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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才刚 张黎
姚才刚,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主要研究儒家哲学。
张黎,湖北大学哲学学院伦理学专业2016级博士生,主要研究中国传统伦理学。
[摘 要] 蒋信是明代颇具影响的一位儒者,他在会通湛若水、王阳明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心学思想。蒋信把“万物一体”说视为儒学的“立根处”,并将此说确立为自身的学术宗旨。“万物一体”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万物应相融为一体,也指人与人之间应相亲相爱、和谐共处。为了获得“万物一体”的境界,蒋信倡导“默识涵养”、“主静无欲”、“戒慎恐惧”的修养方法,在物我、内外,认识论与功夫论,境界与方法上均有所突破。“万物一体”的理念是儒学中的珍贵资源,对于当代人重新认识天人关系以及促进自然万物与人类自身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蒋信 明代儒学 万物一体
蒋信(1483-1559),字卿实,号道林,湖南常德人,嘉靖进士,仕至贵州提学副使,晚年隐居家乡著述、讲学,并创办了名为“桃冈精舍”的书院,“日讲学于其中,买田数十亩以馆学者,四方从游者以千计,庠舍莫能容”(蒋信,2003年,第2页)。在学术上,蒋信在会通湛若水、王阳明学说的基础上,又试图有所突破,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心学思想。他倡导心与理、性、气的统一,并以“万物一体”之说为依归,在功夫论上则倡导“默识涵养”、“主静无欲”、“戒慎恐惧”。目前学界对蒋信其人其学的研究尚较少。本文拟专门探讨蒋信用以标示宗旨的“万物一体”说,以就教于学界。
一
“万物一体”说发端于先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传》以及《老子》《庄子》等先秦儒、道典籍均蕴含有“万物一体”的思想萌芽。比如,《孟子·尽心》篇即出现了“万物皆备于我”一语,此语意味着,当人的本心显露并生发出道德行为之时,便能体悟到一切道德之理即在本心,同时亦可感到人与万物融为一体,一切存在物都在本心的涵摄之下,展示着无限的意义。汉唐时期的不少思想家也阐发了“万物一体”说。不过,直至宋儒,才真正将“万物一体”说提炼为一种系统的哲学理论。张载主张将“见闻之心”升华为“能体天下之物”的“大心”,如此一来,人就可以摆脱“见闻之心”的桎梏,进而做到“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张载集》,第24页),这并非要占有天下之物,而是将天下万物都看成是与自身痛痒相关的存在,不忍心天下万物遭受破坏、摧残。张载还阐发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集》,第62页)的见解,这种“民胞物与”说是“万物一体”说合乎逻辑的发展与延伸。程颢则在字面上明确提出了“万物一体”说,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二程集》,第15页)。湛若水、王阳明等明代大儒也能够秉承、阐扬宋儒有关“万物一体”的思想睿识。湛氏说:“夫心也者,体天地万物而不遗者也;性也者,天地万物一体者也……故道与天地同用,性与天地同体,心与天地同神,人与天地同塞。”(《湛甘泉先生文集》,第80页)他认为,天地万物不是心外之物,而是与人心同体的。若无人心的体悟、反思,天地万物便处于虚寂之中,它们存在的价值就无法彰显出来。只有从“万物一体”的角度,才能揭示出人与宇宙的本质。王阳明更是积极倡导“万物一体”说,认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王阳明全集》,第968页)。有学者指出,“万物一体”是王阳明思想的基本精神。(参见陈立胜,第1页)
蒋信在吸收、借鉴先秦及宋明诸儒相关论说的基础上,对“万物一体”说作了深入、系统的阐发,并将此说视为儒学的“立根处”(亦即根本宗旨)。据其《行状》记载,“信初读《鲁论》及关、洛诸书,颇见得‘万物一体是圣学立根处’,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岁因病去寺中静坐,将怕死与恋老母念头一齐断却……乃信得明道所谓‘廓然大公,无内无外’是如此,‘自身与万物平等看’是如此,以此参之六经,无处不合”。(柳东伯,第4649页)蒋信是在反复阅读、用心揣摩儒家诸种典籍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较长时间的静坐修炼,并验之于身心,最终才体悟到“万物一体是圣学立根处”的道理,此后便终生信奉,未曾更改。蒋信早年与其他大多数儒家士子一样,十分热衷于研读儒家经典,尤其对《论语》以及宋儒张载的《西铭》、程颢的《定性书》等文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从中领悟到了“万物一体”的思想旨趣。