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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影响甚广，其中第一篇就是《道士塔》。散文中对敦煌文物流落海外流露出深深的惋惜和痛恨，也描绘出一个愚昧又可恨的历史罪人的形象——王圆箓。
王圆箓是一个道士，负责看管莫高窟。但是他为了很少的钱财，就将莫高窟中的无比宝贵的文物卖给外国冒险家，被一箱一箱、一车一车地拉走。这些文物已经不可追回，如今中国的学者想要研究敦煌的历史和艺术，也只能向外国人购买资料。王道士成为一个千夫所指的罪人。
《文化苦旅》是一本散文集，散文有浓烈的个人情绪在里面。我们抛开这些主观情绪，结合历史背景，深入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以后，可能会对王道士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
王圆箓来到莫高窟的时候，莫高窟已经是残破不堪。王圆箓为了修缮这个佛教圣地，开始清理窟内的泥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工作，他发现了足以震惊世界的藏经洞。“敦煌学”也因此产生。这个举动虽然让无数文物遭到掠夺破坏，但是归根结底，王道士的目的是想恢复莫高窟。而且抢夺文物的另有其人，不应该归罪于发现者。
王圆箓显然不懂这些文物具体价值几何，否则也不会为了一点点钱卖给外国人。但是他也知道这些东西肯定价值不凡，挑选经卷上交给知县。可惜这些东西并没有受到官府的重视。王道士不死心，去八百里外的酒泉向道台廷栋汇报莫高窟的情况，遗憾的是仍然没有结果。王圆箓只是一个道士而已，该做的事情全都做了。正因为官府的不作为给了外国冒险家可乘之机。
后来斯坦因来到莫高窟，以低价从王道士手中买走这些宝贵的经卷。由于王道士多次上报都没有结果，最重要的是，他想筹钱来修复莫高窟。在斯坦因的巧言令色之下，王道士把经卷卖给了他。斯坦因的钱财也确实被用于修复莫高窟上，而不是进入王道士自己的腰包。可以说王道士犯下的大错来源于愚昧，而不是私欲。
这回清朝官员终于知道这些经卷的价值。但是从《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可以看出，清廷的动作相当粗暴，在搬运的过程中遗失、损坏甚为严重。书中还说，王道士心疼这些经卷，另外抄写一些藏了起来。
王道士无疑是有错的，因为善良和愚昧。但是莫高窟被破坏的罪名不能强加在他一个人的头上。这是西方冒险家和不作为的清朝官员共同制造的后果，也是那个黑暗、愚昧、疯狂的时代之下的寻常一角。
参考文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