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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秋，清华学校正在筹办“国学研究院。”
校长曹云祥希望聘请胡适进入国学院，担任其中一位导师。
但胡适却拒绝了：“非第一等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梁任公，就是搅动“戊戌变法”的梁启超；
章太炎，更是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
王静安，就是最神秘的王国维。
当时，王国维正担任清朝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如果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就不再方便跟清室往来频繁。
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好友蒋汝藻在信中劝慰他：
“清华每月有400大洋，有屋可居，有书可读，又无需上课，为吾兄计似宜不可失此机会。”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打动王国维的是后面的几句话：
“从此脱离鬼蜮，垂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
脱离鬼蜮，垂入清平，正是王国维最盼望的事；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文字，也是他最大的心愿。
就这样，王国维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和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
这所研究院有多牛？存在的4年中，毕业生仅仅70余人，但是质量非常之高，有50余人都成为中国人文学界的著名学者。
王国维也因此桃李满天下。
但令人诧异的是，号称“国学大师”的王国维，年轻时崇尚的却是西方“新学。”
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1877年，王国维生于浙江海宁县。
从小“体质羸弱”的小王，人生道路早已被父亲王乃誉规划好：读经书、考科举、点翰林、做高官，这也是传统士大夫走过千年的老路。
要想在科举中金榜题名，就要读《四书五经》。
可王国维从小就不喜欢这类书，就这么马马虎虎的读了几年，竟然在15岁那年考中秀才，成为“海宁四才子”之一。
1892年，他前往杭州继续考试，再也没有好运气，不出意外的名落孙山。
但世界为他关闭一扇窗户的时候，也很贴心的为他打开一扇门。
在杭州，他第一次知道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有更宽广的天地，后来在他的《三十自序》中回忆：
“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
他的父亲也是开明的家长，并不阻拦王国维读这些课外书。
王国维选书的理由很简单：能够救国救民的书，就必须读。
而要救国救民，只有学习西方的文明。
从此他开始凭借自己的兴趣，走上了一条望断天涯的登天路。
既然背离《四书五经》的道路，也就直接导致他在科举中再无寸功，金榜题名的荣耀，也与他彻底无缘。
1898年，王国维来到上海谋生，在《时务报》中做些抄写、校对的工作。清贫的生活，没有让他忘记来上海的目的：读书救国。
在几年的时间里，他勤奋刻苦的学习了德文、英文、日文，并且通读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哲学家的著作，成为最精通西方哲学的中国人之一。
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王国维很可能像胡适一样，成为西装革履、吃面包喝牛奶的“全盘西化”人士。
正是罗振玉的出现，才真正造就了“中西合璧”的王国维。
在《时务报》工作时，王国维每天午后会去隔壁的东文学社，学习3个小时。
有一次，他在学习之余顺手在扇面上题了一首诗，其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
如此大气雄浑的诗句，瞬间让东文学社的老板罗振玉大感惊异，就决定资助这个年轻的学子，让他好好学习，没有后顾之忧。
罗振玉不仅资助王国维东渡日本留学，还让他在自己主办的《教育世界》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性文章。
就在一颗学术明星冉冉升起时，罗振玉给了他当头一棒。
当时的王国维，沉溺在尼采的唯意志论中不可自拔，罗振玉就劝他：“尼采诸家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
王国维的反应是：“闻而惧之。”
西方的学问发韧于西方的土壤，依据的也是西方的传统习俗，如果照搬到中国的大地上，可能会水土不服。
而一个国家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么就成为顾炎武口中的“亡天下。”
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萦绕在读书人心中的一股情节就是：
国已将亡，天下不可再亡。
明白了这层道理，王国维大彻大悟。
从此以后，他在研读西方经典的同时，花费了大量的心思，去研究诸子百家和宋明理学。
西学与中学的融会贯通，放佛让王国维打通了任督二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903年，王国维发表《哲学辩惑》；
1904年，撰写了《红楼梦评论》；
1908年，写下了《人间词话》。
辛亥革命以后，他和罗振玉东渡日本，暂时避开国内的纷争，只求能够静心做学问。
王国维的学术功底经过十几年的积累，终于在日本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第一部关于戏曲的著作《宋元戏曲考》发表；
