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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学胡同的文丞相祠
我不知道这是第多少回来文丞相祠了，但这是我带着儿子第一回来拜谒。4月下旬的一天，气候温暖的暮春时节。孩子在北京已经长到六岁多，秋季即将成为小学生，我才带着他回到他户籍所在地——北京东城某胡同深处。看到狭窄的胡同、低矮的平房，他觉得很兴奋。对我说：“爸爸，这里好古老呀！”
然后，他跟着我穿过文丞相胡同，进了“文丞相祠”。多年前那位看门的老人已经不在了，应该早已退休，代之是一位中年妇女在卖票。
祠堂依然很安静，我只看到两位年轻的女游客。北京文物太多，这座两进的小四合院并不引人注目。我刚来北京后不久，有好几年与文丞相祠毗邻而居，没事去祠里转转，祠堂幽静得常只有我和看祠堂的老汉两人。里面没有高大的柏树和槐树，有一棵年头很长的棵歪脖子枣树。
古枣树还在，十来年的时光对它而言，只是短短夫人一瞬。进大门后东边墙壁上镌刻的文征明所书《正气歌》，也风采不减。当年文征明书写同姓先贤的这篇传世名作时，一定是态度虔诚心情激动，笔力遒劲，气韵生动，贯穿全章。指着上面的字让儿子认，他识得“天地有正”，繁体的“氣”认不得。“沛”字认得，因为是他姓名中的一个字。
住近丞相祠堂的那几年，我还未到而立之年，没有孩子，过得轻松逍遥。常坐闲暇时，进祠堂在那株歪脖子枣树下，想起文天祥的一生。这棵歪脖子树据传是文天祥囚禁在此所植，多年后枣树歪向南面，应验了文天祥的一句诗：“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这多半是后人附会，文天祥当年究竟拘在哪里还是未定之数。但这点并不重要，关键在后人心中，枣树是文氏所植，就行了。
歪脖子枣树还在
文天祥的一生从中国传统士人的价值观来看，真是太令人羡慕了。读书最大的出息是状元，做官做到最大就是宰相。文天祥二者都占全了。北南二宋虽然武力虚弱，但文化却异常灿烂，理学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文氏也正是宋代理学养育出来的楚翘者。文天祥还在江西吉安读圣贤书，慕周公之礼时，蒙古人已经征服了花剌子摸和西夏，正准备陈兵南下。在强敌当前时，但是的南宋仍然贪污横行、空谈日烈、武备不修。以所谓大汉族的“仁义”来对蒙古人的锋镝，较量结果可想而知。面对蒙古人纵横欧亚大陆的铁蹄，南宋除了被征服，几乎没有别的出路。文天祥从起兵勤王开始，就注定会失败。这样读书明理的书生，怎能和虎狼之师较量？所以文天祥抗元的经历，只有两字：凄惨。两次被俘，队伍未经一战已成鸟兽状，只为我们留下“惶恐滩头说惶恐”、“化着啼鹃带血归”之类读之落泪的诗文。
文天祥知道自己抗元必败，被俘必死的结局。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孔孟所倡导的。对文山先生的气节，我当然很景仰，可是不得不痛苦地思考，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文明总败给野蛮。对历史人物，总是容易进行简单的道德评价，似乎这样最省事，大伙儿不用思考，就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评价就行了：此人忠，那人奸。
在南宋，还有一个状元宰相，就是秦桧。但文氏和秦氏两个状元宰相在后世的评价有天壤之别。文氏为世代敬仰的大忠，而秦桧是万人唾骂的奸臣。其实我们以纯史学的角度来看秦桧，他未必就一无是处。他步入仕途不久，金兵南下，作为一个年轻官吏，他也极力主张迎战。战争的结果是有名的“靖康之变”。秦桧陪着徽、钦二帝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当了俘虏，后来得以逃脱，当了南宋皇帝赵构的宰相。后人把他铸在岳坟前长跪的原因一是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岳飞于风波亭，二是说他是汉奸，私通金国。他杀岳飞是事实，但他不是主犯，顶多是秉皇上高宗的意旨办事而已。秦桧帮高宗去了心腹之患，而且千秋万代替赵构顶着骂名。如果按着古代忠臣的标准，这种不记个人得失替君父解忧的行为，岂能用“奸诈”二字所能形容呢？当然，如果按“从道不从君”的标准，秦桧是奸佞之徒，可是汉代以后，这样的大臣有多少呢？即使有，结局多数不妙。
