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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昭和十四年（1939），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成立“近重先生古稀祝贺会”，并印制《安井隐居集》（非卖品）一部，以示郑重。“近重先生”即日本著名化学家近重真澄（1870—1941年，号物庵），以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及化学工艺而闻名于世，著有《东洋炼金术》等。他精通汉语，对中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擅于汉语写作，自撰诗文千余首，在日本科学家圈子里可谓独树一帜，别具风格。
《安井隐居集》是近重真澄的晚年诗集，辑录他自昭和六年至十三年末（1931—1938）的诗作780首，一部三册，印制精良。在诗集正文前，照例印有“诸家题辞”，题辞者大多是日本知名学者，但令人惊奇的是，其中尚有王国维（1977—1927）、沈曾植（1850—1922）等中国著名学者。王国维题诗一首，诗云：
终年格物物庵中，
禅榻诗坛别有功。
借问神州谁得似，
金牛山下梦溪翁。
这首题诗，《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及《王国维诗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均未收录，可称“佚诗”。从题诗内容上来看，王国维将近重真澄与中国古代科学家沈括相提并论；且提到“禅榻诗坛别有功”，认为其禅学与诗学也颇有建树，赞佩之意显明，二人当有一定交谊。“诸家题辞”末页有沈曾植的题诗，也间接映证了二人交谊，沈诗云：
诗语清于翻水成，
净无垢里扣心声。
长兴集外流传遍，
不负王郎送客情。
（君写示王静庵送行诗，以沈梦溪为比）
由沈诗看来，近重真澄曾将王国维的题诗“写示”于沈，沈遂作了如上题诗来唱和。但《安井隐居集》印行之际，王已逝世12年，沈已逝世17年，所以王、沈二人的题诗时间应当是远远早于该诗集印行之时的。
王流寓日本期间，可能曾亲临近重真澄在京都太秦的隐居处“物庵”，在禅学、诗学方面曾领略这位日本化学家的独特造诣，归国后才有可能作上述题诗一首。但因相关史料不足，尚难以详察二人交往细节及这首题诗的写作背景。二人的交谊虽未必十分深厚，但同样作为知名学者，相互敬重与赞赏之意亦是人之常情。1927年6月25日在日本京都东山袋中庵举办的王国维追悼会上，近重真澄列席参加，并作了追忆谈话（详参：日本《艺文》杂志第十八年第八号）。
事实上，近重真澄虽长年在日本京都深居简出、潜心研究，但他的中国朋友圈却着实庞大，除了与之年龄相近的王国维、比之年长的沈曾植之外，还有一些更为年青的中国学者，与之有过“忘年交”。他先前还在中国出版过诗集《鸭涯草堂诗集》与《大秦山房诗集》，仔细品读这些诗集，从中不难发现其中国朋友圈的诸多印迹。
其中，《鸭涯草堂诗集》系委托上海中华书局用“聚珍仿宋版”铅活字排印，于1927年印成。该集封面题笺者为著名书法家沈尹默（1883—1971），且书中附有珂罗版印制的沈氏题辞一篇，足见近重真澄对这位“忘年交”的重视。沈文中提到：“近重博士介吾友张振南君见示手写所著《鸭涯草堂诗集》，且属为点定。尹默平生虽喜诗，然不轻易作诗，亦不轻说诗，况为人点定诗耶。是非懒非傲，实自知其难……”后辈谦虚之态真诚可感；在题辞之后复又题诗一首，足见二人交谊非浅。也由此可见，张振南、沈尹默等中国年青学者，也均与近重真澄有过比较紧密的交往。
在沈尹默的题辞之前，尚有沈曾植的题诗，也是以珂罗版影印手迹的方式印出，格外雅观，引人注目。诗云：
禅心冷入金刚位，
物化纷然大冶铜。
为乞越章教越祝，
嘉顾七夕迓物公。
镜象分明发汞光，
千年缩作四分强。
殷勤万向秦台去，
照见人间胆几张。
勿庵博士过访窘庐，出示手制汉印汉镜，水银古色，朗见须眉，兼录示新诗，清甚有北宋风骨，辄以短章用答雅意。寐叟。
由此可见，在《安井隐居集》中的沈曾植题诗，实际上是从《鸭涯草堂诗集》中的沈氏题诗手迹中节录下来的。因沈晚年定居上海，既然“勿庵博士过访窘庐”，则应当是近重真澄亲自到过上海去访晤沈的。如此一来，所谓“王静庵送行诗”的写作时间，大致可以确定为1916年2月王国维携家归国之后，1917年5月沈曾植携家短暂北上之前。在这期间，近重真澄曾有过访华之行，将返归日本之际，王作“送行诗”，过访沈宅时又写示于沈，沈遂再“以短章用答雅意”。近重真澄非常重视王、沈二人的题诗，20年后又在《安井隐居集》中再次将其印出，视为其中国之行的重要收获之一。显然，王、沈二人是近重真澄中国朋友圈的代表人物，他终生珍视着这份难得交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