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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死劫
公元1006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在遥远的西域，一个名叫于阗[tián]的国家，被新兴的喀喇汗国给灭掉了。
说这件事不大，是因为被灭掉的于阗国，虽然在西域排得上号，但说到底还是一个小国。它的灭亡实在没法跟哪个古代王朝的灭亡相提并论。
说这件事不小，是因为于阗国信佛，而灭掉于阗国的喀喇汗国信伊斯兰。
想当年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时候，西域是万佛之国。而随着于阗在宗教战争中败北，西域在新霸主的统治下开始了伊斯兰化，原有的佛教则遭遇了毁灭性打击。
许多于阗的亡国者向东逃难，来到了与于阗毗邻、又有姻亲关系的归义军。他们带来伊斯兰教东进的消息，让归义军首府沙州的众多佛教僧众不寒而栗：这甚至比信佛的西夏人从东边攻过来还要可怕。
莫高窟第96窟：于阗国君李圣天
为了躲避这场可能到来的文化浩劫，沙州三界寺的僧众们决定，将珍贵的佛教典籍、经卷、绢画，连同许多于阗文化精品，一并封存。
封存的地点，选在了沙州以东的三危山。在这座沙漠与戈壁交界的荒山上，自十六国时期开始，万千佛教石窟便陆续被开凿出来。
三界寺的僧众选了其中一窟，在窟壁上又开凿了一个小洞，将数以万计的文化瑰宝放了进去，然后小心地修复窟壁，又画上壁画作掩饰。
所幸，喀喇汗国没有攻过来。这个新兴的伊斯兰政权在攻灭于阗之后没多久便陷入分裂，丧失了继续东进的实力。而东边信佛的西夏人，最终打了过来，取代了归义军成为这片土地的统治者。
归义军虽然不在了，但这片土地上的佛教文化到底是免除了灭顶之灾。
西夏统治时期，三危山上的石窟修建没有停止，新修的窟数量达100个之多。后来，人们称之为“莫高窟”。而随着战乱止息、丝绸之路恢复，沙州，这个在今天被称为“敦煌”的地方，得益于党项人的治理再一次车水马龙。
繁荣之下，有关那场文化浩劫的危机渐渐被人遗忘。那个藏了无数珍宝的小洞，竟也随着当事人的去世，成为历史的秘密，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不为人知。
直到九百年后，一个道士让这一切重见天日。
2. 生劫
这位道士姓王，真名叫什么，没有人知道。
1850年，王道士出生在湖北麻城。虽然年少时读过几年书，但随着咸丰年间的大旱，王道士的命运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逃荒的求生之路。
后来，他辗转投到了肃州（酒泉）巡防军，当了兵。退伍后，他出了家，成了一名修仙的道士。大概在五十岁左右的时候，王道士来到了敦煌，搬进了莫高窟。
一个道士，是如何住进佛窟，成为佛窟的代管人的？这其中的原因，如王道士的真名一样无人知晓。但不管怎么说，“道士住佛窟”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的。
王道士心里也很明白这一点。于是安定下来不久后，他便着手开始改造佛窟，希望它至少在内容上，像一座道观。
就这样，王道士辛苦化缘，然后将化来的钱财奉献给自己的信仰。
他请人像先人那样，把洞窟的壁画涂抹，只不过不再画上佛教题材的壁画；他把窟里的佛像请走，换上道教的灵官；他把一些窟里的隔墙打通，以便往来。
作为一个生活在19世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王道士的脑壳里当然不会有“文物”“文物保护”这样的概念。他只遵循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喜好，对眼前的环境进行改造，使之“合乎情理”。
一个道士主宰了佛窟的命运
在王道士和他的雇工的辛苦努力下，佛窟一天一天朝着道观的样子转变。忽然一日，在清理完一个洞窟前多年堆积的沙子之后，一个杨姓伙计发现这个窟甬道北壁的壁画后可能有洞。
当晚，王道士与杨伙计一起击破墙壁，发现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打破泥块后，发现是一个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摆放得极为整齐。每一个白布包裹着经书十卷……
昏暗的灯火下，王道士一脸茫然。
这一天，是1900年6月22日。而在前一天，远在北京的慈禧老佛爷，下诏对“彼等”列强“宣战”。
