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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宋以来，王安石及其变法都是饱受争议的，抨击他的人视其为北宋灭亡的祸首，赞扬他的人称他为大无畏的改革家。直至今日，王安石及其变法在中国仍旧充满争议。
近代以来，王安石也渐渐被西方人熟知，由于西方对中国国情及历史的不熟悉，王安石在西方人眼中一度是“社会主义者”的形象，而且近两百年都是如此看法，不得不说这丰富了人们对王安石的看法。
最早将王安石介绍到西方的是法国传教士、汉学家杜赫德。1735年他在巴黎出版了代表作《中华帝国全志》，这是18世纪西方人获取中国知识的重要来源。
《中华帝国全志》提及了王安石与富弼关于天变的著名争论，并且评价道：“备受崇敬的司马光坚定地反对这位鲁莽而诡诈的大臣的一切措施。”
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的插图
“君子——小人”二分论，是人们对王安石的两个看法，他要么是君子，要么是小人，而持小人看法的一度是主流。
此后法国汉学家冯秉正、法国第一位汉学教授雷慕沙也都是如此看法，他们的依据都是司马光等变法反对者留下的资料。
这和中国传统的看法是一致的，或者说他们继承了中国主流史官的看法，对王安石评价是负面的，赞扬司马光而贬斥王安石，带有明显的“尊马抑王”倾向。
到19世纪中叶，西方人对王安石的看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曾在中国进行过长途旅行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在1854年出版的《中华帝国纪行》书中，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王安石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这无疑对研究王安石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聚焦点。
古伯察认为王安石主张政府应把所有资源收归国有，政府全权管理商业、工业和农业，帮助劳动阶层等思想是社会主义的体现。
古伯察的《中华帝国纪行》中文版
这其实并不是因为古伯察异想天开，而是他受到了当时法国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启发”，使得他将王安石的主张和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建立起联系。
古伯察认为“在公元11世纪，生活在宋王朝的中国人上演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与后来在欧洲，尤其是法国所看到的情况比较接近。”“那些使得法国大众为之狂热，被看作人类理性进步之崇高结果的社会理论，大部分不过是中国许多年前已经破碎的中式乌托邦。”
虽然古伯察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有一些今天看来是常识性的错误，但是并不妨碍他的观点的传播。《中华帝国纪行》出版后很快被译为英文、德文等多国文字，在欧洲各国广泛传播，成为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关于中国的作品之一。
于是王安石是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似乎成了西方人的共识并乐此不疲地研究，直到1927年，英国出版的《中国十一世纪的共产主义》书中仍把王安石视为社会主义者。
可能是受到西方的影响，中国一些学者也认为王安石是社会主义者，比如梁启超。
进入20世纪，更多的西方学者将研究目光放在东方十一世纪的王安石身上。
加拿大汉学家福开森
西方学界最早正面阐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专业学术论文是加拿大人福开森在1903年发表的《王安石》。
福开森极热情地赞扬了王安石的改革思想和改革行动，认为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性的方案。他还认为王安石的事业与现代政治理念之间具有兼容性，“他为改革和改革方案所发明的词汇被一切后来的改革者所沿用，甚至直到我们今天的改革党。”
此后研究王安石的文章越来越具有专业性，研究王安石仿佛成了西方的热门课题。
1908年美国人荷马李也认为王安石是社会主义者。他专门写成《社会主义在中国是怎样失败的》一文，论述了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故事。荷马李认为王安石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将社会主义原则传播到了整个国家。他还将王安石的主张和当时美国芝加哥社会主义者的纲领作了比较，认为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而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曾任孙中山军事顾问的荷马李
到了1909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更是直接将王安石与马克思放在一起做了比较研究。
通过研究，伯希和认为王安石和马克思具有多方面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对自己的论断和宏图的可实施性很有信心；在追求目标上都很坚决，甚至可以说是无情；都对历史作出了新的偏执的解读；最后，动机都来自对大众的同情。”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而王安石领先于马克思的地方在于，王安石不但是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家，还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治家。王安石成为一个国家的执政者，他全力将自己的思想在国家去实践，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一个国家。
1909年，俄国汉学家伊凡诺夫在《王安石及其改革》一书中称王安石改革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
王安石改革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在之后成为西方人研究的着力点，尤其是在1929年爆发经济大危机之后，对西方社会不满的人更加关注研究王安石变法。
1931年，德国汉学家福兰阁将王莽和王安石的改革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并给予高度评价。福兰阁认为王安石的施政“与近代西洋的统治制度相类似”。
英国人威廉森在专著《王安石：宋代中国的政治家与教育家》中对王安石充满了崇拜之情，他还借王安石的主张批评当时英国保守党的政策，要求面对经济危机国家要积极行动起来，进行干预。此公曾到北京作过关于王安石的演讲，绝对是有两把刷子的，在学术上，这本书是西方关于王安石研究中最详实的。
除了学术界，王安石还受到政治家的青睐。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
在经济大危机时，据说时任美国农业部部长的亨利·阿加德·华莱士从王安石的青苗法中获得启示，在美国建立常平仓制度，设立商品信贷公司，为农民提供农业贷款，缓解了农民的生存困境。因此有人认为“华莱士就是当代美国的王安石”。
1944年，成为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访问中国，他认为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的第一人。他说：“他（王安石）在1068年的重大困难之下所遭遇的问题，与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所遭遇的问题，虽然时代悬殊，几于完全相同，而其所采取办法，也非常相似。”
蒋介石宴请华莱士
很明显华莱士认为王安石变法与罗斯福新政有一致的地方，他还论述了两者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制度背景。他说：“我们固知王安石的新法因当时情形不容平民有民主的组织，以支持政府发动的改革，致遭阻挠，但王氏的思想在中国政治传统上已留下不朽的印记，九百年前保育政治所不能达到的，今日民主政治已经能够实行了。”
此后，西方对王安石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人们更多是探讨王安石的改革本身，专注于反思变法失败的原因。
“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代表一种务实进取的儒学”，“儒家的理想主义与现实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也成为人们分析变法失败的重要因素。
到了此时，王安石是社会主义者的说法不再流行，西方人对王安石的学术研究开始迈上新的阶段。
从19世纪的古伯察到21世纪的华莱士，两百年间王安石在西方人眼中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形象，这是王安石绝对没有想到的，也是很多中国人没有想到的。
但不管怎样，西方人的研究为王安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开拓了可研究的领域。到
王安石塑像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和王安石一样，千百年来，王安石的“三不足”格言也备受争议，反对者抨击其鲁莽冲动，赞扬者赞其代表了改革者应有的勇气和决心。
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汲取王安石留给人们的可贵的一面，用以激励后来者坚定地沿着改革道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