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剧中，有很多外国人生活在长安，这是艺术夸张，还是历史真实的再现？应该说这是历史真实的再现。

据资料介绍，唐朝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王国维《读史》诗云：“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祆寺建波斯，远人都有如归乐，此是唐家全盛时。”之所以会出现外国人云集盛唐大城市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

大唐是一个胸襟博大、开放兼容的国度

早在唐太宗时，大唐就确定了西向政策。唐太宗是汉族与鲜卑族的混血种，既有草原民族尚武的品格，又有农耕民族重文的传统。在他的内心既涌动着英雄豪情，又飘逸着诗情画意。这使得他具有巨大的文化心理优势和理性的开放思维。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对于唐太宗大量吸纳胡人的西向政策，朝廷重臣进行过一次讨论。中书令温彦博主张：“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而秘书监魏征认为：“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凉州都督李大亮上疏曰：“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俘之于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靡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 唐太宗坚持自己的主张，“自幽州至灵州，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贞观政要·安边·第三十六》）他曾用金帛从突厥赎回汉人8万口，到贞观三年，流落到塞外后回归的汉人和自动移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人数多达120万人。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大唐始终坚持的西向政策。鲁迅说唐室大有胡气，根源在于大唐的西向政策，促成了胡汉杂居，和平相处，血脉相融。

大唐统治者对一切美好事物都有一种吸纳、呈示和保护的欢乐，不管它们来自何方。对于一时不能辨别的美好还是不美好的事物，也给予存在的权利。罗马的医术、拜占庭的建筑、阿拉伯的面食、西域各地的音乐舞蹈，都大受唐朝人欢迎。朝廷的鸿胪寺等机构，专门掌管对外事宜，为来唐的外国使节提供食物、翻译、医疗、丧葬、赐物、封官等优惠。外国的留学生、商人、外交官、宗教人士、学者、药师、画家、乐师、杂技魔术师随处可见，几乎不存在任何歧视。一些外国人在大唐建宅买田，娶唐女为妻，子孙相承，滞留于唐，多者数十年，有的甚至终老于唐。

大唐对文化交流、人才流动，包容而不阻斥。唐太宗曾大量征召全国名儒学者为学官，并多次亲临国子监，让他们讲论古代经典，学生中如有能够通晓《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的一种或更多的均得补为官员。又扩建学舍一千二百间，增加学生满二千二百六十人，连屯营飞骑，也派去博士，给他们传受经典，有能通晓经义的，便可入贡举。于是，全国各地学生云集长安，甚至高句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首领也派他们的子弟入国子监学习，一时间就读学生达八千多人。

到唐玄宗时，在大唐的长安，人们不分种族、国籍，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都可能在朝为官，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这在古老的封建社会是惊世骇俗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很难想象公务员考试会允许外国留学生参加。日本多次派遣由大使、副使、录事、翻译、医师、画师、阴阳师、史生、工匠、新乐师等组成的学习考察团，少则二百人，多则五六百人，乘船到唐朝赴长安学习唐文化。新罗不仅在唐朝的留学生最多，而且出口到唐朝的物产也最多。唐朝周边掀起的学习唐文化的高潮，为东亚地区华夏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大唐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繁荣与发展，丰富了世界文明。对文化交流，人才流动，包容而不阻斥，排污而不排外，扶持而不压制，大唐统治者活得强健自信而又从容不迫。

开放与流动，促进了大唐日益强盛，以至于漫长的封建社会结束后若干年的中国仍自愧弗如。1956年5月，周恩来总理会见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代表团时感慨地说：“作为六亿人口的国家，我们对世界的贡献还很小。比起我们的祖先来，我们做得还很差。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中国唐朝的首都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曾有十几万外国的居民。现在如果有一万外国的朋友同时来北京旅行，我们的房子就很成问题。所以，我们要做的和应该做的事情是太多了，而我们现在的力量是太小了。”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大唐是一个秩序良好、充满活力的国度

唐初统治者采取“抚民以静”“劝课农桑”“不夺农时”“与民休息”的政策，推行一系列发展农业、改善民生的措施，如裁汰冗员，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实行租庸调法，轻徭薄赋，增殖人口，兴修水利，建立仓储制度等，使隋唐之际残破不堪的农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史书记载，大唐“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於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於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这是一幅国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社会清明、五谷丰登、和睦友善、安定有序的瑰丽画卷。

大唐已出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趋向。自由的真谛不在于不受束缚，而在于社会主体能够自主地作出决定。在大唐宗教信仰自由，一个人可以信奉儒教、信奉道教、信奉佛教，也可以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甚至也可以同时信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宗教，与其避开车马喧嚣，不如在心中修篱种菊，人们把安身立命的境界寄托于宗教，疏瀹五内，澡雪精神，使生活更加恬静，充满善意。

朝廷守成以文，设官兴学，尊崇儒术，兼修实业，文教事业兴盛。文人士子心如泉涌，意如飘风，或感情激越，雄辩滔滔，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或吟诗作画，包蕴万象。凡在朝之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国家机器生机勃勃。

