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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论观而言，王充的观念迥异于他的时代，甚至在他死后的两千年里，也很少得到他人首肯。我所说的文论观，指的是王充所强调的以多为胜，以多为美。他在《论衡·超奇篇》中说：“繁文之人，人之杰也。”他认为能写大量文章的人，定然是人杰，这跟后世所强调的专家观念相去甚远，毕竟“横通”一直不是个褒义词。
王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呢？他在《自纪篇》中做出了如下的说明：
累积千金，比于一百，孰为富者？盖文多胜寡，财富愈贫。世无一卷，吾有百篇；人无一字，吾有万言，孰者为贤？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领，斯盖吾书所以不得省也。
王充的这段比喻很有趣。他用反问句的形式来说明，有一千块钱的人总比有一百块钱的人富有吧，文章也同样如此，多就比少好，有的人一辈子一卷书都没有写出来，而我有百篇；他人无一字传世，而我却有上万言，那你说，到底谁是贤人？所以他认为，自己不能删繁就简地节约篇幅，一定要往多里写。为此他在《超奇篇》中强调：“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当然，他在这里又加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有用的文章多多益善，其潜台词就是没用的文章还是不要多写吧。
王充撰《论衡》三十卷，明万历间何允中刻广汉魏丛书本
王充为什么强调文章要多读多写呢？他在《别通篇》中称：“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显然他强调只有海纳百川的广博，才能让人视野宽阔，并且强调，其实每一样知识都有各自的用途：“人目不见青黄曰盲，耳不闻宫商曰聋，鼻不知香臭曰痈。……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痈者也。”
王充认为只专不博就如同人的器官仅能在某些方面有所用途，不能全面地认识问题。也正因为这样，有些人认为王充只讲博而不讲专，为此，郭庆祥在《王充与论衡》一书中予以了反驳。该书引用王充《自纪篇》中的一句话来予以说明：“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因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为也。非拙也，精诚不加也。”
郭庆祥认为，这段话“就是王充也讲‘专’的明显证据。”看来，这位王充讲博的同时，也并不排斥专。他在《自纪篇》中还说过：
盖〔要〕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
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章越多越好，没价值的文章写一篇也多余。除了以上的这个观点，王充的另一个观念也在后世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那就是他对尊古之事不以为然，他在《论衡·问孔篇》中说：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时人不知难；或是，而意沉难见，时人不知问。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
王充撰《论衡》三十卷，明万历间新安程荣刻汉魏丛书本
王充在这明确的点出来，儒家的学者喜欢尊师，坚持信古，认为古代圣贤所说的话句句是真理，所以他们只学习这些圣贤的著作，而不能对此提出丝毫的质疑。王充认为这种做法近似于盲从，并不可取，因为圣贤在写文章的时候，虽然进行了谋篇布局，但也不一定篇篇都是好文章，更何况那些圣贤平时随口说出的话，怎么可能一点错都没有呢？既然这样，后世的学者们没有疑古精神，这样的盲从显然不对。如果细读圣贤的著作，就能够看到他们也有前后矛盾的地方。
正是这段言论，使得王充在后世受到了批判，因为怀疑圣贤的言论，在很多人眼中是不可接受的。比如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二《九流绪论》中说：“读王氏《论衡》，烦猥琐屑之状，溢于楮素之间。辩乎其所弗必辩，疑乎其所弗当疑，允矣，其词之费也！”胡应麟首先说，《论衡》一书写得太琐碎，最不能接受者，则是王充辩论不该辩论的问题，怀疑一些不该怀疑的观念。
而清代的钱大昕更把王充视为文人无行之流：“其答‘或人之啁’，称‘鲧恶禹圣，叟顽舜神。颜路庸固，回杰超伦。孔、墨祖愚，丘、翟圣贤’，盖自居于圣贤，而訾毁其亲。可谓有文无行，名教之罪人也！充而称孝，谁则非孝？”（《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对于《论衡》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首先肯定了该书价值，同时又说：“充书大旨详于《自纪》一篇。盖内伤时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虚伪，故发愤著书。其言多激，《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悖矣。”这段话首先解读了《论衡·自纪篇》，由此了解到王充写此书的原因，但也正因为王充有着愤世嫉俗的性格，所以他所作的《论衡》有一些偏激之语，而尤不能接受者，则是《刺孟》和《问孔》两篇，因为王充在这两篇中对孔、孟表示了质疑。
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王充在“文革”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被发掘出来，成为了唯物主义的批孔英雄，幸耶非耶，不知道王充本人作何想。
王充墓