蒋信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体,《西铭》备言此理,学者惟体此意……千圣万贤,见知闻知,其谁能不以天地万物浑然同体为吾儒宗旨乎?某昔粗见此意时,尝告同志,释氏只悟得一空,即根尘无安脚处,吾辈若悟得物我同体,万私应即退听。”(蒋信,2010年,第210页。以下引《蒋道林文粹》,只标注出版时间及页码)又说:“至于六经、《语》、《孟》,千古圣神精神命脉,则惟在天地万物一体。”(2010年,第220页)在他看来,只有从“万物一体”(或“物我同体”)的角度切入,才能把握住儒学的大端、大本,否则便会舍本逐末,不得要领;人若真正悟得了“万物一体”的道理,便可能减少各种私心杂念,不再过多地计较个人的祸福得失,进而由近及远,关爱、呵护他人以及天地万物。
人与万物之所以是“一体”的,是因为两者都是由“气”化生而成的,具有同样的本源、根基。蒋信说:“宇宙浑是一块气,气自于穆,自无妄,自中正纯粹精,自生生不息……此气充塞,无丝毫空缺,一寒一暑,风雨露雷,凡人物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与一片精灵知觉,总是此生生变化,如何分得人我?”(《明儒学案》,第628页)他认为,宇宙间的事事物物尽管形态各异,千差万别,但都离不开气。有形之物是由气组成的,无形的太空也充塞着气,“无丝毫空缺”。“万物一体”从根本上来说即是“万物一气”,“物我同体”亦即“物我同气”。正是因为有气的存在,所以物物之间、人物之间、心物之间才具有了某种关联性,“万物一体”、“物我同体”的观念也才能得以成立。不过,蒋信并非是一个气本论者,相反,他有明显的心学立场。他尝说:“大哉,心乎!至哉,圣人之心学乎!”(2010年,第147页)只不过,他在阐发心学思想时,也十分看重气,心与气在他看来是相通无碍的。
蒋信论“万物一体”,往往将其与仁联系起来,即所谓“万物一体之仁”。他说:“只将自身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人,只有一个身,若知得是公共物事,虽万身何伤?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此皆明道泥塑端坐自家体贴出来者。”(2010年,第221页)在蒋信看来,一个人若体悟到“万物一体”的道理,便会“将自身放在万物中”,把自己与万物看成是息息相关的,而做到此点,恰好符合儒家仁德的要求,所以,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则称得上是一位仁者了。在蒋信之前,程颢、王阳明等宋明诸儒已论述了“万物一体”与仁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比如,程颢在《识仁篇》中指出:“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二程集》,第16-17页)“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命题表明,人与万物同在天地乾坤之德的创生中,同生同长,浑然无别,人若能认识到这一点,便可与天地万物感通无滞。蒋信十分赞赏程颢的这种思想睿识,他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曾多次论及此语,并且认为人与万物都体现了宇宙生生之理,而儒家的仁德也具有“生生”的特性,因而,“万物一体”与“仁”是可以互释的。
蒋信等宋明理学家不是不明白自然界生物之间存在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样,人世间既有合作、友爱与互助,也不乏相互之间的激烈争斗乃至残暴杀戮,但他们仍然不会放弃“万物一体”的向往。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着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现实状况越糟糕,理想反而显得越珍贵。而且,蒋信等宋明理学家在阐发“万物一体”的理想时,并非着眼于狭义的人伦道德,而是广义的生生之德。若从狭义的人伦道德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不能不区分是非、善恶,也不可能完全泯灭物我以及人己之间的界限。可是,当我们回到生生化化的本体时,整个宇宙即是“万物一体”,天地间所有事物都是一气贯通的,都是同一个生生不已的力量在起作用。如此一来,人与万物以及万物之间都是相通的。“万物一体”究其实是一种境界之说,它试图打破人与万物之间的界限与隔膜。
