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中国11世纪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王安石团队！

宋朝，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朝代。

一边是军事上的羸弱，一边是经济上的繁荣。就连当时士大夫们，都是温文尔雅又个性鲜明，霹雳手段又菩萨心肠。譬如，我们很熟知的苏东坡与王安石，两人交集半生，亦敌亦友。

王安石，既是满腹才情的文学家，也是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大政治家。苏东坡，既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也是北宋中期粉丝最多的文坛领袖。

王安石与苏东坡，都是天赋异禀的奇才，只不过二人在仕途上，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一个少年老成，胸怀匡时大志，逐步成为富国强兵的贤相，最后因改革而饱受争议。一个少年得志，不知仕途险恶，被人唆使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半辈子都在贬谪中度过，最后因艺术而留名青史。

《宋史》，混乱而失实，往往让人一头雾水，这也是它迷人的地方，值得我们去独立思考。王安石到底是富国强兵的贤相，还是祸国殃民的罪臣？苏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这哥们总是被贬职？司马光除了是大名鼎鼎历史学家，他还充当什么历史角色？王安石、苏轼、司马光，三者之间又有什么瓜葛？

不妨，我们来剖析这段历史，看看历史真相的是什么？

1、其人

先上一段比较老套的人物简介。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出生于天禧五年（1021），江西临川延寿乡人（今江西省东乡县黎圩镇上池村）。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经济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自幼聪慧，刻苦学习，并且记忆力惊人，达到过目不忘的地步。他出生在官宦家庭，条件相对优渥，从小受到了良好教育，比寒门出身的范仲淹要好很多。但王安石身上，没有半点官宦子弟的恶习，恰恰相反他是个品学兼优的青少年。

王安石读书，不局限于四书五经，涉猎道、儒、法各家学问，研究大农、大工、大商。写诗作文，严格来说只是他业余爱好，兴致来了就发几篇微头条。即使如此，他都能跻身“唐宋八大家”，可见其天赋才思，非同寻常。

其父王益，是北宋地方官员，先后在江西、福建、广东、四川、河南、江苏等地任职。王安石从小随父四处做官，宦游南北，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丰富了阅历，也知晓了民间疾苦。

17岁那年的雨季，王安石跟随父亲来到江宁（今南京市）。同龄人有共同的期许，紧紧黏在一起，吟诗弄月，或游山玩水。而他却跑到郊区农田地头，向老农民学习农业种植，这个举动难人可贵。

苏轼，字子瞻，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后追赠太师，谥号“文忠”。其出生于景祐三年（1037），四川眉州眉山人（今属四川省眉山市），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家境也不错，算是眉州当地望族，祖父苏序是当地土豪，不事笔墨，为人却洒脱。其人缘与酒量都很好，据说平时家里藏有几万石粮食，属于名副其实的大地主。

其父苏洵，算是个大器晚成的“富二代”，年轻时喜欢喝酒撸串，到了27岁才开始奋发读书。多次科举落榜后，四处求学，广交诗友。游学几年后，回老家专注读书作文，培养孩子读书，算是浪子回头的经典案例。

苏轼，6岁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在母亲程氏悉心教育下，养成阅读的好习惯。后在父亲苏洵管教下，博览经文史籍，学业大进，下笔成文。当时流行华丽唯美的文风，而苏洵勉励苏轼多写质朴清晰、说理透出的文章。

这份不同寻常的坚持，为后来苏轼成名打下基础。这个举动，得益于他和欧阳修建立深厚的私人友谊，教育理念上受其影响。

20岁前，苏轼都生活四川境内。由于家境殷实，可以心无旁骛地读书，为参加科举做准备。这个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思想单纯的青年才子，对外面世界了解甚少，人生阅历相对简单。

2、其仕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21岁，参加科举考试，全国第四名，赐进士及第。按照朝廷惯例，王安石直接被授淮南节度判官，成为北宋基层官员。

按宋朝祖制，官员任期结束后，准许报名参加馆阁职务考试。在北宋，进入馆阁，等于进入中央直属机关单位，同朝廷高层共事，有机会得到皇帝召见，是一条仕途捷径。很多人挤破脑袋要进去，唯独王安石直接放弃，强调要求去地方工作，担任基层扶贫干部。