国家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科技人才解放思想，潜心发明，埋首创造，突破禁区，在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地理、医药、水利、建筑、物理、化学、陶瓷、冶炼、印刷、造纸、纺织、造船等科技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果，推动了人类社会加速发展。盛唐，安农乐商各得其所，从军出使人皆向往，德力动静并行不害，人们心灵的开放度和精神的自由度前所未有。

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人性解放、社会解放的程度决定于妇女解放的程度。唐太宗令寡妇再嫁，突破了正统妇女贞节观的限制，挖掘了妇女在人类自身繁衍、发展生产等方面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使其本原性得以充分的复苏。唐律规定：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经建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长者算违律。妇女自主择偶也得到了社会的理解。在开放的国度，女性较少受封建礼教束缚，思想较为开放，行为较为自由。

杜甫的《丽人行》写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唐女子已走出深阁幽院，融入社会生活。崔颢的《长干行》写道：君家在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唐女子落落大方，全无羞涩忸怩之态。她们自信自强，已从过去全身障蔽、面网垂颈的状态中走出，靓装露髻地出现在盛唐的人生舞台上，涌现出不少诗人、音乐家、舞蹈家、书法家等，在中国妇女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章。

唐代女性穿着服饰的变化是女性解放的外在表现，唐代女性时尚的主要潮流是：由样式遮蔽而趋暴露，由花纹、妆饰简单趋于复杂，服装风格由简朴趋于奢华，由清秀而趋丰韵。以虚帽、翻领、窄小襟袖、条纹裤和软锦靴为特征的胡服，是盛唐男女竞穿的时髦款式。晚唐时期阿拉伯商人根据亲见亲闻记录而成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写到：“中国居民无论贵贱，无论冬夏，都穿丝绸。”“女人的头发露在外面，几个梳子同时插在头上，有时一个女人头上，可多达二十个象牙或别种材料做的梳子。”今存的盛唐墓壁画、唐三彩俑、唐诗和文献记载中，都有大量出土文物和文字数据可证。

盛唐，人们向往个体生命的丰盈圆融，人性、人道、人权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自然舒展和张扬，情感、智慧、创造力空前迸发，立德、立言、立功千古不朽。

大唐是一个多姿多彩、欢乐祥和的国度

盛唐华夷和汉蕃的习俗风尚交融同化，社会生活开放多姿，流光溢彩。民间节日盛况空前：万户皆集会，百戏尽前来。月下多游骑，灯前绕丽人。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龙舟竞渡热烈欢腾：两岸罗衣破晕香，银钗照日如霜刃。雷奔电逝三千儿，彩舟画橄射初晖。喧江雷鼓鳞甲动，三十六龙衔浪飞。寒食踏青万人空巷：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两初晴。奇装异服新潮摩登：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秃襟小袖调鹦鹉，紫绣麻缎踏哮虎。胡姬酒肆少年沉醉：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品茗抒怀兴致盎然：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商贾如云互市兴旺：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长安。宫廷草堂燕乐胡舞，春光无限，听雨品茗，优哉游哉，蹴鞠竞技，其乐融融。

盛唐，诸国臣服的威仪，海纳百川的气度，国家至上的观念，独领风骚的文艺，美轮美奂的长安，色泽艳丽的彩陶，温润细腻的白玉，沉香氤氲的茶庄，沸反盈天的酒肆，晨钟暮鼓的古刹，阔气端庄的唐装，丰腴富态的丽人，安逸和谐的生活，让慕名而来的外国人感叹道：“死也要死在唐朝！”

大约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日本著名作家、政治和宗教活动家池田大作在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兴致勃勃谈论华夏文明时，突发奇想，问汤因比：“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汤因比回答道：“若是会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会选择唐代。”池田大作又代汤因比说道：“你首选的居住地，必定是长安了。”天地万物逆旅，光阴百代过客，但千古未变的是人心所向，故而盛唐的外国人与现代的历史学家会选择卜居大唐长安。

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的差异时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唐代的这种对异族文化和外域文化的大规模采撷、吸收，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堪称典范。古往今来那些排外的民族主义者主要担心是外来的价值系统改变自己传统的价值系统，但盛唐统治者并不担忧，相反他们认为，铁石相击，必有火花，水气相荡，乃生长虹，多元文化的交流、对话，相互接纳、融合，会使中国文化更丰富、更完整、更先进。这是何等的开放与自信！当然，唐代文化在汲取外来文化之时，始终没有放弃、否定或怀疑固有文化，相反，本土文化始终是唐代文化的基础与核心。

事实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提纯的文化一定是衰弱的，唐代因文化的不提纯而强大。“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正因为盛唐的帝王们有如此博大的胸怀、洞察世事的睿智，唐代文化，不仅在诗歌，而且在书画、音乐、舞蹈、散文、宗教、思想方面，均达到发展的高峰，极一时之盛，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国家生活也发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深刻变化。

唐代文化奔放恢弘、敦厚丰腴而富丽堂皇，唐之后中国本位文化日趋强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一个缺少鲜活因子注入而气度日益狭小的文化，难有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精神动力和物质力量。