“万物一体”说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万物应相融为一体,亦可指人与人之间应相亲相爱,和谐共处。蒋信说:“夫人忍于邻之子,而不忍于同室之子者,为其同室与邻之子有间也……诚使夫人有见于吾之与家国天下,同出于宇宙一大胞胎,天地一大父母,其纯粹至善之矩在吾心者,不能异于家国天下,而在家国天下者,亦不能有异于吾,则其视家国天下者,不亦犹夫人之视其同室与其兄弟矣乎?”(2010年,第71页)在他看来,人对禽兽、草木尚存有恻隐之情,对作为同胞兄弟的人类更应有同情、关爱之心。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在“同室之子”与“邻之子”之间强作区分,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对待方式。人若能明白“宇宙一大胞胎,天地一大父母”的道理,那么,他在为人处事方面就会变得豁达大度,而不是斤斤计较。应该说,蒋信与阐发“民胞物与”说的张载一样,都属于儒家学者,他们不可能完全认同墨家宣扬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的“兼爱”说。儒家倡导的是“爱有差等,施有亲始”的仁爱思想,主张人须先爱自己的亲人,若有余力,再爱朋友、邻居、同事、陌生人以及天下之物。不过,若一味执著于差等之爱,过于突出亲疏、远近,则又无法实现儒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价值理想。因而,他们在阐发儒家差等之爱的同时,又高扬了“万物一体”或“民胞物与”之说,目的是试图在儒家的仁爱思想与墨家的兼爱思想之间加以均衡,以避免两者分别趋向各自的极端而出现偏差。蒋信还说:“夫天之生物也一本,故近而家,远而天下,莫非同体。古之圣人,其于天下也,则有养老字幼恤孤独之政焉,其为法也详;其于家也,则有爱亲敬长之道焉,其为义也密。夫爱亲敬长与养老字幼恤孤独,以其事则固异矣,然而其心岂二哉!为天下养老字幼恤孤独之心,即居其家爱亲敬长之心。”(2010年,第34页)在他看来,天生万物,万物都是一体的,人类社会也同样如此。人无论生活于何种社会环境之下,也无论扮演何种社会角色,都会与他人发生一定的关联,离群索居的人毕竟是极少的。一个人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应具备“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的情怀。蒋信主张,当人居家之时,便须“爱亲敬长”;当有机会将自己的才华施展于外时,便须实行“养老字幼恤孤独之政”,两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二
蒋信之学归本于“万物一体”,他本人也十分向往物我不分、浑然一体的境界。那么,如何才能获得这种境界?蒋信对此作了细致、独到的论述。
1.“默识涵养” 蒋信强调“默识涵养”在提升个体境界、成就圣贤人格中的作用。其所谓的“默识”即是静默中的当下体悟或心领神会,它摆脱了外部事物及语言文字的束缚,也没有停留于通常的经验判断、逻辑推理或理性思辨阶段,而是突出了对天道心性的洞观、神契与反求自识。严谨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对于分析经验现象是十分有效的,但在体悟超越的形上之境时却显得捉襟见肘。人在“默识”的体验过程中,需要做到精神高度集中,进而反躬自省,默然返照。“涵养”又被称为“存养”,它是指对心性本原的直接培养。(参见蒙培元,第390页)蒋信所谓的“默识”即是一种涵养心性的功夫,它在蒋信的功夫论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默识”概念源自《论语》。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孔子所言“默识”之本义并不难理解,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默默地记在心里。后世不少儒者没有拘泥于“默识”的本义,而是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阐发,尤其将“默识”作为描述直觉理论的一个语词,认为“默识”是消除了主客、能所、内外、物我界限的顿超直悟,是浑然与天道合一的大彻大悟。比如,宋儒程颢说:“性与天道,则子贡亦不可得而闻,盖要在默而识之也。”(《二程集》,第132页)“性与天道”在程颢看来是超越的性理,属于形而上之道,故不可仅用观察、归纳、总结等方法去了解这些知识,而应在寂然、澄然中领悟它们,进而默识心通。道德实践、人生意境等本身就不是一个经验性或认识论的问题。(参见邓晓芒,第20页)明儒陈献章反对程朱理学末流支离繁琐的学说,倡导心学,突出静观、默识的修养功夫。陈献章的衣钵传人湛若水虽然主张动、静一体,反对一味求静,但湛氏晚年的思想却有所转变,开始倡导“大同默识”说。(参见黎业明,第61页)蒋信则对“默识”作了如下解释:“《鲁论》‘默识’二字,默乃‘静默’之默,即动静之间是也;识乃‘知识’之识,即知止,即识仁,即知性知天是也……天地万物一体,孔门立教之宗。”(2010年,第216页)他认为“默”即为“静默”之义,这与孔子及后世其他儒家学者对“默”的界定大同小异。不过,“识”则被他解释为一个抽象的哲学观念。在蒋信看来,“识”即认识、明白或体认,认识或体认的对象也不是普通的事物,而指向了天道心性或至善,当然,他个人最看重的还是“万物一体”之理。所以,蒋信认为,“默识”即是在静默中体认、觉悟“万物一体”的道理。“默识”既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悟道的方法。