九百年前，三界寺的僧众们所藏的珍宝的藏经洞，就在这样的时机，被一个道士和一个伙计发现了。
3. 乱劫
王道士到底是读过一点书的人。面对这海量的经卷，他粗略地翻看了一下，便觉得这些东西不一般。
那一夜，不知道王道士有没有失眠。他俨然将这些宝贝视作自己的“私产”：
有了这些宝贝，用它们去打点一下达官显贵，整修道观的功德钱不就容易到手了吗？
王道士马上开始行动起来。他粗略翻看经卷，将其中“写得不错”的几卷拿出来，送给附近的官绅和过往的士大夫。
后来，王道士干脆搞了一大箱经卷，亲自送到酒泉给道台廷栋看。廷栋随手翻了下，竟觉得里面的书法写得不如自己好，不把经卷当回事。
王道士大失所望。
1902年，王道士的湖北老乡汪宗翰出任敦煌县长。王道士一见老乡来了，便特意挑了一些上佳的经卷、绢画送去。
次年，著名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就任甘肃学台。陆续有一些官员便把王道士送给自己的经卷、绢画等，转送给叶昌炽“打点关系”。汪宗翰便送了《水月观音像》《大般涅槃经》。
叶昌炽（1849-1917），中国人离保护敦煌经卷最近的一次
叶昌炽是行家，当即判定这些敦煌经卷的学术价值。汪宗翰主张将藏经洞内的珍宝运到省城兰州妥善保管，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04年，上面才回话说“原地封存”，仍交王道士保管。
稀世珍宝的命运，就这样被确信无疑地交到了王道士的手上。
王道士当然没有对这些珍宝“原地封存”。
他继续拿这些经卷送人，换取功德钱，换取改修道观的支持。
在1907年之前，不知有多少敦煌经卷，作为王道士的礼品，被送给来往客商和达官显贵。而官府对此，竟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完全没有关心，更不会有实地的考察和保护。
直到有一天，“洋人”来了。
4. 盗劫
1907年3月，一个英国探险家带着他的小队，在一个名叫蒋孝琬的中国向导带领下，来到了敦煌。在路上，他已经听闻敦煌这里出了经卷。此次赶来就是为了一探究竟。
然而很不巧，他来的时候，这些经卷的“主人”王道士，外出化缘了。
不过他并不着急，在敦煌停留了两个月，安心地等王道士化缘归来。
他的名字，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
斯坦因（1862-1943），犹太人，原籍匈牙利
5月，王道士终于回来了。出于对“洋人”的忌惮，王道士怀疑斯坦因一行不怀好意：
“是不是要来抢我的经卷？”
但在中国向导蒋孝琬的说明下，王道士卸下了心里的包袱，从开始的防备、抵触，到渐渐接受。他拿了几卷经书给斯坦因看，就像往常送给达官显贵换取功德钱那样。
斯坦因看后，惊呆了。
他不会讲汉语，而被他称为“师爷”的中国向导蒋孝琬，只会讲家乡湖南方言，也不会讲英语。所幸俩人都懂一点维语。于是斯坦因便用维语向蒋师爷说明原委，蒋师爷听明白后，再用湖南方言跟王道士周旋。
在蒋师爷的口中，斯坦因成为像唐玄奘一样的取经者，不远万里来到敦煌，就为了一睹“真经”真容。这让王道士听了大为感慨。
蒋师爷还说，愿意付出一笔钱，来作为取经的费用。这正中王道士下怀。
于是在蒋师爷的鼎力相助下，东方道士与西方玄奘一来二往，很快就谈妥了：
斯坦因以四块马蹄银，合200两银子的价格，交换了1050个装汉文经卷的包裹，每一个包裹平均有12本经卷。此外，还有80个装藏文经卷的包裹，以及梵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用各种文字作成的绢画、丝织品、文书等：
数不胜数！
王道士对这笔交易很满意，毕竟能一下子入手200两银子，这种“好运”不是什么时候都能交到的。
斯坦因对这笔交易也很满意，虽然身上的钱财几乎散尽，但在这位探险家、考古学家、东方学者眼里，他以200两银子换来的东西，在未来任何一个时期都将是无价之宝。
对蒋师爷的大力协助，斯坦因非常感激。作为对他的感谢，斯坦因以两块金表相赠。
“蒋师爷”蒋孝琬，斯坦因摄
蒋师爷对促成这笔交易也感到十分骄傲。临终前，蒋孝琬对儿子口述遗嘱，他说道：
“我受雇于大英国政府凡17年，虽不敢说有功，但也算兢兢业业，克尽职守……”
他要求自己的儿子，务必将自己的死讯转告斯坦因，以求“大英国政府予以怜悯，拨出补助金”，以此还清债务并还葬乡里。
他还叮嘱自己的儿子要好好保管那两块金表：
“那是纪念物，纪念的是我做出的有价值的贡献。”
5. 殇劫
与斯坦因一样，对中国西部这片古老土地充满好奇的各国探险家，接踵而至。