将中国历史向前推进1000年的《殷墟书契考释》发表；
最早研究敦煌汉简的《流沙坠简考释》发表，更被鲁迅称为真正研究国学的书。
北宋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王国维知道他没有文韬武略、没有用兵奇谋，能做的只有“为往圣继绝学。”
清楚了自己该如何报国，王国维就在这条道路上一路狂奔。
在礼乐崩坏的清末民国年间，所有人都向“美丽自由”的西方世界看齐，只有王国维在人群中逆行而上，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学问，一样很精彩。
众里寻他千百度
在民国初期，最汹涌的群众运动就是剪鞭子，毕竟要走向现代化，就要与过去决裂。
可王国维的脑后，仍然托着那根小辫子，终生都没有剪掉。
夫人不解的问他：“大家都剪掉了，你怎么还留着？”王国维说：“都到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干什么？”
在那个年代，大家都剪了鞭子、换上西服，争先恐后的表达自己的进步，只有王国维还穿着长袍马褂、扎着小辫子，行走在大街上，看上去那么扎眼。
只有王国维知道：“300年前，中国人已经历过一次剃发易服，但文脉好歹传承下来。
如今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若没有一两个护道者，恐怕连皮带囊都要被换了。到那时，中国还是尧舜禹汤的中国吗？中国人，还是炎黄子孙吗？”
都以为王国维一辈子都在为清室守节，其实在他的心里，皇帝、朝廷、发服，是几千年来中国的象征。
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明，他的坚守像是大海浪涛中的一叶扁舟，孤独无助却又坚定前行。
我们可以站在上帝视角去批判他的愚，却不能否定他付出巨大勇气的坚守。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遍观王国维的照片，表情都是统一的：严肃、古板、不苟言笑。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很直爽，喜欢跟人开玩笑。但只要见到王国维就收敛起来，大气都不敢出。
即便在老师们聚餐这种放松的场合，杨步伟都不敢跟王国维坐在一桌，就因为那种庄严、不怒自威的气场，让所有人都在他面前保持由衷的克制。
事实上，王国维不仅面目严肃，生活中也无趣的很。
他能写出《宋元戏曲考》，却没有看过一场戏；
每天经过颐和园，却没有好好玩一玩；
即便跟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没有问题要回答，他就一根又一根的抽烟，两人相对无言，也不觉得尴尬。
所以他的孩子王东明回忆说：“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
徐中舒曾评价自己的老师：“他是有热烈的内心情感的人。”
王国维在家中书房读书写作时，别人一般不去打扰他的清净。
但孩子们玩耍时，还是会不小心闯进书房，每当这时夫人就来到门口，装作很凶的样子叫孩子们出来。
王国维被打扰了清净，却没有丝毫的懊恼，反而挡在孩子们前面，跟夫人做起“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孩子们在他休息的时候，也喜欢缠着他读诗。
王国维就拿着书本一遍一遍的读，甚至还跟孩子们玩他不擅长的画画。
他随便勾两笔，胡话张口就来：“这是一艘船，这是个老头子。”
这样的老顽童，跟那个令人生畏的王先生判若两人。
朱颜辞镜花辞树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的小朝廷逐出紫禁城。
王国维作为溥仪的老师，也在被逐之列。这次事情，被他视为奇耻大辱，一直如鲠在喉。
1926年春夏，冯玉祥的西北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命其部下开进河北。
两年前的悲惨遭遇，再一次浮上心头。
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也不过是再难受一次，可事情远远不止这么简单。
也是在当年，北伐军攻入长沙，自命清室遗老、且留有鞭子的学者叶德辉，被军队强势镇压。
这哪里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要彻底除旧布新的节奏啊。
1927年，更是人心惶惶的一年。
学生姜亮夫去拜访王国维，王就问他：“有人劝我剪辫子，你怎么看？”
姜亮夫只好说了些宽慰的话，让老师放宽心，还是顺应事实的好。
王国维却说：“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
一生坚守的中国文化，被所有人弃如敝履。本想着多读书、多教点学生，可时代却要彻底扫清文脉存在的土壤。
一介书生王国维，在激烈动荡的的大时代浪潮中进退失据，面对前路彷徨，彻底失去了方向。
同样是礼乐崩坏的时代，孔夫子还能“修六经、注春秋”，王国维却无力反抗，只能眼不见为净。
1927年6月2日，颐和园昆明湖边。
王国维平静的抽了一支烟，然后无悲无喜的向前走去，一头扎进平静的昆明湖中。
被打捞起来后，众人在他的口袋中发现一封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面对翻天覆地的世界，王国维那瘦弱的肩膀，怎能接续老旧中国的脉搏？
他能做的，只是给时代的斯文和士人的体面，找个平静的归宿。
就像陈寅恪在为他撰写纪念碑文中说的：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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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中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灯就有人。”
王国维用弱小的身躯，点亮一盏微弱的油灯，在时代的大潮中迎风摇曳，却发出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