蒋信认为,通过“默识”的心性涵养功夫,可以使人在某一时刻豁然贯通,领会语言文字之外的意蕴,进而获得一种廓然大公或“万物一体”的境界。他说:“‘默识’二字,王心斋看得好,云:‘默识个甚么?识得天地万物一体。’此心斋善体认也。中离反以为叛于师门而攻之,浅矣。某旧尝有说:‘人苟心悟得万物一体,一切私意何处安脚?’”(2010年,第219页)又说:“体认所见,及得本体,澹然无染,亦是亲切语,欣甚。……孔门所谓默识,亦是由此养去;到极默处豁然有悟,便是廓然大公头面。”(2010年,第221页)王艮(号心斋)主张“默识”即是“识得天地万物一体”,蒋信同意这种看法,且对此深信不疑。在他看来,一个人若跳出自我的藩篱,即有可能做到与物同体、物我两忘,一方面不隔绝于外部世界,另一方面又不执著于任何事物,进而摆脱各种纷纷扰扰而达到自由、和乐的境地,获得“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的心灵体验。
2.“主静无欲” 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在吸收、改造佛教禅定与道教静坐调息方法的基础上,曾经提出了“主静立人极”、“无欲故静”(《太极图说》)之类的主张。受周敦颐的影响,蒋信也极力宣扬“主静无欲”的修养方法,认为它有助于人收敛心意,进而体悟“万物一体”之境。蒋信32岁时因患肺病,曾到道林寺静坐,此次静坐除了使其身体逐渐好转之外,也使他在领会儒家天道性命之学方面有所长进,他愈发坚信“万物一体”之说。待身体完全康复之后,蒋信仍坚持静坐养身,同时将静坐视为心性修养的一种基本功夫。他认为,在求学问道的过程中,经典的启示、师友的点拨固然重要,但静中的自我反思同样不可或缺,它对于初学者而言尤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只有通过静坐清除心中的浮妄之气,初学者方可真正入学,二程即以此法教人,蒋信对此颇为欣赏,认为让初学者习静“非是教人屏(摒)日用离事物做功夫,乃是为初学开方便法门也”(《明儒学案》,第630页)。
蒋信等宋明理学家所谓的“主静”,主要不是静坐活动,而是基于心性修养的目的,通过意念排除外界事物及自身欲望的干扰,充分彰显人本有的善心善性,进而提升境界。静可分为身静、心静,蒋信以及其他宋明理学家所言之“静”兼具以上两方面的内涵。身静和心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身不静,成天忙忙碌碌,疲惫不堪,心便难以安静下来;反之,心不静,身体虽然停顿下来,但因为心的烦躁不安,身体也会大受影响。两者相较,心静显得更为重要,静坐从根本上讲乃是心静。静坐并非意味着人无所事事,当代有学者指出:“静坐是一种针对性特别强、意识高度专注、思想异常集中的心理活动。古人强调:静坐时切忌‘身如槁木,心如死灰’,静坐是‘有针对性地向内用力’。木木地坐着,大脑一片混沌,就不能达到静坐的目的。”(方朝晖,第29页)
蒋信又倡导“无欲”,认为“无欲”、“主静”可以相得益彰。也就是说,当人的欲望较少时,则不会心浮气躁,此时人的身、心都趋向于静;而当人的身、心都静下来时,欲望亦不易滋生。无论是“无欲”还是“主静”,最终都指向湛然、清明之境。当然,蒋信所谓的“无欲”并非要弃绝人的所有欲望,而仅仅主张要对人的过多的欲望加以抑制。就当代社会而言,一部分人在物质及生理欲望方面或许容易得到满足,没有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但却容易沉溺于追求个人影响力、知名度与成就感的“无形欲望”之中,后者看似合理,甚至可能让人产生一种高尚感,但若过多、过滥,同样会对人的身心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较大的危害,不可不谨防。
3.“戒慎恐惧” 蒋信认为,追求“万物一体”的高远境界,不可走向玄虚,相反,人应脚踏实地做修身、克己之功。他说:“是故其(指孔子,引者注)诲诸门弟子也,惟忠信,惟戒慎恐惧,灵明弗道也。夫不云灵明,非其智不及也,惟诚敬而后可以语心之存,心存而知止,是真灵明也已。其提揭真面目,示人趋也,惟曰:‘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空无弗道也。夫不云空无,非以是不足贵也,浑然与物同体,乃始合德于天地内外。……贵灵明而贱诚敬,主空无而弗察仁体,此其去横议无几矣。”(2010年,第119页)蒋信这里指出,孔子教诲门人弟子,往往告之以忠信、戒慎恐惧及诚敬的道理,而不轻言空无、灵明,不是因为孔子及其弟子不够聪明、睿智,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多讲玄言虚语,在他们看来,要获得上达之境,离不开脚踏实地的修养功夫。蒋信则认为,空无、灵明不是不可讲,只是需要慎言,空无、灵明与诚敬、察识仁体等修养功夫是密不可分的,“贵灵明而贱诚敬,主空无而弗察仁体”的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若没有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修养功夫,便无法触动心机而真切地体验到灵明之境,他强调“惟诚敬而后可以语心之存,心存而知止,是真灵明也已”,其用意正在于此。
