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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的都城金陵被攻陷时，梁元帝将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付之一炬。“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梁元帝是非常喜欢读书的人，从他写的文章来看，文辞华丽，用典丰富，非博闻强识、读书万卷的人是做不到的。但他为什么最终恨恨地讲出了“读书无用论”，还烧掉了很多珍贵的典籍呢？当时的梁朝内忧外患，国家处于危难之中，而梁元帝只专心于读书，“义不能振，机不能乘”，结果导致亡国。所以很多人认为这就是“读书亡国”。
梁元帝
但王船山指出，“书何负于帝哉！”书有什么对不起你的？！梁元帝不顾一切的沉迷读书，这与沉迷赌博酒色的人又有什么区别？除了梁元帝，还有另外一种读书人，以宋末元初的所谓名儒为代表，这些人都学朱熹的格物之说，但又不去思考格物是为了什么，结果他们做什么呢？用买椟还珠来形容十分贴切。读五经时，数数孟子有多少个字，当做知识记下来，读朱熹的四书章句时，关注的是句子之间声韵呼应之处，单纯进行模仿。然后还不自知，“自以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为专而傲人之散，自以为勤而傲人之惰”，其实毫无用处，就像孔乙己。这些人读书都陷入了“迷”的状态。
王船山
那读书应当如何呢？王船山提出“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主要就是两方面：第一，大义，典籍的原则性立场、主要目的。如孔子著春秋就是喻褒贬，“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为以后的君主人臣确定行为规范，大学就是为了确定为学之路径。这是读书首先要确认的事项。第二，微言。这是儒家著述的传统，也是传自孔子，讲究微言大义。第一点的“大义”就是通过“微言”体现的，喻褒贬并不是作者直接评价，比如孔子直接在书中说明应该赞扬谁批判谁，而是通过行文及表述词句的选择来体现作者的意图。如非常有名的一篇“郑伯克段于鄢”。段是郑庄公的弟弟，不说“弟”而说“段”是因为段的行为不是弟弟应当做的；这两个人的战争就像两个国家的君主，所以说“克”，郑庄公所作所为也不像哥哥，也就是“伯”的行为，但依然称呼郑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作为哥哥没有尽到对弟弟引导的义务。读书能看出微言中的精义，吸收到自己的学识中，才算是读懂了书。读书能学到这两点就算是到位了。
读书的歧途，除了没读懂外，更可怕的是另外一种，读偏了。如汉代的儒生以公羊传“立子以贵”的说法支持汉光武帝废掉皇太子刘疆，另立刘庄为皇太子，只因为刘庄的母亲是皇后。这违反了儒家倡导的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儒家所讲的大伦。还有王安石引用周礼中的一些说法为自己推行青苗法找依据。以上还属于经的部分，经中事例不算太多都被误读，那么记录很多史实的“史”更加难以逃脱被误读、利用的命运了。王船山举了很多例子。读到汉高祖刘邦诛杀韩信、彭越后国家不再动荡，于是就可以安心的杀戮功臣贤者；读到汉光武帝换了太子后国本安定下来，于是没有良知的人可以以此为例满足自己的私心；读到丙吉作为三公看到有人群殴打人致死而不管（丙吉原意是各有职守，群殴致死有长安令，三公负责国家大事），于是开始心安理得的荒废政事。这与现代人从史学典籍中学习各种机巧和害人之术还真是相似的很。
最后王船山提出“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也就是说没有高明的见识，认识不到典籍的大义，自己读书又斟酌不出书中的精义，那读书万卷，只能让你更加迷惑，还不如不学无术的人还保留了一点原始的朴实之心。
朱熹
当然，这种说法稍显偏激了，只要以一颗求知的心去老实读书还是会有收获的。王船山如此表达是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的。明代的儒学以朱熹的理学为标杆，人们空谈心性，虽然有王阳明心学的兴起，但官方并不认可。所以在明朝国家危难时，这些儒生毫无办法，只落得“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于国家毫无用处。王船山有感于此，才发此激愤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