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1619-1692)，汉族，字而农，号姜斋，生于衡州(今衡阳市雁峰区)，明末清初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兼美学家。

他是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与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座、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中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晚年隐居衡阳市西渡区金兰镇石船山附近，修筑了土房子名叫观生居，早上晚间都关着门，僻居荒野发愤著书，其全部著作生前都未刊布，学者称他为船山先生。其学识极其渊博，举凡经学、子学、史学、文学、政法、伦理等各门学术，造诣无不精深，天文、历数、医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亦旁涉兼通，且留心当时传入的“西学”。

他的著述存世的约有73种，401卷，散佚的约有20种。重要的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

王夫之与湖湘文化

狂 狷

湖湘士人的这种狂狷型精神气质可以追溯到屈原、周敦颐，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人生遭遇不同，其气质性格、文化禀赋不同，但是却均具有狂狷型精神气质的一面。在王船山看来，狂狷并不是偏离“中行”的文化人格，而是在实现“中行”过程中的尚未达到“极至”的一种状态。

即如他所说:“同此一圣道，而各因其力之所可为而为之，不更求进，便是狂、狷;做得恰好，恰合于天地至诚之道，一实不歉，便是中行。” 王船山从正面意义上充分肯定了狂狷型人格类型的可能性，这对后来湖湘士人形成、拓展狂狷型精神气质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狂狷型人格不同于狂者，当其逞现狂者精神一面时又时时不忘“有所不为”的狷者气质;但他又不同于狷者，当其表达狷者气质时又有积极进取的追求。，他的《遣怀》诗写道:“人间口耳聪无权，对影忘言且问天。

担 当

身处“天崩地解”、故国败亡的明清之际，王船山以天下为己任，强调士人应担负起匡维世教、救君之失的社会责任，经世致用，参变知常，不丧所依，集中地凸显出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这种责任意识不仅在历史上发挥着激浊扬清的积极作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湖湘儿女为国为民艰苦拼博，而且亦启示当代学人脚踏实地，承担起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

王船山的担当精神主要体现在：第一，匡维世教，厘正学风。王船山指出：“唯君相可以造命，岂非君相而无与于命乎？修身以俟命，慎动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士人应当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努力进行自我修养和提升，静以待时，即使是“一介之士”，也必然能够“莫不有造”，有所作为。进而指出“待一人以安危，而一人又待天下以兴废者也。

第二，读书穷理，经世致用。宋元之世，读书不联系实际的儒生同样是读书误国之人。船山认为，似这般读法，虽“读书万卷，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船山倡导通经致用，并非只是局限于对某部儒经进行断章取义的简单应用，而是要人们全面地把握儒家经典的精蕴，以促进人伦秩序的恢复和理想道德人格的养成。

“生民之生死”的政治伦理诉求

船山并不是在抽象或形而上层面谈论“通义”，而是具象地指出“古今之通义”的两层内涵:一是“生民之生死，公也”;二是“古今夷夏之通义”。此二者归根结底是指“生民之生死”。船山明确地指出“生民之生死”、“族类之存亡”就是处于“义”之顶端的“通义”，一切政治行为或政治政策都要以“生民之生死”为圭臬，而一切政治正义在“生民”与“族类”的存亡面前都是私义或私利。这样，王船山确定了其“以民生为公义”的政治伦理诉求，即一切政治都应该把老百姓的利益当作最高利益，把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当作“公义”，这也是船山理想政治之图谱。

“严以治吏”之吏治观

船山亲眼目睹明朝灭亡的惨痛经历，深刻认识到，官吏在国家治理和稳定社会当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才者，大臣之以固国之根本者也，”所以他主张对于官吏的治理始终要坚持“从严从紧”的原则，正所谓“宽之为失，非民之害，驭吏以宽，而民之残也乃甚。……严者，治吏之经也”。 船山主张从选拔官员、奖赏功臣、惩罚贪腐等方面从严治吏，只有做到“严以治吏”，才能实现“宽以养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