王安石被调到鄞县任知县（今浙江宁波市），在四年任期内，组织修建水利工程，兴建大量学校。青黄不接时，把官仓谷子拿出来，借贷给百姓，秋后丰收时，百姓加点利息偿还即可。这样做，既可以让官仓中的陈谷换成新谷，也避免鄞县百姓遭受高利贷的盘剥。

这是一项惠民政策，后来成为北宋普惠金融政策。

皇祐三年（1051），王安石调任舒州通判，期间勤政爱民，政绩很突出。时任宰相文彦博，向皇帝推荐王安石，请求越级提拔，借此来激励其他官员。

王安石以越级提拔难于服众为由，拒绝了领导的好意。不久，欧阳修推荐他任谏官，他以祖母年岁已高而辞谢。后来，调往常州担任太守，继续治理地方，政绩斐然，当选北宋“十大杰出青年”。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调为度支判官，这次他很爽快，按时进京报到。很显然，他志在经济财政工作，希望能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做官从来不考虑位子，心里只想着做实事，这是王安石的为官之道。

在中央工作期间，王安石写了篇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深刻总结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剖析国家积弱积贫的现状及原因，系统提出变法图强的解决方案。

可惜的是，宋仁宗并没有在意这份奏疏，只是束之高阁。

后来，王安石母亲逝世，辞官守丧。丁忧期满，他又拒绝回京任职，宁可待在江宁。

从庆历二年（1042），到治平四年（1067），这25年期间，王安石基本都在偏远地方担任基层干部。令人惊愕的是，他有很多次机会升官，竟然都谢绝了朝廷，和大多数官员热衷升迁，截然不同。

在很多人看来，王安石是个不合群的怪人，不仅屡次谢绝朝廷的擢升，也拒绝夫人给他纳妾。不坐轿，不近女色，不讲究吃穿，为官正直清廉。以此认为，王安石是在沽名钓誉，未免有点轻率与失实。

因为王安石品质几近完美，以富国强兵为己任，从不在乎世俗的言论。在谢绝朝廷提升同时，王安石在不同地方与岗位上，总是做出让同僚啧啧称赞的政绩，显示出非凡的行政才干。

宋仁宗

苏轼，于嘉祐二年（1057），随父亲苏洵、弟弟苏澈进京科考。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副主考官是诗坛巨匠梅尧臣。

欧阳修是苏洵私交甚密的好友，此时有意扭转文坛华美空洞的文风。恰好，苏轼策论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文风清新、说理透出，因此获得欧阳修的赏识，成绩名列全国第二。后来在殿试中，苏轼表现更出彩，和弟弟苏澈同时赐进士及第，传为科举佳话。

欧阳修对同僚讲，我当退让此人，让他出人头地。又说，三十年后没有人再谈我欧阳修，天下只知苏轼。

欧阳修是文坛领袖，亦是社会意见领袖，其一褒一贬，直接关乎学子的前途。在欧阳修力挺与吹捧之下，苏轼几乎是一夜成名，成为北宋文坛“小鲜肉”，其新作成为北宋搜索热条。

以此同时，“苏家三父子”也成为北宋文坛最牛组合，一时名动京师，刷爆了今日头条，而苏轼就是这个组合的核心成员。

宋朝科举制度，主考官与考生之间，彼此会建立一种师生关系，这种关系也是日后仕途中重要纽带。而苏轼与欧阳修关系，不止是师生关系，还有父辈之谊。苏洵绝对不是单纯的文人，他善于社交，长于营销，和欧阳修是好友，同朝廷另一位重臣张方平关系也很铁。

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为苏轼仕途铺好了路，这是苏洵最精明的地方。同时，这也是苏洵最糊涂的地方，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苏轼，让他在后来做出错误的选择。

苏家三父子成名后，没隔多久，就接到苏轼老妈去世的消息，只好匆忙回家治丧守孝。直到嘉祐四年（1059），苏轼才回到京城开封，等候朝廷具体的工作安排。

嘉祐六年（1061），苏轼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而王安石调到京城，担任度支判官，主管中央财经工作已有三个年头。

在京城，王安石与苏轼，只是短暂的交集。

十年之后，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开始在全国推广新法。二人因为政见不同，开始激烈的交锋。实事呢，不止是政见不同那么简单，背后还蕴藏着两个集团的利益之争。