紧随斯坦因脚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
伯希和（1878-1945），在藏经洞
与斯坦因不同，伯希和不仅通晓汉语，而且对汉学也有深入的研究。在20世纪早期的国际汉学界，说伯希和是领军人物一点都不过分。
然而即使是学术上的领军人物，却也难逃利益的诱惑。面对这敦煌经卷无价之宝，伯希和跟斯坦因一样，通过哄骗王道士，赚得体满钵满。
借着会说汉语的优势，伯希和几乎没遇到王道士什么抵抗就轻松地获准进入藏经洞——王道士的私人领地——进行经卷的阅读和选取。
凭借着高深的学术功底，伯希和虽然来得晚，但所选经卷的价值件件不输斯坦因。
为这些经卷，伯希和出了500两银子。王道士脸上乐开了花。
1909年，已将大部分所购敦煌经卷运回国的伯希和，前往北京购书，不想京城一片“敦煌得宝之风声藉藉传播”。通过伯希和随身携带的《沙州图经》残卷，中国“懂行的人”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敦煌出了这么多宝贝！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端方“闻之扼腕”，当即向伯希和表示愿意购回一部分。伯希和拒绝。端方只得恳请伯希和“他日以精印本寄与”，并说：
“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
在端方，以及学者罗振玉等人的呼吁下，清政府开始抢救残余的敦煌经卷。
1910年，清政府下令，出钱将所余敦煌经卷悉数购买，运到北京收藏。学部特批资金6000两。
按照这样的设想，王道士铁定要发财了，剩余的敦煌经卷也可以得到妥善的保存。然而这终究只能是个设想：
6000两银子到了敦煌，大部分被拿去修孔庙和城墙，到王道士手上的，居然只有区区300两“香火费”。
王道士感到被羞辱。
王道士（1850-1931）
心有不甘的王道士，把相当一部分“书法严整”的经卷偷偷藏了起来，余下那些他不喜欢的，则上交给清政府。
而在经卷运送到北京的途中，沿途官员竟然层层抽水，几乎每到一处都要少一部分，到北京的时候零零散散，残破不堪。
多年之后，当中国学者看到伯希和整理的敦煌经卷时，也不得不惭愧感叹：留存文物遭劫更甚，反不如法国保管之善。
陈垣编写《敦煌劫余录》，陈寅恪作序，慨然道：
“敦煌者, 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对此，王道士心里自然无感。他只对经卷上的书法有感觉。而那些被他留下的经卷，后来又陆续卖给了俄国人、日本人。
就这样，在后来的商业流转中，敦煌经卷散佚到多个文化大国的博物馆。偏偏中国自留的那些，是最令人可怜的一部分。
6. 人劫
1935年，时年36岁的中国学者向达，远赴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这部分敦煌经卷，正是当年斯坦因从王道士处购买，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珍品。
然而向达此行非常不顺利。
英国的汉学研究在当时十分落后：虽然斯坦因千里迢迢把敦煌经卷搞回去，但在英国国内竟无人能对此展开深入研究，包括斯坦因本人，也无法因之做出什么像样的学术成果。
但如今面对中国学者的到来，拿不出什么学术成果的英国人，只能拿出他们的傲慢：
包括之前到英国的浦江清、张荫麟等中国学者，都如向达一样，在英国人的阻挠下无法自由地对经卷展开研究。
不得已，大家只能把经卷抄下来，再带回国内。
向达先生（1900-1966）
1938年，向达带着抄录的几百万字的敦煌资料，回到中国。
在战火滔天中，“敦煌学”回来了。
1931年，王道士去世，他的弟子在莫高窟外给他立了一座道士塔。时至今日，前往莫高窟参观的游客，还可以看到这座塔。
回想这敦煌经卷的命运，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盗购是野蛮的，然而王道士的愚昧，又何尝不是一种野蛮？
廷栋、汪宗翰、叶昌炽等人的漠视、不作为，又何尝不是一种愚昧？
敦煌经卷，躲过了中世纪宗教战争的侵袭，躲过了时光的侵蚀，却在近现代曙光来临的20世纪初遭此劫难。
谁该为这野蛮埋单？谁又该为那愚昧埋单？
1966年，风暴之中，向达死了。而劫后余生的莫高窟和那些残留的敦煌经卷，竟被保护了下来，没有遭到破坏。
一同保护下来的，还有那座屹立在莫高窟外道士塔，空对风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