蒋信突出敬畏功夫,主张人应对天理或普遍的道德法则心存敬意,不可违越,在日常生活中则应谨言慎行、整齐严肃。他说:“千古圣贤相传,只是‘戒慎恐惧’四字。”(2010年,第212页)“戒慎恐惧”一语源自《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它意味着,一个人在没有他人监督的情况下仍须自我警觉、小心谨慎。“戒慎恐惧”后来成为很多理学家修养功夫论的基本范畴之一,蒋信也不例外,他主张人应常常提撕本心、省察克治,尤其应积极防患于未然。而且,在蒋信看来,“戒慎恐惧”还应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相结合,若缺少后者,“戒慎恐惧”将与胆怯、畏难无异。
蒋信在强调“戒慎恐惧”敬畏功夫的同时,也没有忽略洒落、和乐的境界追求,在他看来,敬畏与洒落本身即是不可分开的。依今人的看法,所谓“洒落”,即指“见事透彻,处事潇洒磊落,不偏不倚,无丝毫固执,通达晓畅,廓然大公,能与自然融为一体”(兰宗荣,第71页)。蒋信认为,不必以敬畏排斥洒落,这两种修养功夫并无尖锐冲突,而是可以相通、相融的。也就是说,人在日常生活中一方面须庄重、严肃,另一方面也不可过于拘谨、刻板,而应做到悠然自乐、清逸潇洒。
三
蒋信的“万物一体”说主要涉及到了人与自然万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人与自然万物本来是“一气流通”的,两者之间具有血肉相连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既属同类,彼此之间更应相互体贴与扶持。蒋信倡导“万物一体”说,并非一味追求虚无飘渺的玄境,而是主张将高远的理想落实于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在日常生活中则关爱他人,尊重生命(包含人以及其他自然存在物的生命),保护环境。蒋信是一位躬行践履之儒,无论仕于朝廷还是居家休养,他一向淡泊明志,自律笃行,心系苍生,为民请命,同时通过对天道心性的反思,上达天德,体验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的快乐。
蒋信的“万物一体”说对于当代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也就是说,当代人也应培养一种“万物一体”的仁爱情怀,如此方能真正关爱、呵护他人以及自然界中的禽兽、草木乃至瓦石。人本来就来源于大自然,无论是过去、现在抑或是未来,人只可能是大自然中的一员,而非大自然的中心或全部,人与其他自然万物共处于一个宇宙之内,与万物休戚相关。人不可把自己看成是万物之主、凌驾于万物之上。大自然中的其他生命或存在物遭到破坏,最终也会殃及人类。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维系并重新发扬“万物一体”的理想,使其不至于失坠,才能拯救自然万物与人类自身。除此之外,“万物一体”说还能够促使人超越形体的有限性,而在精神上获得与天地同体的永恒性;有助于培养人们济世救民的责任感、悲悯情怀和担当精神。
不过,蒋信的“万物一体”说也有其不足之处。他过于突出静观反思、默识涵养在达到“万物一体”境界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导向了神秘主义。蒋信所谓的“忽觉此心洞然宇宙,浑属一身,呼吸痛痒全无间隔”(柳东伯,第4649页)就属于一种非同寻常的个人体验,带有较强的神秘色彩。在宋明理学家中,获得并描述过这种神秘体验的远不止蒋信一人,不少理学家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或多或少地提到类似的体验。比如,陈献章所谓的“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陈献章集》,第145页)以及“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陈献章集》,第217页),高攀龙所谓的“一念缠绵,斩然断绝。忽如百斤担子,顿尔落地。又如电光一闪,透体通明,遂与大化融合无际,更无天人内外之隔”(《高子遗书》,第357页)与蒋信描述的体验、意境大同小异。此类体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它对于当事者来说可能是心知肚明的,对于他人而言则未必那么清楚明了。如此一来,蒋信等宋明理学家倡导的“主静”“默识”等修养方法就难以避免神秘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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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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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集》,1978年,中华书局。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暨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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