以苏轼的聪明，肯定知道其中的微妙关系，然而政局，没有给他更多的选择。

欧阳修

3、其时

治平四年（1067），宋神宗赵顼（xū）即位。

宋英宗因执政时间很短，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大作为。等赵顼践祚继位时，北宋表面上繁荣安定，实则危机四伏。

朝廷外部，边疆的和平，依然是靠“金钱”来维持，每年需赠送大量“岁币”给契丹和西夏。尽管如此，西夏与北宋边疆冲突仍时有发生，为了防御西夏军事侵扰，又不得不招募更多士兵，导致军费开支剧增，繁衍出冗兵冗员问题。

朝廷内部，韩琦、富弼、文彦博等元老重臣，表面上恪守尽职，实际上在维持一种现状，缺乏开拓进取的锐气。官僚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效，运营成本居高不下，诱发中央政府严重的财政赤字。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治平二年（1065），国家财政亏空白银高达1750余万两。宋神宗即位时，中央财政压力更加明显，常常让年轻的皇帝，愁得寝食难安。

1065北宋

庙堂之外，民间的商业贸易却异常繁荣，形成强大的私人资本财团。根据北宋地理著作《萍洲可谈》记载：海外50多个国家，同北宋建立贸易关系，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把400多种商品源源不断运进广州。然后商人，再辗转贩卖到开封，成为士大夫玩赏的物品。

一句话，国穷官富。

宋神宗，因久慕王安石贤明，即位后直接任命他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擢升为翰林学士，倚为股肱重臣，不久授予参知政事。

在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之前，庙堂上看似波澜不惊，暗地却上演一段权力交锋的游戏，最终达成政治上的平衡。

朝廷前台是韩琦与曾公亮，在维持朝廷格局，幕后却处处有高太后的影子。宋神宗初掌大权，根基并不稳固，没有自己的班底。韩、曾都是三朝元老，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负责主持朝廷政务。

韩琦曾在陕西经略边疆，算是文韬武略的能臣干吏。几经沉浮，成为朝廷重臣，势力横跨军政两界。曾公亮提醒宋神宗，韩琦手握军政大权，权势过重，需要平衡约束。这并不是完全处于嫉妒心，而是政局平衡的需要，为此他力荐王安石担任参政知事，对此宋神宗深以为然。

宋神宗

熙宁元年（1068）四月，宋神宗单独召见王安石，商讨军国大政，治国之道。王安石乘机提出通过变法图强，来改变积贫积弱的战略方案，勉励神宗效法圣贤尧舜，完成富国强兵的宏图大业。

没多久，王安石上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深度阐述国际、国内时局，剖析政治、军事、经济等国家大事，激励宋神宗完成民族伟大复兴的雄心壮志。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进入内阁班子。王安石执政后，认为当前首要任务是改变风俗、建立法度、革故鼎新，宋神宗对此深以为然，表示极力支持。

不久，北宋正式成立改革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类似于中央财经改革小组），权力在财政三司（度支、户部、盐铁）之上，中书及门下皆无权过问。

参知政事王安石兼任组长、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任副组长，后由枢密副使韩绛担任。

王安石任命吕惠卿负责制置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提拔章惇、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科学家）、薛向等一批新人。机构成立，人员配置到位后，王安石开始全面实施新法。

这年，苏轼从四川眉州千里迢迢赶回京都。因为三年前，他父亲苏洵病逝，苏轼、苏澈按祖制辞官回家守孝。对朝廷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苏轼其实并不是很清楚。由于早期人生过于顺利，已过而立之年的苏轼，把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政见不合，看得过于简单。

在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下，成为攻击新法最得力的先锋，类似于今天为利益集团而摇旗呐喊的公知。王安石比苏轼大16岁，但是王安石在苏轼这个年纪，最关心民间疾苦，远离朝堂元老的拉拢，积极扎根农村干革命，努力探索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之路。

而苏轼，显然缺少高度与格局，纯粹是为个人利益而战。相比王安石，他缺失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缺失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这也是他后来，在政治上没有大作为的根本原因，他的成就只局限在传统的书画文学范围内。

4、其法

王安石变法，完全出于公心，目的是富国、强兵、育才。

公道地说，其个人与家族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并没有捞取半点好处，王安石死后没有遗产。单纯就变法内容来分析，王安石具有商鞅、桑弘羊之才，实施的是圣王之经济。通过发展与壮大国营企业，积累雄厚国家资本，来掌控国家经济命脉；在此基础上，再推行军事、教育改革，重振文治武功，再造汉唐盛世。