王充的生平记载于范晔所撰的《后汉书·王充传》中，此传首先称：“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这里首先讲到了王充的出生地以及他的祖籍，而后说他在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后来他来到都城，入太学读书，老师是著名的史学大家班彪，而班彪的长子就是班固。当年王充跟班氏父子的关系还混得不错，《意林》引《抱朴子》中的话说：“班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儿必记汉事。”如此说来，王充也是名师之后。王充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但他并不认可后人对古书作出的注解。因为家里穷，无书可读，于是他就在洛阳的书店去看书，这使得他的眼界十分开阔，之后他做过几任小官，但都因为性格不合而离去。
《后汉书·王充传》又载：“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因为王充的博学，使得他感觉很多书中所写并不正确，于是他闭门著述，写出了《论衡》。然而对于该书的篇数，后世有着争论，四库馆臣认为该书原本不止八十五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然则原书实百篇余，此本八十五篇，已非其旧矣。”作出这种结论的依据，乃是王充在《自纪篇》中说过的几句话：“书虽文重，所论百种。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亦才出百，而云泰多。”刘盼遂经过一番考证，也认为《总目提要》中的结论没有问题。他在《论衡篇数残佚考》中说：“《论衡》一书，今存八十五篇，内惟《招致》一卷，有录无书，盖实存八十四篇，从未有加以异议者。惟予尝按考其实，则《论衡》篇数，应在一百以外，至今佚失实多；最少亦应有十五六篇。”刘盼遂也认为《论衡》应当在一百篇以上，至今已经遗失了十五六篇。
但也有人不同意以上的结论，比如蒋祖怡就认定《论衡》的篇数其实就是八十五篇，他在《〈论衡〉篇数考》中列举出了历代的著录，而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据我看来，《论衡》中今缺《招致》一篇是可以肯定的。《论衡》原书共八十五篇，也是可以肯定的。历代重要的著录，都肯定《论衡》原本是八十五篇。如范晔《后汉书·王充传》：‘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事文类聚》引葛洪《抱朴子》：‘著《论衡》八十五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三：‘著《论衡》八十五篇。’高似孙《子略》卷四则云：‘《论衡》，汉治中王充所论著也。书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初著书八十五篇。’其他如《隋志》《旧唐书经籍志》杂家类、《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杂家类，虽则仅载《论衡》卷数，不及篇数，但除《隋志》外，其他均作《三十卷》，与今本合。所以，《论衡》原本是八十五篇，毋庸置疑，这些记载，就是有力的证据。”
关于王充为什么要写《论衡》，除了前面《后汉书》中的那段话，王充本人也作过说明，其在《论衡·自纪篇》中说：
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夫贤圣殁而大义分，蹉跎殊趋，各自开门。通人观览，不能钉铨。遥闻传授，笔写耳取，在百岁之前。历日弥久，以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实论。
王充依然强调，因为看到了很多著作写得都不真实，所以他要写出这样一部书来，以正视听。而该书的内容可谓涉及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这正是他读书广博的因果所在吧。王充在“文革”中被视为唯物主义者的重要原因，则是他不相信鬼神。《论衡·论死篇》中说：
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
王充认为人活着就是因为有精气在，而死后，精气就消亡了，人也就化为了灰土，哪里来的鬼呢？同时他认为：
天地开辟，人皇以来，随寿而死。若中年夭亡，以亿万数。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见鬼，宜见数百千万，满堂盈庭，填塞巷路，不宜徒见一两人也。
王充又做出了这样的推论：他认为从开天辟地以来，已经死掉了亿万数不清的人数，如果这些人都变成鬼的话，那满世间都难容得下，且不管他的认定正确与否，在他的那个时代，能有这样的意识确实也超凡脱俗。
林荫古道
《论衡》一书既然涉及到了方方面面，这些方面当然也涵盖了文论观，而该书的《佚文篇》中，王充说过这样一段话：
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
对于这段话，蒋祖怡在《王充的文学理论》中称：“王充在《论衡·佚文篇》里，提到他对于‘文’的概念范围的看法，总称之为‘五文’。”而对于王充的这段“五文”，蒋祖怡作了如下的解释：“在这段话里，除掉重视论说之文，轻视说经艺之文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充对‘文’的概念范围的理解。他的所谓‘五文’，包括了经书的注解，诸子的著述，史书的写作，以及箴、铭、辞、赋、论说、奏议等，并且还包括着一个‘文德之操’。”
墓碑略显简陋
然而，郭庆祥却认为蒋祖怡的这段解释是一种误解，其在《王充与论衡》一书中说：“笔者认为，蒋祖怡把王充的‘五文’说当成‘文体论’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是由误读造成的。”郭庆祥认为蒋有着怎样的误读呢？郭首先引用了蒋祖怡在《王充的文学理论》一书中的“五文”，而后指出了这段引文的两个误处：“一是把‘文人宜尊《五经》、六艺为文’中的‘文人宜尊’这四个字去掉了，而这四个字对于理解王充的‘五文’说是很关键的，是绝对不可去掉的；二是‘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的‘也’字右下角的标点符号有误，本应是句号而改用了分号。正是这种误读产生了误解，以致导致思路的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