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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5年，刘汉王朝经历了约二十年的混乱动荡之后，重归一统。西汉末年兴起的图谶之学，曾有力辅助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刘秀起兵之前，卜者王况制造了“荆楚当兴，李氏为辅”的谶语（《汉书·王莽传下》），刘秀的同乡李通把这个谶语改为“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助刘秀起兵。后来刘秀即皇帝位，也是听了“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符谶后决定的（《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兴后，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继续借助图谶
巩固政权。东汉前期浮妄的政治文化环境，反激出一批士人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桓谭、王充等作文追求真实，力排虚妄。东汉后期，宦官、外戚交替专权，社会腐败。一些士人清议时政，发愤指弊，他们的文章往往有着求实的鲜明倾向，富于激情和文采，王符、仲长统就是代表。此外如冯衍、朱穆等，或抒写个人情事，或批评时俗浇薄，情真而辞切。
一、疾虚妄、崇实诚：东汉前期散文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宿县附近）人，活动于东、西汉之交。博学多通。历官掌乐大夫、太中大夫、议郎给事中。光武时因屡言图谶之非，贬出为六安郡丞，卒于赴任途中。桓谭著《新论》29篇。保存最完整的是载于《后汉书》本传的《陈时政疏》和《抑谶重赏疏》。前者述说用贤纳言、赏罚公正、重农抑商之旨，无多新意；后者则表现了鲜明的反图谶迷信思想。
王充（27—100？），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虞县）人。少年至京师受业太学，师从班彪。好博览，会通百家。曾为州县小吏，晚年退居著述。《论衡》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今存85篇（其中一篇有目无文）。全书以“疾虚妄”为宗旨，对汉世以来的阴阳灾异、河洛图谶以及今文经学学风、俗儒品格等给予有力的批驳，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东汉神学政治的批判。
王充在《论衡》的《作对》、《自纪》、《艺增》、《超奇》、《佚文》等篇中，提出疾虚妄而立实诚、反华伪而倡使用、斥模拟而贵独创、排晦涩而申通俗等写作主张。他自己的文章，就是这些主张的较好实践。如《艺增篇》批评世俗中言过其实的现象。
王充虽然祟实尚用，倡导通俗，却并不反对把文章写得漂亮。“华而不实”和“实而不华”都是他反对的（见《书解篇》），他甚至还说过“文辞美恶，足以观才”（《佚文篇》）的话。他在崇实的同时，也主张独创，并不反对文的各具特点。
二、切中时弊、情感浓郁：东汉后期散文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主要活动于和、安至桓、灵时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张衡等交游。性情耿介，不同流俗，故不得仕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后汉书》本传）王符的文章，往往切中时弊，富于情感。
仲长统（180一220），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一带）人。少好学，博涉书记，富于文辞。性情倜傥，敢于直言，时人谓之“狂生”。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后汉书》本传）。《昌言》今已不存，清人严可均《全后汉文》辑得万余字，仅得其十分之一。
《昌言》和东汉末年的许多著作一样，思想比较庞杂，也比较活跃，而总的倾向是崇尚实用，讦直深刻，充满变革的思想。作者反对宦官、外戚干政，反对社会不公。如《理乱篇》，揭露汉代世风败坏，智巧奸诈的小人高官厚禄，而正道直行的君子则穷苦困窘。作者在历史反思的基础上指出，无论治世乱世，君子的命运都不免困厄。而不能任用君子，则是人主最根本的错误。《昌言》的文风较为质朴，而富于论辩色彩，往往言辞激烈。
因为仲长统也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影响，有的文章也写的潇洒美丽，如《乐志论》写自己理想的生活。
三、东汉其他散文
东汉时期，除经世致用的政论文外，还有少量文章或叙写个人情事，或讥刺世俗浇薄，情感浓厚。以冯衍、朱穆成就较高。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今西安附近）人，活动于两汉之际。幼有奇才，博通群书。曾被大将军鲍永举为立汉将军、狼孟长。刘秀即位，忌恨当年招冯衍不及时而至，黜衍。冯衍因与外戚交结，官司隶从事。刘秀惩治外戚，冯衍遭牵连，罢官归家。年老家贫，卒于家。著述50篇。他的《与妇弟任武达书》是一封休妻信，胪诉其继室任氏“既无妇道，又无母仪”的种种恶行，排偶铺陈，情感愤切。
冯衍此文，虽是诉说家事，但是足具真情实感，表达方式铺叙排偶，与当时往往据图谶以谈说的虚妄之文很不相同。
朱穆（100—163），字公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市）人。以《崇厚论》、《绝交论》等杂论著名。《崇厚论》乃是“感时浇薄，慕尚敦笃”之作。
在这里，朱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在儒家仁义、礼法遮掩下的伪善的社会时俗，他的“崇厚”，是要隆崇道家的“道德”。
《绝交论》也是“矫时之作”。
朱穆的这两篇散文，针对时俗而发，于阐明道理之中，蕴藏深沉的情感。文风朴实无华，辞不迫切而深刻达意，没有汉末文章骈俪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