我们来简单了解新法的主要内容。

均输法：均输法精髓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一方面，把国库里东西卖到价格贵的地方去，采购物资时哪里便宜哪里买，国家要做中间商，努力赚差价。另一方面，国家要建立物流贸易网络，从而掌控供应链，保证商品稳定供应。

青苗法：农民在青黄不接时，直接找政府借贷，秋收时连本带息还给政府，不用向地主借高利贷。既可以减轻农民经济负担，政府又可以从中赚取利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通俗理解，就是成立国有银行，发展普惠金融，让老百姓远离高利贷、套路贷、校园贷，维护国家金融秩序的安定。

这条新法，抢了民间高利贷的生意，断了地主资本家的财路，也是遭受保守派攻击最激烈的新法。它触动了地主利益，地主肯定不会说政府断了他们财路；而是兜个圈子说，青苗法强迫农民贷款，导致农民破产，影响社会安定。

北宋士大夫阶层，80%以上都是出身于地主家庭，高利贷是他们生财之道。

市易法：在首都开封设都市易司，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平价收购市面上滞销的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去。这条新法，类似今天的国营专卖制度，限制了富商、大资本家垄断市场或控制市场，有利于市场物价稳定和商品正常流通，同时也为国家扩增了财源。

免疫法：又名“募役法”，简单地说就是以钱代役，农民没有时间参加政府摊派的差役，可以交点钱完事。政府收到钱，另外再花钱请农民工做事。这条新法好处，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可以按时搞农业生产，另外富人、地主也要摊派，增加政府收入。

方田均税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各州县耕田重新盘点，全部重新丈量，核实各户土地的实际数量，然后按照地势、土质等条件，重新登记造册存档，根据真实数据来确定税赋比例。目的是清查地主隐瞒田地，杜绝偷税漏税现象，这条新法遭受地方豪强地主的极力反对。

农田水利法：此法规定政府，要派相应官员管理农业水利工作，奖励农民建设水利工程，开垦荒废田地，改良种植技术。新法实施7年，北宋修建水利工程达10000多处，灌溉面积增加了36万多顷，促进粮食增产丰收。

保甲法：在农村施行，每十家组成一保，每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有两个儿子，派一个人当保丁（民兵），以此类推。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岗巡查，维持地方治安，战时要接受国家征招。保甲法就是现在民兵制度，是科学的军事制度改革，毛主席后来把它运用到极致。

科举改革：目的是为了育才，为国家培养能臣干吏。北宋科举制度，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经义、策问、诗赋、词章等。王安石新法废除科举考试考词章诗赋，改为考经义、律令、时务策，另外整顿了官方太学，设置医学、科技等专业，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

这年苏轼34岁，在中央馆阁任职。

5、其争

王安石变法，目的在于富国强兵育才，借此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然而变法绝非易事，它触动了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遭到司马光、韩琦、文彦博、张方平等人的激励反对。

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围绕新法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从朝堂辩论、舆论攻击到政治打压，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边疆的军事斗争。

变法初期，王安石与司马光还只是停留在争论阶段，双方各执一词，都在极力说服对方认可自己的观点。王安石主张开源，而司马光只主张节流。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赤字严重，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国家理财工作没有做好。司马光怼了一句，所谓的善于理财，就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负担。

王安石解释到，善于理财的人，在不增加赋税与人民负担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司马光认为，王安石在扯淡，国家要增加财政收入，就势必会增加人民负担。桑弘羊那套把戏，是用来忽悠汉武帝的，就不要再用它来忽悠当今皇帝和全国老百姓。

很显然，王安石的经济理念是正确的，司马光不懂经济，并且固执得几近迂腐。实事呢？以司马光从政经历与历史造诣情况来看，其实他深知王安石说得在理，汉朝桑弘羊理财故事是真实的案例。

既然知道王安石是对的，为什么司马光还要坚持自己错误的观点呢？原因很简单，司马光是个精通权术的官僚，并非政治家。在官僚的眼里，没有观点的对与错，只有权力的大与小，利益的多与少，动了他们奶酪都是错的。