至于秦桧后来主和，完全基于两国的实力，当时的宋朝根本不是大金的对手，金兀术完全有力量灭此朝食。但在秦桧等人的外交斡旋下，上表称臣，使金人铁骑不再过长江，使宋朝又延续了150年。如果秦桧当年主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可以换来文天祥那样的美名，但大宋早就不存在了，中国的文化将会倒退许多年。本来外交就是一门审时度势、妥协与武力交织的艺术，秦桧此举比空谈误国强得多。这些道理，明末的王夫之已经说过。他就主张有战的准备，但要立足于和谈。当时南宋面临的局势也只能这样。
古人说过：“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其实死并算不了什么，更难得是在不敢活的时候为国家活下来。当年秦桧如果死在金国，他会和文天祥一样名垂千古，但他为复国忍受了一切，秉皇帝意旨办事，却成了奸臣。历史往往爱开玩笑，汪精卫当年刺杀满清肃亲王被俘后，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其豪气比“我自横刀向天笑”如何？如果满清真杀了他，就是成全了他，他日后的声名不会亚于谭嗣同和秋瑾。所以古人说过，寿者多辱。
顾炎武所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的是一家一姓朝廷之灭亡并不足惋惜，关键是天下不要亡，也就是支撑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亡。所以殉道比殉国往往更有价值。文天祥临死前写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有义尽，所以仁至”。文天祥是为中华的道统而死，那么秦桧维护的难道不是道统吗？无非前者用生命，后者用韬略。
我无意为秦桧翻案，只是在想，秦桧和文天祥受过相同的文化熏陶和道德教化，两人的成长道路也异常相似，秦桧并非天生就是当奸臣的，秦桧和文天祥两人完全相反的历史评价取决于在重大人生关头，两人的个人选择。这种个人选择不是由外部的有效制度来监督或保证，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修为。这也就是中国的儒家千百年来在找不到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时，只能强调“慎独”，自己监督自己，这种“不自欺”都是扯淡。
中国两千年的皇权政治中，治国者总是走两个极端，因为在那样的制度和文化大背景下，统治者很难找到一条“恰好”的治国路子。汉唐强盛，地方官员有较大的自主权，就容易形成割据，架空中央。宋、明两代吸取藩镇割据的教训，加强中央集权，最大限度削弱地方官尤其是带兵武官的权力，造成了强干弱枝，地方官员唯上命自从，没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压在中央政府，那么政治是否清明完全取决于皇帝和内阁重要人员。宋代早期几个皇帝算是些明白人，于是能吸纳一些开明的文官在周围，有了北宋的经济文化繁荣。可赵构这样的皇帝一旦讨厌岳飞并想除掉他，在那种制度设计下，一定会有人跳出来领会皇帝的意思，来设计种种搞掉岳飞的罪名和办法，不是秦桧就是别人。
大宋这种完全依赖执政者人品和能力的繁荣是不会持久的，这样的政治架构也没有收缩自如的能力，碰到蒙古、满清这样政权动员能力、将士能动性更强的“蛮族”，只有挨打割地投降的份。这样的政治构架中间，出十个岳飞、十个文天祥也不管用。除了留下“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人生自古谁无死”这类豪迈诗文让后人吟诵外。
大宋病病恹恹地活了三百多年，在辽、西夏、金、蒙古这样靠武力立国的政权威胁下，活得很窝囊。但它最大的副产品则是赢得了文化人的心。陈寅恪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欧阳修是大宋一朝的文人代表。中国历代政权鼎革，为故国殉节的文人，宋代最多。文天祥和陆秀夫这些人有名有姓，更多的殉国文人没有留下名字。蒙古兵攻陷潭州（今长沙）时，岳麓书院几百士子挥戈抗敌，全部战死。原因无他，报知遇之恩。而那些靠刚猛治国、轻视文化人的朝代，往往徒有强大外表，却很快亡国，如秦朝、元朝。这样的朝代一旦走向没落，普通草民和有文化的士人，没几个同情它，遑论为其殉节了。
从这点来说，文天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依然有穿越时空、打动人心的力量。我的这些观点，不知道儿子长大后他是否认可，或许他有他的想法。但不管如何，教他诵读《正气歌》总是没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