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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封号荆公,临川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是北宋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也是有名的诗人、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在政治上的革新引起同时和后世许多人的敌视,但这些人也不能不推崇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他所传较早的一首诗是庆历三年回乡时写的《忆昨诗示诸外弟》,这首诗记录了他出仕以前的经历和思想,是考察王安石早年生活的重要依据。庆历四年他从扬州回临川后写的散文《伤仲永》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代表作,通过这个故事说明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
文章仅二百字,记事简洁,说理透彻,王安石文章的风格在这里也露出端倪。在鄧县任上,有人送给他二百余篇当时杜甫诗集中不传的杜诗,王安石编辑了《老杜诗后集》,皇祐四年在舒州作官时为之作序,序文中表达了王安石对杜甫的崇敬和对杜诗的热爱。这个时期,王安石的散文创作也得到了丰收,他的“记”体散文大多写于这个时期。这种文体熔叙述、描写、抒情、议论为一炉,而王安石的“记”,更具有说理透彻,文字朴实无华而又耐人寻味的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写于舒州的《游褒禅山记》,这篇游记以简洁的文笔告诉读者,“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的地方,以此来说明要探求知识也只有具备远大的志向和顽强的毅力去深入思考和学习,不随俗不放松自己,这样才能真正有所收获。这篇记体文章写得脉络分明,井井有条,从具体描写到抽象议论,转折变化十分自然,表现出王安石散文简洁挺拔的风格特征。
在京城做三司度支判官的时候,王安石和宋敏求一起编辑了《唐百家诗选》,表现了他对唐诗的喜好以及对文学活动的关心、参与执政以后的王安石全身心投入到改革工作当中,其文学作品少了,但更具有现实作用。为了反驳那些阻碍变法的言论,驱散那些“众人纷纷何足竞”的世俗流言,他写了许多笔锋犀利的文章。司马光写信以“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责备他,劝他放弃变法。王安石回敬他有名的《答司马谏议书》。
他只用了三百多字就有力地回答了司马光三千多字的责难。他指明两人“所操之术”不同,所以没有政治上的共同语言。针对司马光对他的指责,他只言简意赅地指出:大意是:受皇帝的命令在朝廷上修订法律并下达给负责官员执行,不能说是侵官夺权;效仿先代圣贤君主的政治制度来兴利除弊,不应算是生事扰民;为国家理财增加收入,不应认为是与民争利;批驳谬论,斥责小人,不应说是拒绝谏言。
虽然每条的批驳只是寥寥数语,但已使人感到气势充足,不容抗辩。议论文是王安石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工具,他利用这个工具陈述政见,揭露时弊,议政说理,辩论驳难,无不写得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在驳难文章中,更表现出他行文所向披靡的锋芒。怪不得后世评论家说他的文章“瘦硬通神“,“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等简贵。”。
在议论文之外,王安石的碑志类文章也占有很大比重。这些文章参照史书来看,大体上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因为他在写作时不写未知之事,不过分褒扬。因此他的碑志文为史学提供了史料。《宋史》上孔道辅、田况、沈遴等人的传与王安石所述极为相似,有的就是以王安石的文字入传的。一些沉沦下层的文人、中下层官吏,即使有善行也多是默默无闻。王安石很注意为这些人写碑志。如王令布衣终生,但人品高洁,文学上也有成就。
王安石写了《王逢原墓志铭》,高度评价了他的人品,使这位为世人所知不多的青年学者得以传名于后世。“为人喜酒色”的马汉臣,后来改过自新,努力学习,但是只活了二十三岁,无所成就。王安石为他写了《马汉臣墓志铭》,表彰他改过向善,称赞他努力好学,倘若不是早亡,必定能有所成就。王安石在艺术上成就最大的还是诗歌,特别是晚年所作的抒情写景的小诗,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写法被人们称为“王荆公体”,这些小诗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重视。
王安石的诗在当时为人所重,苏轼、黄庭坚都有模仿他风格的作品,尤其是黄庭坚所开创的江西派,更是受王安石的影响。王安石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而且是杰出的文学家,其文学成就是为世人所瞩目的。王安石饱读诗书,触类旁通,他知识的渊博,连文坛上的领袖人物欧阳修也赶不上的。他的变法运动打破宋代死气沉沉的局面,给政治生活带来新鲜的空气,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的散文及诗歌等文学作品,更给我们祖国灿烂的历史文化,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