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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事物总是发展的、变化的、相互联系的,要学会用唯物辩证的观点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可在现实中常常会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历来人们评价功过是非,对小人物往往和大人物不是用同一个标准或尺度。
远的不说,这里就敦煌壁画的保护和破坏,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两位人物:王道士和张大千。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哪儿跟哪儿呀,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嘛!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某一事件时,就会有了“相及”的地方。
王道士真名王圆箓,祖籍湖北麻城县,本人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长期居留于此地,守护着一片佛窟。众所周知,王圆箓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又是佛教圣地,历来都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偏偏把一个道士安排在佛窟里,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道士的行为感动了佛祖,还是无意的安排,佛窟里的秘密却让一个道士来发现守护,真是奇人遇奇事。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和民工清除16号洞窟的积沙后,发现内有一门,高不容人,外用泥块封闭着。他们好奇地把门打开,竟发现洞内无数白布包充塞其间,仔细观察,才发现是个藏经洞。于是他晓行夜宿,步行五十里,专程拜访了县令严泽,还专门挑了两卷经文送去。这个县令除了渔肉百姓外是狗屁不懂,把两卷经文当作发黄了的废纸,一笑了之,王道士失望而归。1902年,到了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来了位进士出身、谙熟金石的新县令汪宗翰,王道士重振信心,再次登殿拜访,苦心陈情,报告发现藏经洞的情况,希望得到一笔保护费用,汪县令立即带领人马,浩浩荡荡,视察了莫高窟,王道士心甚喜,以为碰到了救星,谁知汪县令视察后,手上拿着挑选好带走的经文,对王道士说了声“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扬尘而去,怎么保存,如何看管,王道士伸长脖子等待,没有下文。
王道士仍不甘心,他雇了毛驴,备了干粮,挑了一些经卷,对弟子和民工做了简单交待,冒着被土匪劫杀的危险,单枪匹马,风尘八百里,赴酒泉叩见肃州道台廷栋,这位道台学问大大的有,仔细观看了经卷,既没评价这些文物究竟有没有价值,也没提到如何保护,只是从书法的角度欣赏了一番,并得出结论,经卷上的书法与他写的有得一比,也就了事了。消息传到甘肃学政叶昌炽耳朵里,他通过县衙要了一些经卷,王道士以为这次会有希望,但叶昌炽也只是为了充实他正在写作的《语石》。果然,才学满腹的学政除了在《语石》中对藏经洞经卷作出一学术评价外,也没有任何保护的建议和举措,王道士失望极了。
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个让他名垂青史的英国人--斯坦因,他从印度来到敦煌,打听到了王道士的这一发现,于是用金钱来诱使王道士给他看看。王道士一看是个外国人,以为是八国联军的逃兵,马上提高了警惕:在景区转一转可以,看经书,绝对不行。斯坦因便说自己是玄奘的忠实信徒,慌称自己是沿着玄奘取经返回走过的路,历经艰辛才来到莫高窟,希望一睹大唐留下的经卷。王道士虽不信佛,但西游记的故事小时候要饭还是经常有机会听说书的艺人讲过,于是就答应让这个外国人瞅一下。
斯坦因不看便罢,一看就发现了唐代高僧玄奘从印度带回的经卷汉文译本,心中高兴得了不得。但此人十分狡诈,为了欺骗王道士,就不动声色地说:自己十分崇拜玄奘,玄奘法师在天之灵暗示着要我把这些经书带回到佛国印度去,王道士被骗相信了,就把经卷卖给了他。目送斯坦因的车队在夕阳下远去,沙漠上留下的深深车痕,如同碾在王道士的心上,也碾在中国人的心上。这一情节在首届敦煌文博会主场演出--《又见敦煌》中作了浓墨重彩的渲染和烘托,无不令人动容。
任继愈老先生十多年前,在一篇文章中曾评论过敦煌遗书被盗事件:“尽管王道士在发现后不久报告过清政府,清政府却漠然处之。这样单靠王道士一人之力,自然是无法也无能力来保护它的。于是无可避免地也就决定了这批遗书的不祥和悲惨命运。”这就是大师的风范,从历史和现实角度的客观评价。
其实客观地讲,王道士对莫高窟也是有贡献的,一是募集资金,把已被流沙掩埋的洞窟清理出来,使莫高窟得以重见天日。二是发现了藏经洞,从而导致了“敦煌学”在全世界的兴起。三是对洞窟进行了多年修复,使之得到延续。
在对待这个问题上,人们总难免有一种“为尊者讳”的思想在作祟。可你是否知道,有一个人,他对莫高窟文物的毁坏,其实要远远甚于王道士,这个人就是张大千。从1940年至1942年,张大千曾两次赴莫高窟临摹壁画。在临摹时,经常把表层的后期壁画剥去,来一睹里面的早期壁画。如今的莫高窟第130窟,就留有张大千的“杰作”,他首先剥去第一层的西夏壁画,然后又剥去第二层的晚唐壁画,今天游客看到的,是最下层的盛唐壁画。更令人惋惜的是,张大千在剥掉壁画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的保护措施,而是随剥随丢,西夏和晚唐的精美壁画就这样被一双创造美的手掰成了碎片,而最底层的盛唐壁画,已被后绘者划得面目全非。40年代曾有人在甘肃的报纸上揭露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破坏,但未引起重视,可见当时没有文物保护的社会认识。40年代的人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尚可原谅,那清朝末年的王道士呢?对他的评价,是不是更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呢?何况道士所为,乃为无意,他根本不知道壁画的艺术价值,古人不是说过吗,“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可张大千呢,作为一代艺术大师,他不可能不知道敦煌壁画的价值吧?他这是有心为恶,比王道士的行为不知要可恶多少倍,可是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谴责,因为他是名人。
当然了,张大千的敦煌之行还是有功劳的,历时两年七个月,耗资五千余两黄金,临摹莫高窟壁画二百七十六幅,陆续在兰州、重庆、成都、上海等地举办了临摹敦煌壁画展览,一时间人潮如涌,震惊中外,促进了艺术界、史学界及社会贤达对发掘敦煌宝藏的极大兴趣,敦煌壁画从此受到政府和各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敦煌艺术从此走向了世界。此外,张大千还有一举值得大书特书,那就是积极建议当时的国民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这为后来莫高窟以及周边东千佛洞、西千佛洞、榆林窟等文物的保护的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愿我们及后来人能够正视历史,公正的评价每个人的功与过,不管他是王圆箓,还是张大千,抑或是……
科学无国界,文明也不应有国界。值得庆幸的是,敦煌的那些宝贝不管它散落在何处,这些文物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敦煌学不仅在中国,更在全世界,敦煌有过去、有今天、更有未来。
作者简介
王月娥
作者简介:王月娥,国家电网甘肃电力公司文学协会主席、书美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