熙宁二年（1069），六月，御史中丞吕诲，第一个跳出来攻讦新法，罗列十大过失，宋神宗将其贬为邓州知州。

八月，知谏院范纯仁（范仲淹次子），向皇帝投诉王安石变法，说新法改变祖宗法度，聚敛财利，不得人心，宋神宗没有动摇。范纯仁改任成都转运使，因阻止地方政府实施新法，被王安石贬为和州知州。

同月，苏辙攻击新法，贬为河南推官。

十月，三朝元老富弼称身体不适，请求下调地方任职，实则反对新法。

苏澈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颁布青苗法之后，司马光集团开始对新法发起猛烈的攻势。首先，司马光同志搞不合作的冷暴力，推辞宋神宗任命的枢密副使之职，请求外调洛阳。

在洛阳期间，司马光一边编写《资治通鉴》，一边组织力量攻击新法。形成类似明朝东林党的学术中心，聚集国内当时很多大V公知，如程颢、程颐、苏轼、苏澈等人，对王安石改革发起第一波进攻。

时任监察御史刘挚、御史中丞杨绘攻击免役法；开封府推官韩川、枢密使文彦博诋毁市易法；史馆苏轼、推官苏辙等人抵制均输法；太子少保王拱辰、御史中丞冯京等要求废除保甲法。

而三朝元老兼宰相韩琦，在大名府也没有闲过，直接写奏疏给宋神宗，反对朝廷实施青苗法，并列举青苗法各种社会弊端。宰相富弼、翰林学士吕公著、文坛领袖欧阳修、礼部侍郎范镇、昭文馆傅尧俞、侍御史知杂事陈襄、知谏院李常等朝中大臣跟进附和，反对青苗法。

司马光很有策略，他在洛阳指挥笔杆子，攻击执行新法的官员，主要负责抓对方的小辫子，发现问题直接向御史台举报，指示言官弹劾新法。宋神宗身居内宫，又失去舆论控制权，一时被保守派铺天盖地的奏疏打懵了，第一次对新法产生动摇。

王安石对年轻的宋神宗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有人拿正常的自然灾害，当成“天生异象”来说事，目的是攻击新法，不必畏惧这些谣言。前人制定的法度，如果不适应当前需要，甚至是阻碍社会发展，该修改就修改，该废除就废除，不能盲目遵从继承。对于朝野的流言蜚语无需顾虑。

在王安石激励下，宋神宗再次坚定了变法信心。

紧接着，司马光集团发起第二波攻势。

司马光派出金牌写手——苏轼，让其赤膊上阵攻击新法。王安石为了夺回舆论控制权，开始改组御史台，贬谪苏轼等人。苏轼在地方为官期间，变本加厉，写了大量讥讽新法的诗文。

譬如《山村五绝4》：“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这首诗大意是，农民都向政府去借钱，却在城里花钱酒地，不想回农村劳动，时间久了只学会了一些城里口音，却把农业劳作生产给荒废了。总之，兜个大圈讽刺青苗法不利于农业生产，

又如《山村五绝3》：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意思说，七十岁老人家还要腰插镰刀，到深山去割笋蕨充饥。老百姓生活惨淡，因为好几个月都没有尝到盐的味道。赤裸裸地讽刺新法苛刻，导致老百姓买不起盐。

再如《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蚕欲老，麦半黄，山前山后水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意思说，农夫停止耕作，农女无法采桑，而白衣仙人空自坐在高堂上。“白衣仙人”就是讽刺执行新政的地方官，不关心农事，高高在上的样子。做事总是难的，批评总是容易的，等苏轼明白这个道理已是中年人。

还有《八月十五看潮五绝》：“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当时苏轼任杭州通判，观看钱塘江涨潮，借此来讽喻朝廷兴建水利过多。自古水利工程都是农业的命脉，兴修水利，保障农业发展，有益无害。苏轼连农田水利法都要喷，看来真是吃得太饱了，撑得有点难受。

王安石后来变法失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失去舆论控制权，笔杆子没有抓在自己手里。司马光集团有很多笔杆子，掌控舆论权，所以占据很大的优势，可以左右朝局。

司马光集团最犀利的笔杆子就是苏轼，背后是韩琦、富弼、文彦博、吕公著、张方平、欧阳修等元老。只不过像韩琦、富弼、欧阳修这种重量级人物，一般都是潜伏在幕后，冷眼观察时局的变化。

