到的新的问题,随之反对新法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有意思的是,反对新法的这个阵营,不是什么目光短浅、脑筋死板的保守之辈,而是北宋文坛的饱学之士。
比如代表人物司马光和苏轼。
他们承认,新法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他们也清楚地看到,新法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它所处的时代,具有很多的局限和漏洞。
比如,颁布青苗法本来的目的,是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给他们低息贷款以渡过难关,待他们有了收成,再带息偿还。
让王安石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很多和尚把经念歪了。青苗法通过层层执行,农民最后要偿还的利息,竟然高达最初的35倍!
这样的新法,怎么实施得下去!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也不敢向政府贷款。
但是,出现这样的结局,不是王安石的初衷,新法的变味和走样,他也始料未及。
所以,苏轼和司马光之流坚决反对新法,针对的不是王安石个人,而是对百姓疾苦、江山社稷的忧虑。
他们担心新法会把大宋导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
起初,宋神宗对新法极其支持,他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强后盾。他把所有发出另类声音的人统统赶出了京城,目的就是让他信任的大宋宰相,能有一个良好的改革环境。
后来,宋神宗终于承受不住来自反方的压力,他看了郑侠给他呈上的一幅《流民图》,始知新法带给了农民更深的痛苦,不禁潸然泪下。
在那一刻,宋神宗决定不再改革了,他也要叫停那个一直在改革的路上,呼啸奔跑的人。
叱咤风云十数年,王安石最终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他告老还乡,回到了他最爱的古都江宁。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
一为钓叟一耕佣。
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
兴王只在谈笑中。
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4\\是非成败任评说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高太后垂帘听政,新法被全面废止。
王安石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事业,就这样随着人亡而政息。
对王安石,有人说他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有人说他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还有人说他是不谙世事、刚愎自用的拗相公。
王安石不发一词,他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
因为,他在变法伊始,就深知他所选择的这一条路,是一条历险之路,是一条孤绝之路,有时甚至是一条血路。
但是自古成大事之人,有几个不是踩着一条血路前进的呢?
正如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一文中写道:“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熙宁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的每一条新政都是理想的,缺少的只是实现它的土壤。
失败的事业也有它的价值。
至少它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改革的范例,供人们长久地探讨、反思。
熙宁变法使人们明白,改革原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它是一项极其庞大的工程,它非一己之力所能完成,它要仰仗一个国家,一个团体,还有所有民众的支持。
它是在原来的机体上动刀子,是在进行着一场摧枯拉朽的战役,所以,它绝不能冒然推进,而是需要精心的准备。
这个准备包括:长时间的民意引导、人才储备、体系搭建、模板测试、反馈机制等等具体而细致的内容。
而这些,熙宁变法都是没有的,这就是它的时代局限性。
时代局限难超越,是非成败任评说。
此时,处在舆论漩涡中的王安石,是一朵孤独开放的梅。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5\\何妨举世嫌迂阔
熙宁变法虽以失败收场,但是王安石不应该承担所有的责任,他依然令我们感动。
首先,他能发起变法,说明他的心里装着天下。一个不忧国忧民的人,定然不会关心我们的国家存着着哪些沉珂弊病,更不会全力以赴一场挽救祖国危亡的伟大运动。
其次,熙宁变法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是为了让北宋崛起和强大。王安石在一生中,从没有想过自己,他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就是大宋的振兴。
只不过王安石是第一次变法,对于变法的整个操控过程缺乏经验,所以才出现了用人不当、政策失控、理念超前等问题。
就像有些人所说的:请原谅,我也是第一次做父母。
我们能原谅一个普通人,为什么就不能原谅王安石?!
在变法的过程中,有时王安石的确一意孤行,使人们很难和他合作。但是改革本来阻力重重,面对反对的声音,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你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试想还会有谁追随你?!
所以,他的自负,他的执拗,不过是他坚决贯彻自己理想的意志体现。
王安石在富裕的宋朝为官,官至宰相,但他从不讲究奢华享受和排场。他不愿让人抬轿,也不纳妾,在他死后更是没有留下任何遗产。
他的大公无私、清正廉洁可见一斑。
《宋史·神宗纪赞》中,对王安石也有这样的记载:“不治宫室,不事游览,励图治,将有大为。”
苏轼是王安石的对立派,是一直坚决反对熙宁变法的人,但是在国家大事上的针锋相对,并不影响他和王安石私下的个人感情。
“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已做好了从容赴死的准备。王安石当时已罢相三年,正在江宁隐居。
当他知晓苏轼遭此大祸,竟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见神宗,信中有一句话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对王安石的这句话,宋神宗思之再三,最后将苏轼放了,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因为王安石的不计前嫌,因为王安石的振臂一呼,因为王安石的出手相救,苏轼才免于劫难。
当苏轼得知是王安石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拽回来,他该是怎样的感佩不已、老泪纵横?!
对于曾在背后暗算自己而坏变法格局,想前来探望他的吕惠卿,王安石也没有过多的责难,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不如相忘”。
这就是王安石,终生以国家为念,淡泊朴素,高风亮节。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画是精神。
然而,即便如此,王安石依然背负着很多的骂名。
但是,王安石不在乎。
他知道自己的初心是什么,他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他“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韩琦颇能识人,他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司马光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这又怎么样。
王安石笑了笑,对自己说: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