韩琦、富弼、欧阳修年轻时，也曾因为变法（庆历新政）遭受保守派攻击而贬职。只不过物转星移，当年极力主张变法的有志青年，在漫长的光阴中，逐渐变成油腻的既得利益者。当年的基层干部，如今都是董事会成员，自然不愿意参与改革。因为现有的利益，把他们进取之心消磨殆尽。

熙宁四年（1071）三月，宋神宗召见王安石、文彦博，在资政殿讨论免疫法。

时任枢密使文彦博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祖宗法律法规都很健全，不要搞什么变法，否则人心不稳，导致失去人心。

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推行新法，对士大夫们来说确实会不太高兴，但对百姓却没有不方便啊。

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陛下是和士大夫们一起共治天下，不是百姓一起治天下噢！”

文彦博这句话，道出了司马光集团的心声，他们表面上关心百姓社稷，实际上最关心自己的爵位及家族利益。我们不要把这些满嘴仁义道德的敦儒老臣，想得过于高尚与美好。很多时候，仁义道德对于他们而言，往往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利益才是最让人怦然心动的东西。

北宋的事情，坏就坏在当时的精英阶层，喜欢把个人利益，包装成国家大义。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善于包装与表演，成为当时王安石推广新法的最大阻力。

6、其案

熙宁七年（1074年）春，北宋很多地方，都发生大面积旱灾。

北宋的幅员辽阔虽不如汉唐，但土地广袤、自然气候多样、地理生态复杂，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每年都有大量的自然灾害，至于个别地方灾情严重，导致百姓生活困苦也属于情理之中。政府安排救灾，调拨各类物资，适量蠲除税赋就行，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然而灾情，却被司马光集团故意夸大，蓄意制造各种恐慌，还制作了一张全国受灾流民地图。

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方便皇帝开展救灾工作，而是为了隔山打牛，把灾民流离失所、社会动乱情况归咎于新法。其真实目地是，给皇帝施加政治压力，逼迫王安石下野，从而停止推广新法。

在这波攻势中，司马光集团成功找到切入点，铺天盖地的灾情宣传报道。司马光等人演技非常好，几招下来让身居宫内的曹太后、高太后都坐立不安（新法触动了外戚利益）。就演技而言，老戏骨司马光要比王安石高一个层次，这也是王安石的短板。

王安石

太后乘机向宋神宗哭诉，说天下旱灾四起，表示朝廷失德，这是上天最好的警示。王安石执政，把朝中元老重臣悉数赶走（很多人是故意搞非暴力不合作），这是失察失德所致啊，要引起重视，否则社稷不稳，皇位不保。太后的话，绵里藏针，宋神宗再次感到威胁。

总之，全国受灾严重，是上天在警告朝廷，责任全在王安石。

宋神宗迫于各方的政治压力，必须要有所表示。不得已，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王安石第一次罢相，表示宋神宗向司马光集团派做出让步与妥协，可见宋神宗是个弱势皇帝。

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回到汴京开封。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因宋神宗的摇摆不定，以及个人健康原因请求离职。

熙宁十年（1077），王安石基本退出权力中枢。

同年，在徐州担任知州的苏轼，写了一首诗快递给洛阳的司马光。这首诗全名《司马君实独乐园》，内容是吹捧司马光，为其复出担任宰相营造舆论声势。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讽刺新法，被调任湖州知州。

按惯例，苏轼要向朝廷上谢表，正常人写谢表都是客套话，感谢皇帝信任，我会继续努力工作之类。苏轼却在谢表《湖州谢上表》中，夹枪带棒，冷嘲热讽。比如“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等。

还是皇上懂我，知道我这个人迂腐，不能跟新进干部一起工作；又知道我这人不太喜欢惹是生非，只适合到地方上做点关心民生类的小工作，所以才派我来湖州上班。

时任监察御史何正臣，借此上表弹劾苏轼，理由是《湖州谢表》谢恩表中，暗藏讥刺新法与皇帝的忤逆言论。御史李定，也乘机发布苏轼讽刺新政的诗文，弹劾苏轼四大之罪。苏轼因此获罪，被朝廷羁押在御史台监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坦诚说，这是苏轼不对，竟然是谢表，就应该恭敬。你还借此拐弯抹角地讥讽皇帝，这是欺负领导没文化啊。脾气再好的领导，看到这个谢表，也要发飙。严格地说《湖州谢上表》，只是 “乌台诗案”的导火线，因为苏轼平时嘲讽朝廷新法的诗文太多了，到了不能不整饬的地步了。

这不是苏轼第一次在公文中，调侃戏谑新法。他的《密州谢上表》：“论不适时，皆老生常谈陈腐之说”，说他跟不上王安石等新党的思想节奏。再比如《徐州谢上表》：“顾力报之无所，怀孤忠而自怜”，他又说自己怀才不遇，想报效皇上被王安石等人打压。

除了讽刺王安石新法，还敢戏谑皇帝，暗讽宋神宗是没有作为的“蜇龙”。比如《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又如《戏子游》：“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等。

很多人为苏轼辩解，说这是王安石指使何正臣、舒亶、沈括等人断章取义、搞“文字狱”来诬陷苏轼。这样认为的人，是典型的文人墨客思维，因为他们骨子里太爱苏轼。

事实上，李定收集苏轼100多篇问题诗文，不可能全都是栽脏。以苏轼的文字功底，难道他不知道“蜇龙”是一个很忌讳的敏感词吗？难道每次都是巧合与误会？说巧合，苏轼自己都不相信。

苏轼并不是单纯的自由撰稿人，更不是无党派人士。苏轼有正当职业，是体制内的士大夫。既然是士大夫，就应该为国效力，认真落实贯彻中央变法政策，而不是坐在办公室，写诗文来妄议中央政策。从职业操守方面来讲，苏轼是严重的渎职，降级调用是客气，开除党籍都不过混。

苏轼刚出道时被捧得太高，对自己能力过于自负。后被官场老江湖所利用，成为攻击新法最得力的笔杆子，因此被王安石数次贬谪，先后在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

公道地讲，王安石还是很惜才，即使苏轼对新法冷嘲热讽，整天叽叽歪歪，还是让苏轼出任密州、徐州知州，相当于现在手握实权的市委书记。以苏轼的行政才干，让他当地委书记，简直就是变相提拔。

而此时的苏轼却意识不到，直到“乌台诗案”发生后，经历了牢狱之灾才有所悟。在苏轼落难期间，司马光集团成员集体保持沉默，并没有开展捞人工作，连上书求情的都没有。当时，苏轼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不符合剧情啊。

原因很简单，司马光集团并非铁板一块，都是为了自己与家族利益，而暂时形成联盟。他们内心有鬼，自己做贼心虚，深知抨击新法与朝政是违纪的。而苏轼，这次又踩到高压线，嘲讽当今皇帝是“蜇龙”，这可是忤逆之罪，生怕这事牵连到自己。

在司马光阵营，除了苏澈之外，人人都想和苏轼撇开关系，谁还敢主动去为苏轼求情？这就是官场，你争我斗的过程中，双方总会有人被定义为背锅侠，成为集团的牺牲品。

患难见真情，苏轼在监狱四个多月，终于看透了官场与人性。为了保命，或者说迷途知返，最后苏轼把该招供的都招供了。在苏轼配合下，专案组编辑收集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新法诗文的人物名单，包括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29位朝廷官员与社会名流。

苏轼的案情基本明朗，最后就是如何定罪的问题。改革派基本达到自己目的，就是想借此案打击司马光，夺回舆论控制权，并没有把苏轼置于死地。王安石曾多次写信面劝说宋神宗，说苏轼是当今名士，不能诛杀。言外之意就是，苏轼是当今最大的公知，在社会有很大影响力，如果他能帮朝廷宣传新法岂不是更好？

宋神宗领会到其中深意，于是同意赦免苏轼死罪，把他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县武装部副部长）。其他涉事官员，如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人，被党内警告处分一次，并罚款若干。张方平等大官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等人，各罚红铜二十斤。

红铜就是纯铜，在北宋年间用于铸造货币，二十斤红铜在当时价值不菲。从处罚涉案官员这件事来看，北宋政府真的很穷，北宋官员真的很富。明朝末年，也是典型的国穷官富，导致国家很多机构都不能正常运转，诱发了高迎祥、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动了国本根基。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让他看透了人性，重新认知了官场。司马光等大佬，没有他想象中的厚道与君子；王安石等人，也没有他臆想中的讨厌与冷漠。苏轼，在烟雨迷蒙的黄州赤壁山上，终于恍然大悟，过去以往，自己只是一根被人利用的红缨枪。

7、其史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因病去世，宋哲宗赵煦即位。

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高太后，属于保守派，神宗生前就极力阻止变法，等到自己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改革派官员遭到大面积清洗，新法全面废除，史称“元祐更化”。

宋神宗之死，是北宋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富国强兵育才的新法，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很多人都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其实这个结论值得商榷。从政治角度，司马光当权之后，全面废除新法，在形式上是被失败了。但是在实际效果中，王安石变法是成功的，它改善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国库得到充盈，军事得到提振，综合国力得到提升。

只不过，宋神宗崩得太早，利国利民的好政策，没有得到延续。熙宁变法的政治遗产，被高太后、司马光等保守派清零了，甚至是抹黑了。少年睿智的宋哲宗就看得非常清楚，等他亲政之后，重新恢复利国惠民的新法时，一切都为时太晚。

宋哲宗

元祐元年（1086），宋神宗死后第二年，王安石在江宁病逝，享年66岁。王安石死后，朝廷并不太平，他的改革团队，遭受到不公平待遇。新法被曲解与抹黑，王安石本人被攻讦与抹黑，没有得到历史公正的评价，直到梁启超撰写《王安石传》，为其鸣冤翻案。

这让我想起《道德经》里面一句话，“不笑不足于为道”。

如果什么人都懂王安石，那他就不是通天彻地的伟人。

伟人陨落，北宋之殇。

而苏轼，在司马光掌权之后，境遇得到很大的改善，被委任翰林学士。

苏轼重返繁华的汴京后，司马光正在全面清洗新法官员，打压章惇、蔡确等能臣干吏。

媒体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吹捧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抹黑为“三奸”。朝廷党争，似乎愈演愈烈，让苏轼深感不安。为此，苏轼上书朝廷，提出反对意见，却遭受到司马光的训斥。

高太后

保守派重掌大权之后，北宋朝政再次失去了平衡，重新回到过去的政治生态。

对外，继续沿用花钱买和平的政策，甚至是割地赔款。对内，维持旧制章法，实则是不求上进，滋生了各种腐败问题。苏轼看不过去，开始写文章发表自己的政见，保守派认为苏轼在抨击朝政，被视为异类分子。

苏轼，曾在黄州这个荒凉的山区，呆了足足五年之久。通过身体力行地调查研究，发现王安石新法有很多可取之处，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在京都开封，高官员们的灯红酒绿生活，反而让他感觉到不适，于是请求外调地方，出任杭州知州。两年后，因诏令重返汴京，担任礼部尚书等职，又因政见不合，再度出任地方知州。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

改元绍圣，召回章惇、曾布等改革派官员，恢复新法。由于高太后与司马光、范纯仁等人，过去压制宋哲宗，导致内心产生积怨。宋哲宗掌权后，下诏追贬司马光，罢免范纯仁、吕大防、苏澈、苏轼等旧党官员。苏轼被贬谪到广东惠州，四年后被贬谪到海南岛儋州。

元符三年（1100）正月，苏轼被召回朝廷任职。在第二年的归途中，意外殒命常州，享年六十五岁。

苏轼晚年画像

巨星皆落，到了该总结的时候了。

梁启超曾这样评价王安石。

“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王安石，被历史严重抹黑，他潜心研究经世之学，推崇圣贤之道，注重经世致用，以富国强兵为己任，浑身充满正能量，可谓德才兼备，堪称国家之栋梁、历史之伟人。列宁说他是“中国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此言客观。

王荆公也有短板，他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完人，作为政治家还是缺少手腕，面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往往过于刚烈。柔软有时候，也是一种力量，甚至强过刚猛。

王安石

林语堂是这样评价苏轼的。

“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

在我看来，苏东坡被历史过于美化，他天资聪颖，多才多艺，精通诗、文、书、画，甚至对美食、酿酒、中医、佛理都有很深造诣。被人利用的文坛精英，热衷吃喝玩乐的名士，因卷入政治斗争而颠沛流离的朝廷官员，中年觉醒之后活得豁达的艺术家。

王安石值得缅怀与敬仰，苏东坡值得同情与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